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10月21日，首个加拿大原住民经贸代表团在原住民大会全国领袖阿特莱奥（Shawn Atleo）的率领下启程前往中国，他们将会见中国商业部长及参加设在大连的原住民办公室的揭幕仪式，并与中国政府探讨经济发展及合作事宜，此外他们还将为竖立在08年四川大地震重灾区北川的一个博物馆里的图腾柱剪彩。加拿大媒体评论认为，这个成员包括加拿大原住民地区政府官员和遍及各地的原住民商人的代表团出访中国，标志着原住民“中国战略”的正式启动。 在离开加拿大的当日，阿特莱奥强调加拿大原住民了解亚洲市场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为原住民寻求更多的机会。为此原住民制定了保障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在国际上广泛寻找合作伙伴。 作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育学硕士，阿特莱奥08年担任温哥华岛大学校长，成为卑诗省首位原住民校长，他还曾参与联合国“原住民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09年7月经过八轮投票当选为加拿大原住民大会全国领袖。 此次他率团出访中国，背景是在中国加大对加拿大能源领域的投资后，一些原住民领袖发现他们被排除在地方及联邦政府的亚洲计划之外。卑诗省原住民峰会主席爱德华-约翰（Edward John）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主席胡元豹（Yuen Pau Woo）在今年8月10日投书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卑诗花费百万经费在亚洲促销森林工业，中国成为该省森林出口第一大市场之后，生活在森林中的原住民，却没有丝毫受益。他们倡议制定原住民自己的发展战略，吸引中国投资，这个“中国战略”包括建立统一的品牌信息，每年定期派遣贸易代表团出访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制定原住民“中国战略”的胡元豹，是一位出生在马来西亚、生长在新加坡的华裔，在英美接受教育后一度工作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目前担任加拿大亚洲问题智库“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他还是加拿大亚太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和上海世界贸易组织事务咨询中心顾问。 加拿大原住民“中国战略”鼓励原住民与中国建立关系，特别是与开发加拿大天然资源的中国企业建立联系，协助中国投资者与原住民合作开发资源项目，向中国推广原住民的木材及旅游业。 “中国战略”的制定者认为加拿大原住民与中国的贸易文化往来早于欧洲殖民者，近年原住民部落收到中国私营及国营企业开发资源可能性的大量查询，他们不清楚原住民拥有什么权利。实际上，加拿大天然资源开发的一...

2010年拍摄的波兰电影《黑色星期四》再现了1970年12月17日发生在格但斯克的血腥镇压事件。 早在2001年，陈奎德就在其《共产主义的兴衰：波兰1970年12月悲剧》一文中，介绍了这一事件的背景：1970年12月13日，波共部长会议决议商品涨价：将肉和肉制品提高17％，面粉10％，食油33％。这是一个导火线。波兰工人对政府鼓励他们把更多的钱化在降了价的冰箱、电视机上表示不满。他们无需经常买电视机，却要每天买食品。这次涨价，政府将从人民的钱包里拿走二亿多美元…… 1970年12月14日，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一群工人，上午离开了工作单位，来到厂部办公楼前，对商品涨价表示了抗议。示威工人唱起了国际歌和波兰国歌。队伍已经扩大到一万多人。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面包，不要电视机。” 波兰导演Antoni Krauze在那一年拍摄了自己的第三部电影Kaszebe，直到40年后，他才把自己经历过的这一血腥镇压事件搬上银幕。 电影开始，是一段处理成黑白画面的镜头，工人们聚在市政大楼前，高喊着“我们要面包！”负责官员在简单请示之后，拿着话筒走出去，请工人代表入内谈判，承认罢工的合法性并达成协议。 但波共领袖哥穆尔卡对此十分不满，决定派军队和警察镇压。 当工人代表们正打印宣言时，一群军人冲进了大楼，一名军官从打印机中扯出未打印完的文稿，高声说“Game is over!” 被捕的工人遭受军警的残酷殴打，激起10万造船工人的愤怒，他们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一场更激烈的对抗发生了。 直升飞机在游行的工人头上盘旋，投下催泪弹，并用机枪扫射，工人们抬起死难者的尸体，继续前行，牧师从教堂拿出十字架，覆盖在死难者的尸体上。 一场街头对垒，以军警使用机关枪扫射告终。 在华沙，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层，聚在党魁哥穆尔卡周围，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打来电话，称通宵未眠。 导演Antoni Krauze以工人Bruno一家来串联这一历史事件。Bruno并未参与罢工或游行，只是在家哄着孩子和妻子，并筹划着如何过个圣诞节，12月17日，星期四一大早，他坐火车去上班，遭遇军警开枪镇压，被流弹击中身亡。两天后，他的妻子被通知参加葬礼，时间是凌晨，为时半小时，棺木下葬时伴以简短的祷告词。