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自6月16日在国会网站发起编号为e-397的网络签名以来，58岁的加拿大公民凯丽-士达楚克（Kerry Starchuk）每天都会赢得数十位支持者，到10月14日签名截至时已达8886人之众，远远超过在国会立案所需的1000人，签名者支持凯丽对华人来加拿大生育旅游的抵制，呼吁国会立法取消外国人入境生育的孩子自动获得加拿大国籍的政策。 家住温哥华南部卫星城列治文市布伦戴尔（Blundell）的凯丽，30年来见证了小城在人口、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变，眼见得自己在祖居地一天天变成陌生人，她感到非常沮丧，一度无所适从。近五年，她抗争了一次又一次，抗争对象从铺天盖地的中文招牌、到中国人无休止地炒房、再到成群结队来加拿大生育的中国孕妇，凯丽有点像旧时不知疲倦的唐吉珂德，为不复存在的失乐园而战。 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的列治文市有19万人口，以54.6%的华人比例成为北美亚裔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但35年前它还是人口只有9万的以白人为主的欧陆风情小镇，它曾是凯丽的家。守卫家园的第一场战役打响在2013年，当时她向列治文市议会递交了一份有上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华商广告至少使用一种加拿大官方语言。《温哥华太阳报》形容她当时“被城市里多如牛毛的汉字困扰”，当大多数人选择回避问题时，她发起了请愿活动。2015年5月列治文市议会通过决议，规定“所有未经市政府批准和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广告牌、海报和商业横幅都将被视为违规”，虽然议案强调并非针对中文广告牌，但政府明确希望籍此鼓励更多华商使用双语标语。 除方块字外，凯丽面临的另一大困扰就是高企的房价。2016年，澳大利亚特别广播协会（SBS）就温哥华华人豪宅问题制作的电视专题片中有不少凯丽的镜头，她居住的街上至少有10栋豪宅被华人买去后一直空置。“房子都空了5年了，从没有人住”，她在电视中说，凯丽一家在这条街上住了四代，家中那简朴的房子也暴涨到了天价，她感慨“自己不再属于这里”，因为“房价一天比一天高，根本就呆不下去”。“我的房价涨到了150万，但我一点也不快乐。因为我需要缴付更多的地税，我的孩子们根本就付不起这么高的地税，我们正在失去自己的社区。我一点儿也不快乐，钱毁了我们的社区，我给不同的政治家们写信，但无济于事“。 凯丽相信大量涌入的富人不仅会导致经济上失败，并且正在摧毁她的社区。在被迫成为社区活动家后，当地市长只是简单劝她把房子卖了，拿着钱搬...

在加拿大，无论何时撰写对华关系史，杜鲁多家族都会占据显著的篇幅。1970年皮埃尔·杜鲁多与红色中国建交，去年当选总理的贾斯丁·杜鲁多不仅表示要修复两国关系，还试图帮助中国走上正轨，使之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还有一位杜鲁多不那么引人注目，他就是亚历山大·杜鲁多，皮埃尔的小儿子，贾斯丁的弟弟，经过在中国十年的漫长考察，今年9月13日刚出版一部记录中国变化的书籍《迷失的野蛮人：新中国之旅》（Barbarian Lost: Travels in the New China）。 十年前，亚历山大受加拿大一家大型出版公司之邀去中国，为的就是撰写这本书。尽管他是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但出版社找他多半是因为他父亲，皮埃尔在1960年与友人一起去中国并合著了《两个傻冒在红色中国》一书。接受委托后，亚历山大06年9月开始了对中国的考察、记录、思考和写作之旅，待书籍在渥太华问世时，他的哥哥贾斯丁也刚结束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回到渥太华家中仅一周。 《多伦多星报》在 9月16日以《 杜鲁多家族在天安门：加拿大第一家庭回中国》为题回顾了两代三位杜鲁多对中国的迷恋，并询问亚历山大是否为贾斯丁的中国之行提供了建议？他的回答是“没有，不过贾斯丁上个星期看过我的书，告诉我觉得书写的很精辟，令他把握到中国的真实情况。我不会在地缘政治上给他提建议来打扰他，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更好玩，更孩子气的关系”。 9月13日亚历山大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解释书名来历也和玩有关，原来兄弟俩过去随父亲去中国，因在名胜古迹表现得像“野蛮人”而被父亲斥责，他说“我们凑在一起时就像是小狮子，推搡击打到处跑显得很粗暴。父亲就说不要再那样了，中国人会把我们视为野蛮人的，你们的行为恰恰给了中国人理由”。 考察中国时，亚历山大聘请了一名25岁的当地记者做助理，一路吃住在普通人家或小旅馆里，大量接触农民、残疾人、农民工、普通市民和教授等各阶层民众，体验了很多外人无从知晓的东西，9月9日的《渥太华公民报》引述他的话称：“就创造财富而言，近30多年中国人获得了人类最伟大的成功。90年北京还是个尘土飞扬、房屋低矮的城市，现在却是闪耀着光芒的大都市。我带朋友去中国，提醒他们这是个快乐的国家，通过真实的个人自由不难发现这一点。中国人的个人自由概念和我们不一样，加拿大人的自由有征服新大陆的巨大空间背景，而中国无论在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