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口结构变化中的有色人种问题

加拿大自1971年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以来，第五波移民潮带来的有色人种少数族裔（visible minorities）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由1960年代的2%上升到2011年的19.1%，人口结构发生的巨变令加拿大人争议他们是否仍然属于需要特别界定和保护的弱势群体，有研究指尽管有色人种不再需要就业上的特别扶助，但他们在政界仍是绝对少数。

加拿大《国家邮报》曾撰文指到2031年，有色人种会占全国人口的30.6%，多伦多和温哥华将成为有色人种居多的城市，比例高达60%，这一趋势引发了是否应该把有色人种少数族裔从法律中去除的争议。有色人种少数族裔这个词最早在法律上出现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加拿大国会通过就业平等法以消除妇女、原住民、残疾人和有色人种少数族裔这四个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

主张取消这一法律界定的卡尔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伍勒（Frances Woolley）指法案出台30年后，就业方面差距已经缩小，一些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干的和白人同事一样出色。她建议把特定族裔从指导性政策文件中去除，代之以消除就业障碍。这一主张并不孤立，早在2007年，联合国一个委员会就曾批评加拿大政府使用这个概念，认为只有种族主义者才会以白色为标准来界定谁属于有色人种少数族裔。

印度裔的加拿大国会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贾费尔（Mobina Jaffer）则为政府继续使用这个概念辩护，她强调尽管过去30年中消除就业障碍的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仍不足够，最新资料显示，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在联邦政府公务员队伍中只占12.6%。有色人种在决策层的缺席尤为明显。她指“低阶层面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加拿大政府中没有一位高级内阁部长是有色人种，就说明了很多问题，联邦政府在有色人种问题上并没有起到示范作用。”

加拿大华裔宏观经济学家陈凯利（Kai L. Chan）去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加拿大的统治阶级：谁在统治加拿大？》，仿佛为贾费尔的辩说增加了注解，这位研究政府及公共政策问题的专家指到2014年9月，就人口比例而言，国会中男性白人多出107人，有色人种少44人。他认为有色人种代表失衡是西方政治中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因为议会是最高决策和领导机构，也是涉及有色人种政策的最后决策者，在议员比例失衡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很可能并不反映民意。

陈凯利以多伦多市华裔议员黄慧文为例，在移民占城市人口一半的多伦多，45位市议员中只有6人来自少数族裔，2010年当选的黄慧文不仅是唯一的少数族裔女性，也是首位公开的同性恋人士。她上任后接到了来自多伦多市内外并非她的选区的华人社群和同性恋社群的求助，因为他们相信她能更好地理解他们。陈凯利认为黄慧文的经验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它可以发生在市政层面，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级政府。

但问题是在加拿大的政治传统中，如果一个政党从一个少数族裔中选择一个人，就意味着可能疏远其他的少数族裔。正因为此，各政党都很犹豫，举足不前。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希克斯认为，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政党真正关心政治的多元化，加拿大至少已经落后了一代人，只有当不再介意肤色和性别的年轻一代成为政治精英时，变化才会到来。

陈凯利指政府组成必须反映国家的多元，否则其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统治阶级与大多数人民脱节只会发生在独裁国家和殖民地时期，如果一个民主国家也发生这种异常，让人质疑藏有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