影片结尾，为逃避政府对难属的控制，Bruno的未亡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圣诞节前仓皇出逃。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博士、威斯敏斯特大学（Westminster University）副教授迪比什（Dibyesh Anand）10月19日在英国《卫报》撰文《China fears the living Tibetans – not those who set fire to themselves》（原标题：中国担心活着的藏人，而不是自焚的逝者） 自焚抗议是西藏的一个新现象。几乎每天都传出青年自焚的故事，抗议中国政府的严厉的政策和实践。 不幸的是，无论是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领导人，面对这一人类悲剧，只是相互指责。 西藏流亡政府以及活动家们将自焚归咎中国统治的压迫本质，藏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牺牲自己的生命，向世界控诉他们的痛苦。中国政府指责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称他们鼓励这种形式的抗议，破坏中国稳定，并骗取国际同情。这种相互指责的政治游戏，充斥着陈旧的对抗性词汇，自1959年以来，一直成为汉藏关系的标志，到目前为止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这种模式无法解决眼前的即时危机——藏人拷贝自焚行动，生命无辜流失。 事实上，西藏问题回到国际新闻头条，印度和西方的流亡藏人闻风而动，声援自焚的抗议藏人；这表明这些行动已经有一些影响。但是，它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难道西藏境内的藏人的关键需求——达赖喇嘛回归，藏人得到尊严——更接近开花结果吗？ 自焚不是一种非暴力行为。 事实上，这是对自己的暴力。 伤害一个人自己的肉体不合情理，也与绝大多数佛教诠释相悖。这当然违背了达赖喇嘛和其他藏传佛教人士的辛勤工作，将藏传佛教及其身份等同于非暴力。虽然暴力，与非暴力一样，一直是西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世达赖喇嘛将西藏事业与非暴力理念成功地关联在一起。如果这种新的政治抗议形式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他一生的工作难道不是白费了吗？面对青年人自杀，没有任何社区能够保持耐心；而耐心是非暴力抵抗的要求之一。 集体政治，尤其是在紧张时期和面临镇压的情况下，往往会迅速激进化；当个人感觉到压力，希望以某种具体方式表现自我。妥协成为一个坏词。当爱国主义和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度表现为自焚以抗议中国统治，未来会有更多藏人失去生命。这对西藏事业有何帮助呢？ 国际媒体很快就会失去兴趣，重复死亡没有新闻价值的（“有什么新的？”），没有哪个强大的外国政府对摇晃中国船感兴趣。随着本国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

今年以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藏人自焚，令致力于维稳的中国当局手足失措，一个个自焚者燃起的绝世之火，飞跃藏民聚集的山地，染红了华盛顿、纽约、巴黎和伦敦的天空，藏人自焚，成为西方政府和民间揪心的话题。 10月22日，德国政府在向中国政府发出呼吁的同时，也呼吁达赖喇嘛平息藏僧自焚之火。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德国呼吁中国当局改变其西藏政策，德国政府同时也呼吁达赖喇嘛利用其影响力，使僧尼停止自焚这一惨烈的的抗议方式。面对如此惨烈的自焚抗议，发言人表示德国政府深感悲伤。 美国之音10月25日报道说，西藏僧侣自焚显示藏人抗议行动升级。报道援引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罗伯特.巴奈特教授的话说，自焚曾经是藏人的宗教行为，但用自焚的方式自杀以作为政治抗议，这在西藏抗议团体里是史无前例的。巴奈特认为“就政治行为来说，这完全是全新的。” 以下是报道全文： 西藏僧侣自焚显示藏人抗议行动升级 记者: 辛普森 | 北京 2011年 10月 25日 最近几个月里，有几名西藏的僧侣和尼姑点火自焚抗议中国对西藏的统治。这些自杀行径引起北京官员的愤怒反应。北京官员表示，这些行径和恐怖主义有关，而且是由达赖喇嘛所策动。然而，这些悲惨事件标志着西藏人民反对北京统治战术的升级。 自今年5月以来，已经有九名西藏人试图自焚抗议。最近的自焚者是一名西藏尼姑。有五名西藏僧侣已经因为自焚而丧生。所有这些自焚抗议的西藏僧侣年龄都在24岁以下。 除此以外，一名藏传佛教的尼姑则在自焚前，高呼抗议口号，要中国停止统治西藏，要宗教自由，并且准许流亡在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大部分这些自焚事件都发生在四川省的一个小镇阿坝。四川省紧邻西藏，境内有大量藏族人社区。 中国政府表示，这些在西藏地区引发其他抗议的行为，违犯了佛教的信仰和教义。 *自焚曾经是宗教行为*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罗伯特.巴奈特教授不同意这个说法。巴奈特说：“过去有记载，虽然很少，但是的确提到在过去神秘的时代，自焚是作为一种宗教行为，以此显示人们对菩萨的献身。所以我们不能说这完全不是一个佛教徒的行为，这的确发生在过去的古代。” 但是与古代不一样的是，所有最近这些自焚行为都被看作是政治宣告。西藏流亡团体为此举行烛光晚会来纪念这些自焚身亡的僧侣，称他们为烈士，并且...

