万毅忠的博客

对很多中国电影观众来说，提到杨亚洲，可能就会想起大牌主持人倪萍，因为他们是夫妻。但对于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创办人及主席洛赛克来说，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杨亚洲导演的电影透出中国电影里稀有的人文因素，使他近年来的每一部作品都受到蒙特利尔的青睐，用杨亚洲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蒙特利尔带给我幸运，因为我对电影的偏爱与电影节的宗旨对味”。 杨亚洲是中国电影业中既不受政府青睐，又无商业票房的另类导演。他的另类还体现在他对中国电影主流风格的摒弃，因为如果他真的要追求前述二者的话，他的能力绰绰有余。杨亚洲曾两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一次政府华表奖，在电视剧方面，他获得过飞天奖和金鹰奖，是中国至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双栖导演。然而在当今中国，他正以一种分裂状态从事创作：以拍电视剧赚钱，同时在不赚钱的电影创作中表达自己的理念。他相信“在中国市场叫座的电影，在国际影坛肯定不受好评”，而在电影创作中“赚钱不能丢脸”。 杨亚洲还相信，中国电影要达到世界高水平，道路还相当遥远。 ---- 福地蒙特利尔 1998 年，杨亚洲拍摄了自己第一部故事片《没事偷着乐》，这部由冯巩主演的电影又叫做《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十多年前，第一次来到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杨亚洲还只是来参展。 2003 年，他又携着由倪萍主演、在国内获得金鸡和华表奖的《美丽的大脚》来扣蒙特利尔电影节的大门。 杨亚洲第一次入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是在 2006 年，《雪花儿那个飘》获得第 30 届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主角倪萍获最佳女主角奖。 2012 年，杨亚洲携着《最长的拥抱》第二次入围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最佳创意奖。 2013 年，带着《哺乳期的女人》来到蒙特利尔的杨亚洲，已经是第三次入围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杨亚洲与蒙特利尔电影节的缘分来自于他影片中深厚的人文关怀。 2006 年，他聚焦民工的电影《泥鳅也是鱼》参赛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却一无斩获，令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席洛赛克深感遗憾，认为杨亚洲如果携泥鳅一片来蒙特利尔，可能会成为最佳导演奖的有力角逐者。但因为东京电影节与蒙特利尔电影节同属国际 A 类电影节，每一部电影只能有一次参赛机会。 此后，杨亚洲成为洛赛克的重点关注对象，平时保持联系，询问拍片情况，生怕稍不留神杨亚洲的新片又会去了别地。对此，杨亚洲直...

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大学生小贩在突尼斯自焚引发了阿拉伯之春，令中东的独裁政权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塌。 过渡时期的混乱充满暴力，令阿拉伯人陷入恐慌，也给北京一个敲打人民的新借口。 独裁时期的精神恐惧滑向了专制解体后的肉体恐惧，如何尽可能缩短这一过程，是中东人正在经历，中国人将要经历的历史阶段。 2011年秋天，突尼斯举行了首次民选，受西方影响的民主派和传统的穆斯林派政党竞相走上街头，争取重新寻找平衡过程中的民众。 无论这些参选政党的政见有多大分歧，但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被推翻了的独裁政权，他们联手从事的，正是使独裁不再回到突尼斯。 他们手中共同的利器，是民主政治中的投票制度，因为只有票选，才能平衡社会，使之和谐和平。 突尼斯导演Jaime Otero 以纪录片《a common enemy》记录了这次选举，并让世人看到了票选在突尼斯的神奇效力。

1983年，智利政局动荡，针对皮诺切特军事政府的街头抗议频发。 军政府利用智利人民对天主教的虔诚，找来一个名叫米开朗琪罗的街头流浪儿，让他声称可以看到圣母玛利亚并与之对话，一夜间，米开朗琪罗成为先知，成千上万的人前往他所在的ñablanca朝圣。 军政府则在远处布下军车阵，向天空发射造云弹，制造圣母玛利亚显灵的假象。同时米开朗琪罗谎称圣母玛利亚要大家信任军政府，因为它是人民的好政府。 独立于军政府之外的天主教会派人秘密调查此事，认定事件背后不是有天使就是有魔鬼，最后真相大白。 这一当今政治利用宗教的实例，由40岁的智利导演Esteban Larraín搬上银幕（La Pasión de Michelangelo），事发时他只有十岁，但被当局利用的可怜少年米开朗琪罗的形象一直存留在他的脑子里。

                             49岁的流亡藏人内政部长Dolma Gyari Drawu 在印度频发的轮奸案也竟然入侵了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区，两名流亡藏人Nyima Tai 和Choephel 8月20日在南部定居点芒高特（Mungod）用巧克力诱骗并轮奸了一名五岁的藏人女孩Tsering Dolma。8月26日，震怒的西藏流亡政府称之为“万恶不赦”，并要求各定居点在此类案件发生后，立即向印度执法部门报案。 23日的流亡藏人《回家网》报道说，受害人父亲曾考虑向印度警方报案，但顾虑到可能会影响流亡藏人及达赖喇嘛尊者的声望而打消了念头，后来只是由定居点领导、当地的流亡藏人议会和受害人家长协商解决。 25日，流亡藏人内政部长 Dolma Gyari已赶到芒高特处理此事。

8月25日的《印度时报》透露：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官员正为达赖喇嘛可能迁居南部卡纳塔克邦（Karnataka）而感到头痛，因为达赖喇嘛成功地使喜马偕尔成为国际人士向往的胜地，他的离去会大大减少到来国际游客的数量。 由记者S Gopal Puri采写的报道称：很明显78岁的达赖喇嘛有意迁居流亡藏人在印度南部的定居点，与他目前定居的达兰萨拉来比，南部定居点更加地域辽阔，社区组织得更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达兰萨拉将会成为他暂居的行宫。 这位记者观察到，达赖喇嘛已经把大部分的讲经活动迁来南部，这些讲经活动通常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在南部定居点迈索尔（Mysore），达赖喇嘛也有了自己的官邸。 尽管如此，达赖喇嘛并没有公开表示会迁居南部。 不过就有流亡藏人解释了达赖喇嘛为何把讲经活动迁往南部，是因为狭小的达兰萨拉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失：如果讲经活动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3000名信徒，达兰萨拉的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但这里的行政当局显然没关注到这一点。  S Gopal Puri向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Tenzin Takla求证，获知达赖喇嘛早已在迈索尔有了官邸。

福布斯网站（http://www.forbes.com/）8月25日刊登文章，题为《隐藏的日程：中国的腐败文化如何威胁美国主权》 全文如下 Hidden Agenda: How China's Culture Of Corruption Threatens U.S. Sovereignty ----Eamonn Fingleton（ Irish journalist and author） “Marry in haste, repent at leisure.” The old adage accurately sums up what an epochal far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of it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China. As recent reports of China’s culture of graft make clear,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systems are not exactly compatible. Whereas America strives to stamp out corruption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uccess, of course), corruption in China is not only considered a fact of life but in some ways is actually encourag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ll this is lost on America’s culturally blind mainstream media but for anyone who knows East Asia it is obvious. The Confucian model of authoritarian control works by a principle I call “selective enforcement.” The idea is that while a lot of things are nominally illegal, within accepted l...