大凡历史悠久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流氓文化。当这种文化潜伏在民间时，那里的人民便从骨子里泛出一股尸臭味，当流氓文化上升到国家层面，那就臭味四溢了。更多的情况下，民间与国家无法割裂，民间是国家这头怪兽的头颅、躯体和毛发，是国家这头怪兽的残喘呼吸，是国家怪兽得以延续的生殖器。 不信的话，请看BBC10月25日的一则报道。 瑞克·伯奇在许多国家工作过。他的主要业务是策划大型国际体育盛会的开幕式。 瑞克·伯奇曾经担任六届奥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其中包括北京、悉尼、巴塞罗那。他也曾经在墨西哥、新加坡、以及故乡澳大利亚策划过大型公共演出活动。 瑞克·伯奇还在印度工作过。一年前，在德里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开幕式也出自瑞克之手。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联邦运动会是印度有史以来承办的最宏大的一起体育盛事。印度希望，通过英联邦运动会，达到北京的效应，利用奥运会展示自己的风貌和成就。 但是，在我们这些坐在边线看热闹的旁观者眼中，印度的计划简直如同后院起火一样糟糕。开幕式前几个星期，问题一个接一个曝光。 一场多年罕见的梅雨淹没了德里部分城区；场馆修建严重超出预算，但是仍然没能按期交公；一座桥梁坍塌了；爆发登革热疫情；野狗闯进运动员村安家。 “永远不想再干一次” 但是，正如政府一位部长预测的那样，办运动会，就像印度人办婚礼，最后一分钟，一切都能到位。 瑞克的手下创出了英雄一般的业绩。盛大的开幕式别具风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一枚巨大的氦气球缓缓升入德里夜空时，全场60，000名观众高声齐唱印度国歌。 那么，瑞克还想重回印度工作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不会。”他说， “在我看来，印度India，是I’ll –Not-Do-It-Again----我永远不想再干一次的缩写！” 瑞克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到现在，他还没从印度拿到钱。瑞克说，印度欠他225，000英镑（约合350，000美元），印度政府居然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迄今还没付钱。 瑞克告诉我，“他们不回信，改了电话号码，换了电邮地址。简直就是无赖行为。” 瑞克并不是陷入这番境地的唯一一人。 根据外国政府编纂的清单，在印度委派的英联邦运动会32家国际承包商当中，只有两家收到了所有应付款项。 印度拖欠的款项高达5000万英镑（约合8000万美元），有些没有拿到钱的公司现在濒临破...