8 月 22 日 在山东济南开庭审理的薄熙来贪污受贿及滥用职权案，在加拿大主流社会引起关注。在薄熙来出庭前不到 24 小时，原加拿大广播公司驻北京首席记者、现居住在北京的独立制片人白龙（ Patrick Brown ）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发出专稿，指周四上演的对薄熙来的审判无疑是一出精心编排的闹剧，以贪腐罪名审判薄熙来考验着中国的红色贵族，对个个腰缠万贯的他们来讲，在互联网带来的越来越透明的信息时代里，没有人是安全的。 白龙认为面对棘手的薄熙来案，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就像是围坐在一起的黑手党大佬们，在对有着忠诚和沉默法则时代的怀念中，不得不面对着这样的现实，那就是他们不再拥有对公共信息的完全掌控。不可想象在过去的时代里，中国人民可以对领导人的行动做出任何公开的批评，但现在人们只要用鼠标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肮脏内幕。 中国正处于一个网络举报、叛逃泄密、下属反骨和情妇背叛现象充斥的时代，薄熙来只是中箭落马大军中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在回顾王立军叛逃美国领事馆事件后，白龙认为新上演的对薄熙来的审判之所以是一出闹剧，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案件的极端敏感性，也是因为中国的司法腐败。 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及最近上海高院代院长崔亚东被贵州省公安厅七十名警察集体举报涉嫌贪腐一事，成为白龙观察中国司法腐败的新观察点。中国领导人原本希望对薄熙来的审判能够让老百姓相信，哪怕是最高官员违法也会受到惩处。但互联网上每天层出不穷的对各级官员的举报，使高调反腐的习近平越来越失去威望。 仅从薄熙来案审理本身来看，北京无法回避的困难是，看似有着完整证据和证人证言的审判只会使共产党进一步蒙羞，人们不怀疑这个被消过毒的审判结果将会是从轻发落。更何况薄熙来的众多支持者质疑习近平的反腐，根本不相信薄熙来会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更糟糕。 加拿大通讯社从济南发出的报道说，薄熙来倒台被广泛视为领导权过渡时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它也是自 89 年学运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动荡，开庭审理标志着共产党企图平息这一耸人听闻的丑闻。薄熙来曾想复兴毛泽东的激进时代，现在习近平给这一努力贴上了自己的标签。 在重庆，薄熙来为穷人解决住房，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赢得了一些下层民众的热爱。加通社引用北京律师浦志强的话说，以什么罪名指控薄熙来并不重要，因为这次济南审判只是一次政治审判...

萌芽于史前洞穴壁画的涂鸦文化，在现代欧美城市中开成奇葩。在有着奔放热血的巴西第一大都市圣保罗，涂鸦已被升级为一场民间艺术家与市政管理者的街头游击战。 涂鸦是圣保罗城市特点，有贫民窟艺术和街道之光的称号，有时它也份量十足，弄得市长也不得不出面，为700平米大墙上满目的涂鸦剪彩。 说它是贫民窟艺术，是因为涂鸦者的草根性，他们有钱时去买颜料， 没钱时就去披萨店送外卖，还因为无权无势，常和警察、市政府的清除涂鸦队伍玩猫抓老鼠的游戏。 清除涂鸦的队伍有些像中国城市里的城管，拎着灰色涂料的喷枪，嗖嗖嗖地抹去涂鸦。当然他们也不是见涂鸦就抹杀，而是煞有介事地鉴定一番，认定这不是艺术后才下毒手。 问题由此而引发：由街头执法者鉴定哪件作品是否属于艺术品，有点过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 但涂鸦游击战还在圣保罗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战役从圣保罗市政府网站上的文字可略见一斑： Reporting Graffiti：If you see someone making graffiti in Saint Paul, call 9-1-1.  First, make sure the graffiti is within City limits.If you are the victim of graffiti on your property, call  (651) 266 - 8989  to make a report, email in your complaint, or you may use our online Complaint form 市政府还像派发灭鼠药一样， 在官网上张贴安民告示： Wipe Out Graffiti Program： Through a partnership with Wagner Spray Tech, Inc., a Plymouth-based company that specializes in innovative spray paint technology, the City of Saint Paul is gaining a new weapon against graffiti. The Wipe Out Graffiti Van is a truck...

在22日的庭审中，薄熙来否认接受徐明两千万元的贿赂，也否认知道法国渡假别墅的事情。 薄熙来说：“这段指控是完全不实的，他涉及到两个部分，一个是说徐明对我儿子薄瓜瓜有所资助，我知道他们的关系不错，谷开来、徐明、薄瓜瓜都未向我提过这方面 的事。法国尼斯（应该为嘎纳）的房产我完全不知情，整个过程完全是虚构的”。 拥有这座别墅的法国公司 Residences Fontaine Saint Georges 2001 年注册成立时，其拥有者是加拿大公司 Custodian Investments 。该公司股东是一对加拿大夫妻让马里 (Jean-Marie) 和贝格曼 (Joanne Bergman) 以及美国人 Gerald Meyerman 。 贝格曼夫妇说，一个信誉良好的中间人主动与其接洽后，他们便以一只基金的名义持有这幢别墅的股份。他们拒绝说出这个中间人是谁，并说不知道别墅的最终拥有者是谁。 Meyerman 说，他是贝格曼夫妇的朋友，同意成为这家公司的第三位董事，但没有管理职责，不领工资，也不知公司名下还有套别墅。这三人均说，他们与薄家没有任何关系。 2006 年， Custodian 的权益被转移至一家在卢森堡成立的公司 Russel International Resorts ，同时后者也承担了前者的债务。据法国公司文件显示，另一家卢森堡公司 Euro Far East 持有 Russel International 大部分股权。 2013年8月7日，《纽约时报》 访问 了 Joanne Bergman，她声称自己 的作用只是受委托人 , 她在法国公司 Residences Fontaine St. Georges 持有股份 , 只是受托于一名她从不知道身份的委托人 . 其丈夫说他们只收到了很少的佣金， 多年前他们就放弃了股份。 Joanne Bergman夫妇报住在 距离蒙特利尔岛东南 70 公里 远的 ST-PAUL-ABBOTSFORD, 7, RUE DESSAULES, R.R.2 ABBOTSFORD (QUÉBEC) J0E1A0 从谷歌地图上看，那是一处十分荒凉的地方，根本无法想象住在这里的人会和薄熙来案有什么瓜葛，也无法想象薄家在法国黄金海岸的渡假别墅会是这里的人代理的。 法国戛纳一幢被...

中国历史一直在成王败寇之中循环，成者气宇轩昂，败者一脸倒霉样---正如薄熙来今日在济南中院的模样。 中国人何时才能具备不卑不亢的尊严，以及由此带来的平和之像，这种平和在欧美被每一个人挂在脸上，即使是街边乞丐，也不缺乏。

新华社消息：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将于8月22日8时30分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北京在选择薄熙来庭审地点上，颇费了一些心机。 最早传出是在西南的贵阳，结果是一出空城计，弄得一帮老记们在空中白折腾了一回。 对北京来说，贵阳不是理想之地，那里离重庆太近，薄熙来可轻易获得地气甚至人气，因为重庆人可赶夜车前来助威，这些都会使薄熙来更难以驯服。 为压住薄熙来的风头，为紫禁城增添皇气，审理一定要外放在中国的二线城市，重庆所属的西南去不得，大连所属的东北去不得，他生长的华北去不得，靠近港澳的华南去不得，只能在西北和华东打主意了。 在西北审薄熙来，像是在 黄土坡上擂鼓，偏远了些。华东是个好地方，可选择的二线城市不少，曾出过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济南就是一个好选择。 《今日美国》 在21日以《审判薄熙来选择安全的城市济南》为题，试图找出北京在济南羞辱薄熙来的原因： 济南远离无法无天的重庆，很少会有干扰。美国人还引用一名出租车司机的话说“济南保守，是中国重要的兵源地，济南人听话” 。 China picks 'safe' city for Bo Xilai's corruption trial Calum MacLeod, USA TODAY 11:43 a.m. EDT August 21, 2013 JINAN, China – The likely final chapter in China's biggest political scandal for decades takes place Thursday in the eastern city of Jinan, sister city of Sacramento, Calif. On the eve of the criminal trial of Bo Xilai, a senior and now disgraced Communist Party leader, Jinan residents expressed interest and indifference Wednesday at their moment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