第22任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自2006年2月就职至今五年多，其对华政策经历了大幅调整。06年11月他曾在前往河内参加APEC峰会的飞机上表示不会在对华关系中放弃“重要的加拿大价值观”，“不会向万能的金钱出卖自己”。这些言论当时被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朱毓朝概括为“哈珀‘愤青’式的对华政策”。而在今年7月，到访北京的加拿大外交部长贝尔德声明“发展对华关系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优先战略方向”。从“愤青”式的强硬政策，到“优先战略方向”，其转变过程耐人寻味。8月24日的维基解密曝光了五千份文件，其中一些外交电报透露了美国作为加拿大重要的盟友，是如何观察其对华政策的。 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中国首席记者马克•麦金农（MARK MacKINNON）在文件曝光后从北京发出报道，认为维基解密透露出美国对哈珀政府早期对华政策的看法，因为时任美国驻渥太华大使威尔金斯（David Wilkins）对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的分析出现在多份电文中，它们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点，让人们知道美国作为第三方是如何关注加拿大政府对华政策转变的。 外交电文提及哈珀当选初期强硬的对华政策，他想在人权、西藏及被中国控以恐怖分子的加拿大籍维吾尔人玉山江等问题上逼北京让步，哈珀还决定不参加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威尔金斯大使在2008年8月22日的电报中写道“对于哈珀总理来说，中国是捍卫国际人权的一个重要战场”。美国人留意到北京对加拿大新政策的愤怒，部分原因是加拿大议会在06年决定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公民，一年后哈珀又在办公室正式接见了他，这在加拿大历史上是首次。 稍后加拿大试图缓和与北京的关系，但维基解密显示，美国人发现加拿大的努力遭遇外交冷遇，仅有商人得到了些微安抚。一份在2007年2月由威尔金斯签发的电报显示尽管政府和媒体积极评价1月份加拿大财长费海提(Jim Flaherty)和国际贸易部长艾民信(David Emerson)对中国的出访，但大使本人对这些部长级访问的评价甚低。 “除了一项科研合作协议以外，加拿大什么都没有得到。然而他们却安抚了加拿大的商界领袖，因为后者一直担心加拿大对中国的重视不够。”这项价值5亿多美元的科研协议也被形容为成果有限，电报引述加拿大外交贸易部负责亚洲事务和贸易关系的官员马小龙（Martin Charron）的话说：“小龙认为它没有什么内容，也看不...

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终于在延烧近一个月后回到了运动的发源地加拿大。10月15日，数以百计的多伦多人聚集在市中心的金融区贝街与国王街的交接处，高喊“拿回多伦多！”，他们计划17日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门前举行游行。这些日子，“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人、加拿大杂志《广告破坏者》（Adbusters）的联合创办人兼总编卡利•拉森 (KalleLasn)难以掩饰自己的惊喜，认为“这场运动正变得不可阻挡”，他预计在10月29日会出现一场全球性的游行，抗议者将向11月在法国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首脑表达诉求。与此同时，加拿大主流媒体指这场运动的幕后推手可能是世界级富翁、金融大鳄索罗斯。 “占领华尔街”运动回到加拿大后有“占领多伦多”等多个名称，不满目前经济与政治现状的人们不仅在第一大城市多伦多燃起了战火，也在《广告破坏者》杂志的所在地温哥华、西部富裕的石油城市卡尔加里以及法语城市蒙特利尔聚拢了一批志同道合者。鉴于美国警察曾施放胡椒喷雾剂并逮捕数以百计的抗议者，“占领多伦多”运动致信多伦多警察局，重提在2010年6月20国首脑峰会时多伦多发生的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逮捕事件，希望当局不要重演当年的暴力。 在加拿大西部，温哥华的反消费主义文化杂志《广告破坏者》继续成为国际焦点，继在7月号跨页版面上的华尔街铜牛身上写下了 “9月17日占领华尔街”的标语引发了这场波及欧美的抗议行动后，美加媒体正在寻找这场运动的真正幕后人。 在近期接受中国一家媒体访问时，总编卡利•拉森承认运动最初的“点子来自杂志内部的一次选题讨论”，因为“如今美国19至25岁的年轻人当中，40%找不到工作，很多人失业，供不起住房。与此同时，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的大佬却没有一个人被绳之以法。人们开始强烈地感觉到这种不公平，许多年轻人对此感到愤怒。我们觉得这是在美国发起一场运动的最佳时机，我们希望动摇大财团驱动的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在杂志上打出了‘占领华尔街’的标语。” 这种说辞并不能使所有人相信这份发行量仅12万份、地处加拿大西部一隅的小杂志，以及69岁的爱沙尼亚移民拉森是这场声势浩大运动的真正幕后人。10月13日，蒙特利尔《政府公报》（Gazette）撰文《谁是抗议活动的幕后人》，直指华尔街大亨乔治•索罗斯是这场横扫欧美抗议活动的幕后资助人，有着货币投机家和慈善家等头衔的索罗斯，还是政...