8月20日，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表示“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可申请印度国籍，但他的政府不会强迫藏人这样做。”洛桑森格强调无论是申请印度或别的国家的国籍，都是藏人自己的选择。 1986年出台的印度公民法案允许在1950年至1987年间出生在印度的藏人申请国籍，1987年以后出生的藏人只要父母一方是印度公民可也申请。 达兰萨拉过去在流亡藏人申请印度国籍问题的做法，受到北京的攻击。北京的《环球时报》在2013年1月还以《达赖集团被指为维护自身特权牺牲境外藏人利益》为题大做文章，说“众多西藏流亡政府高层领导都拥有外国国籍。目前的流亡政府中，外交与新闻部噶伦是加拿大公民，宗教与文化事务部噶伦是美国公民，内政部噶伦是印度公民。但很多在印度的藏人说，流亡政府想方设法阻止或妨碍他们取得印度国籍，包括不给申请人签发无异议许可。” 据《流亡藏人的印度国籍》一文介绍，在印度的94,203流亡藏人中，可申请印度国籍者超过35,000人。 《流亡藏人的印度国籍》一文还说，长期以来，印度内政部的政策是，1959年之后进入印度的藏人不能根据印度公民法的归化条款成为印度公民。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经济机会和其他机会。印度政府视这些藏人为无国籍人，根据进入印度年代不同，按照不同情况授予流亡藏人居住准证(Residence Certificate)。有了居住准证，藏人才可以在当地工作，租房，银行开户，居住准证每年更新一次。藏人也不能合法拥有房产，只能通过印度人代理的方式间接取得。近年来，新流亡的藏人越来越难以拿到居住准证。而无准证的藏民在当地只能打黑工，印度当地政府默许这种情况，据一些报告，这些人也容易受到腐败警察和官僚的勒索。 流亡政府会给每位流亡藏人一份绿皮书(Green Book)，这份文件设计为西藏国籍证明，但是，如果流亡藏人要出国旅游，他/她需要向印度政府申请身份证明(Identity Certificate)，做为旅行文件，因为这个文件的封面，又叫黄皮书(Yellow Book)，流亡藏人需要通过CTA申请这份黄皮书。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和印度都不承认双重国籍。随着很多青年藏人变成印度国民，这些群体将很难代表流亡藏人与中国政府进行任何接触。在中国政府看来，西藏问题将彻底变成老一代人的问题。甚至从印度政府的角度看，一部分印度国民以在其边界...

失去自由两年多的艾未未，于 8 月 17 日 至 10 月 27 日 在多伦多举办大型作品展《艾未未，凭什么？》，展出其从 90 年代中期至今的四十多件大型作品，包括摄影、雕塑、装置艺术和音频视频等。在距多伦多唐人街不远的安大略美术馆里，堆放着成就其作品的钢筋和瓷器，加拿大《米其林杂志》称“被软禁在北京的艾未未，将会如幽灵般徘徊于展厅”。该馆当代艺术策展人斯科特（ Kitty Scott ）数月前专程去北京，发现艾未未把鲜艳的灯笼挂在家门口的监视探头旁，并朝那里竖起标志性的中指。斯科特说：“艾未未不在任何地方，但又无处不在。” 其实幽灵般的艾未未早在六月就来到了多伦多，当时来多伦多为国际电影节举办的《两岸三地百年中国电影光华展》助兴的香港明星成龙，在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持人建（ Jian Ghomeshi ）的电台访谈节目《 Studio Q 》中被问及对艾未未被监视居住及中国艺术家面临的巨大人权困境有何看法时，艾未未的幽灵使这位中国政协委员失态地又抠鼻子又摇头，连连表示“艾未未？谁是艾未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谁是艾未未，我不认识他。” 国际功夫巨星成龙不认识小他三岁、被权威的英国《艺术评论》杂志（ artreview ）誉为“最具力量的当代艺术家”的艾未未，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被艾未未喜笑怒骂地揭露、却被成龙一味袒护的北京政府。 艾未未语录在安大略美术馆网站专页上滚动：“艺术无所不在，政治无所不在”、“我希望人民知道自己的力量”、“艺术应该存在于人民的心中”。在加拿大人看来，艾未未早已超越了其作品，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象征性的国际人物。 大型展览分多层面进行。《艺术和理念》部分开设中国当代艺术及行为主义的研讨； 9 月 5 日 与艾未未视频对话，由安大略美术馆馆长马修（ Matthew Teitelbaum ）主持，曾获加拿大音乐北极星奖（ Polaris Prize ）的多伦多朋克乐队《 Fucked Up 》出场表演；纪录片《绝不道歉》由美国人艾莉森 - 克莱蒙（ Alison Klayman ）跟拍三年完成，记录了艾未未与中国政府的冲突，见证了他由一名艺术家演变为北京眼中异议分子的过程；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亚洲中心将参与《艺术与行为主义》的讨论；在《艾未未，自由的声音》环节里，加拿大记者言论自由组织 (C...

在当今中国著名作家中，如果以经历出版风波的次数来排名的话，阎连科恐怕会居首位。从九十年代的反战小说《夏日落》令他做了半年检讨之后，他就厄运连连：2000年，文革题材长篇小说《坚硬如水》出版，被人告上新闻出版署；2003年，长篇小说《受活》一出版就惹得中宣部召开特别会议，下令全国媒体对此书噤声；2005年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是开放以后享受北京书面禁令的第一部文学作品；05年长篇小说《丁庄梦》一出版即遭封存；2008年长篇小说《风雅颂》尚未出版，就引发全面争论；2012年，因在国内被禁，长篇小说《四书》在香港出版。 与其禁书风波同步的，是他连连获得的创作荣誉：《夏日落》获1992—1993年《中篇小说选刊》奖；《黄金洞》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年月日》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坚硬如水》获“九头鸟”优秀长篇奖；《受活》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南方周末》30年来10部最优秀作品之一；《丁庄梦》获《亚洲周刊》“全球华语2006年10部好书”之一和台湾“读书人奖”；《风雅颂》获2008年度《南方周末》唯一“年度小说”和《亚洲周刊》全球华语10部好书之一；2013年，阎连科入围第五届英国布克国际文学奖终选名单。 中国的出版之门对阎连科越关越窄，苦难使他拥有一个更高的视角来审视这个国家。把出版问题置之度外的阎连科，现在只关心如何为自己的心灵写作。不久前，他刚把完稿的长篇小说《炸裂志》交给法国一家出版社。今年夏天，到访北美的阎连科告诉记者：“一个作家能否审视一个国家、审视一个民族，或者说能否审判一个国家、审判一个民族，此话在中国不能讲，但我的《炸裂志》做到了这一点，让我们用一双高高的眼睛看看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被逐出军队的作家 阎连科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地区嵩县田湖瑶沟村，从小读着《艳阳天》、《金光大道》和《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的小说，1978年从农村参军后才读了第一本外国小说。参军第二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虽然所在的部队远离前线，他却发现“每个人都有一种恐惧感，革命英雄主义不见了踪影，这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从被灌输的革命英雄主义到眼前的残酷现实，人生经历及阅读改变了他的写作经历。1993年，阎连科在反战小说《夏日落》中把英雄拉下马，把神话般的革命英雄主义还原到现实，94年一出版即好评如潮，报刊杂志竞相转载，但几个月后便被禁。这一年，他刚从河...