9月7日，正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宗教会议的达赖喇嘛，联合包括图图大主教在内的八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出公开信，呼吁他否决加拿大和美国之间长达1980英里的输油管道（Keystone XL pipeline）计划。在此前10天，美国国务院出台了该项目新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认为在防范措施适当的情况下，不会对沿线地区造成“显著的影响”。 由于输油管道将为经济衰退中的美国带来200亿美元的投资、十多万个就业机会和每年50亿美元的税收，有人相信美国不会轻易放弃这一计划，8月份，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乔-奥利弗就表示“越来越乐观，相信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奥巴马会在今年年底批准这项计划。” 达赖喇嘛等人高调喊停，使这一输油管道及其所引发的争议更为世人关注。输油管道计划将加拿大西部阿尔伯塔省的油砂，经过美国的蒙大拿州、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运送到得克萨斯州墨西哥湾的炼油厂。该计划由加拿大横加集团（TransCanada）在08年提出，同年获得加拿大能源委员会批准，但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称它会“破坏美国关于清洁能源的承诺”。10年6月，50名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国务卿希拉里，指责它破坏美国清洁能源的前景和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地位。10年7月，美国环保署要求国务院修正一份偏向这一计划的“过于狭隘” 的原始报告，注重对安全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关注，但今年8月国务院的最新报告显示其立场没有多大的改变。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计划中的管道每天可把1.25亿桶原油从加拿大输送到美国，比现有管道的输送能力增加一倍。到项目结束时，来自加拿大的油砂将占美国石油消费需求的5％，占美国石油进口的9％。分析人士认为，在中东及北非等石油生产地骚动不断的情势下，加拿大的油砂资源越来越受到美国人的青睐。今年2月正当中东爆发茉莉花革命时，与奥巴马会晤的加拿大总理哈珀就曾表示美国面临着从稳定的友邦加拿大获得石油还是从既不稳定也不安全的地区取得石油这两个选项中做出抉择。 然而，美国的环保团体强调提炼油砂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在美国国务院发出最后的评估报告之后，达赖喇嘛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把否决这一项目的希望寄托在奥巴马身上，他们呼吁奥巴马否决这一计划“以造福地球上每个人的健康和幸福”，并称这会“使人们摆脱对石油、煤和天然气的依赖，增加对可再生...

9月24日，达赖喇嘛在于达兰萨拉召开三天的宗教会议后发表关于转世的公开声明，指中国政府07年9月1日施行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荒谬、可耻”，并叮嘱其信众对中国政府可能“选出的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不需认可和信仰”。两天后，中国政府指责达赖喇嘛的声明极大地“破坏了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极大亵渎“达赖喇嘛的传承体系”。北京与达赖喇嘛在转世问题上的再度交手，引起世人关注。在美国的藏人流亡史研究者李江琳认为达赖喇嘛在声明中把转世问题严格界定为宗教问题，剥夺了北京的话语权，令其日后无法插手此事，达赖喇嘛的声明发布后，中国政府束手无策，仓促回应完全是出于维护面子的考量。 李江琳认为北京在出台活佛转世的行政命令四年来，一直在观望达赖喇嘛的反应；而达赖喇嘛决定从政治上退休时，也必须同时解决其转世问题。这些都是达赖喇嘛发表声明的背景。这次藏传佛教各派法王举行宗教会议，就达赖喇嘛转世问题达成共识，开创了藏人历史的先河，彰显了达赖喇嘛作为全体藏人宗教领袖和民族象征的地位。 达赖喇嘛声明会在90岁的时候就转世问题留下遗嘱，寻访工作由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负责，而不是由流亡政府负责。李江琳相信这样明确的指定将使藏人社会进一步政教分离，未来的达赖喇嘛只能是一个纯粹的宗教领袖，这会在政治和宗教两个方面废了北京的武功。李江琳认为在无神论环境里生长的人，无法理解佛教徒与其上师的关系，北京觉得它的权力能够达到人的精神世界，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权力永远无法占据的领域。 尽管达赖喇嘛的声明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但评论者寥寥，李江琳分析这是因为声明涉及大量的佛学理论及转世叙述，一般人难以理解，但这是历史上首位达赖喇嘛将整个转世理论公布于世，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她说：“达赖喇嘛把转世原理公开透明地说出去之后，大家就会明白，由一个无神论的政府来决定宗教事务，是多么的荒谬。换句话说，中共就根本不懂如何去找转世。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套用一句名言，让上帝的归上帝，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 李江琳认为如果共产党还是坚持未来要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不仅会违背无神论理论，也违背自己强调的政教分离原则，因为以政治干涉宗教，也是一种政教合一。由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达赖喇嘛在声明结尾向全世界的信徒发出了强硬信息，要求他们拒绝北京可能选出的灵童，李江琳分析达赖喇嘛想用这个声明彻底打消北京在他转世灵童问题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