六四囚徒李必丰的儿子蒋佳冀，还不满 18 岁，已独自在加拿大生活了三年。 2012 年 11 月，李必丰以“合同欺诈罪”一审被四川省射洪县法院判处 12 年有期徒刑， 03 年 6 月，终审改判 10 年。这是自八九学运后，他第三次身陷囹圄。 03 年暑假，蒋佳冀从加拿大西岸来多伦多提交难民申请，不久后就获悉中国国安找到了他在四川绵阳的母亲，警告说如果他坚持申请难民，母子俩就再也见不了面了。 四川异议作家廖亦武在 2011 年 7 月逃亡德国后，呼吁国际社会救助一个被他称为“倒霉蛋”的诗人，他就是七次逃亡都以失败告终的李必丰。八九学运前，李必丰是绵阳市税务局干部，因开办自由诗社介入学运被捕，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五年， 94 年刑满释放。 97 年又因向纽约中国人权总部提供绵阳下岗工人流血工潮的消息被通缉，第二年以经济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 7 年。 蒋佳冀印象中第一次见到父亲，就是在李必丰第二次刑满释放的 2005 年，那时他还不满十岁，是绵阳市永新镇一所农村小学的学生。在此之前，他从母亲那里看过父亲的狱中来信，幻想过父亲是什么样子，甚至在老师的命题作文里，他还写过父亲是个劳改犯，结果被同学耻笑和孤立，学校里有人对他推推搡搡，甚至有人叫他劳改犯的儿子。 蒋佳冀至今还记得和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既亲切又陌生的感觉。当时在一个公园里，我妈拉着我走过去，他叫我喊爸爸。我当时往我妈身后躲，后来我们去麦当劳吃饭，再后来他们聊天，我在儿童乐园里玩。第一次见面，我爸送了我第一份礼物 — 钢笔”。 原来李必丰第二次坐牢时，为免妻子受过多牵连，便离了婚，出狱后两人再见面就选在公园里，他后来还是回家与妻儿同住，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学电脑打字，回忆狱中被查抄的诗文。 出狱后，李必丰为了让儿子读个好学校，把他转学到了绵阳市区，到了读初中时，又逼着跟他姓李的儿子随母姓蒋，为的也是尽可能不受他的牵连。那时李必丰还常被跟踪，甚至有时还会失踪。再后来，李必丰就外出做测绘守工地，经常几个月不回家。 几年后，李必丰帮儿子在加拿大联系了一所中学留学。 2010 年 9 月 7 日，李必丰到成都机场给儿子蒋佳冀送行，叮嘱他此去切不可回头。蒋佳冀回忆说：“父亲出国前跟我说清楚了，叫我不要回国”。 2011 年 9 月，李必丰因涉嫌资...

在当今中国，阎连科堪称最受争议的作家，其小说在出版过程中历经坎坷。从 1994 年的《夏日落》，到 2011 年的《四书》，他经历了出版后遭禁、不断按要求修改却不能出版、境外出版和完全不考虑出版的写作过程。 20 年后回首往事，阎连科发现自己的遭遇皆因北京有着抽风式的出版政策：在江泽民后期，他尚能出书，胡温十年他没有一本书顺利出版，《为人民服务》获罕见的书面禁令，《丁庄梦》被封堵在库房里。进入习近平时代，中国出版业早已没有含糊地带，各出版社都用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紧盯着北京的动向。  获过两届鲁迅文学奖和一届老舍文学奖的阎连科跻身于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行列，在两个月前揭晓的第五届英国布克国际奖评选中，阎连科入围终选名单，这是继苏童和王安忆之后，第三位享有这一荣誉的中国作家。但与他所获荣誉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其不绝的出版风波。  在阎连科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 2000 年，他出版了小说《坚硬如水》。有人把状告到了新闻出版署，称这部文革题材的小说在红黄两方面都越了界。当时正值江泽民执政后期，作为责任编辑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去北京请客吃饭，摆平了这一风波，结果是书造出，只是不得宣传。小说《受活》在江泽民执政末年出版，争议之大令中宣部召开特别会议，最终同意这本探索性的小说悄然问世，媒体不得发表评论。因为《受活》，阎连科被逐出了军队，一位军队高级领导说如果要抓两个国家级右派的话，阎连科难逃罗网。  胡温时期，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成为 2005 年第一禁书。广州《花城》首发后，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一改以往禁书用电话通知不留痕迹的做法，首次联合发文至全国县级以上单位。《为人民服务》成为开放以来享受北京书面禁令的第一本小说，也令阎连科成为中国最受争议、官方最不喜欢的作家。  2013 年夏日，到访加拿大的阎连科回忆说：“我说中国的出版政策像抽风一样，因为该禁的没有禁，不该禁的禁掉了。同样写的是文革，《坚硬如水》比《为人民服务》过火的多，前者出版了，问题也摆平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真正反动的应该是《受活》，整个颠覆了开放前后的六十年，要扣帽子的话，《受活》才是真正反革命、反人类、反政府和反党的”。  《为人民服务》带来的阴影还未散去，描写艾滋病村的《丁庄梦》在 05 年春节前夕出版，三天后，出版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