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杜鲁多的中国使命
十年前，亚历山大受加拿大一家大型出版公司之邀去中国，为的就是撰写这本书。尽管他是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但出版社找他多半是因为他父亲，皮埃尔在1960年与友人一起去中国并合著了《两个傻冒在红色中国》一书。接受委托后，亚历山大06年9月开始了对中国的考察、记录、思考和写作之旅，待书籍在渥太华问世时，他的哥哥贾斯丁也刚结束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回到渥太华家中仅一周。
《多伦多星报》在 9月16日以《 杜鲁多家族在天安门：加拿大第一家庭回中国》为题回顾了两代三位杜鲁多对中国的迷恋，并询问亚历山大是否为贾斯丁的中国之行提供了建议？他的回答是“没有，不过贾斯丁上个星期看过我的书，告诉我觉得书写的很精辟，令他把握到中国的真实情况。我不会在地缘政治上给他提建议来打扰他，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更好玩，更孩子气的关系”。
9月13日亚历山大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解释书名来历也和玩有关，原来兄弟俩过去随父亲去中国，因在名胜古迹表现得像“野蛮人”而被父亲斥责，他说“我们凑在一起时就像是小狮子，推搡击打到处跑显得很粗暴。父亲就说不要再那样了，中国人会把我们视为野蛮人的，你们的行为恰恰给了中国人理由”。
考察中国时，亚历山大聘请了一名25岁的当地记者做助理，一路吃住在普通人家或小旅馆里，大量接触农民、残疾人、农民工、普通市民和教授等各阶层民众，体验了很多外人无从知晓的东西，9月9日的《渥太华公民报》引述他的话称：“就创造财富而言，近30多年中国人获得了人类最伟大的成功。90年北京还是个尘土飞扬、房屋低矮的城市，现在却是闪耀着光芒的大都市。我带朋友去中国，提醒他们这是个快乐的国家，通过真实的个人自由不难发现这一点。中国人的个人自由概念和我们不一样，加拿大人的自由有征服新大陆的巨大空间背景，而中国无论在东南西北都没有新的疆域可开拓，又要应对人口多和资源匮乏的压力，于是成为一个循规蹈矩、集体主义的社会。现在14亿中国人有一半满足了生存基本需要，他们现在会提出‘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和什么样的人结婚？’等问题。中国的发展与西方不同步，所以对话非常重要“。
亚历山大认为“西方人太重政治，只通过政治结构看中国。其实大多中国人对政治无动于衷，在他们眼里共产党与历朝历代没有区别，人们要么远离政治，要么积极参与一步步往上爬”。他发现“普通中国人都以成功为豪，这导致民族主义兴起，并被现任领导人驾驭。习近平希望享有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帝国权威，这野心令他比前任更大胆也更专制”。
亚历山大批评西方人过于自负“认为自己形象很光彩，但别忘了，西方人是拎着剑行走世界的。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中国人正走向舞台中央。他们已经改变了物质世界，接下来他们要拿下大国宝座”。他慨叹“加拿大已经失去自己的声音，成为一个糊涂的跟班国家。如果想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真正独特的声音，就必须与中国建立独特的关系”。
《迷失的野蛮人：新中国之旅》一书耗费了亚历山大十年生命，从32到42岁他十次去中国，但书稿出版并未了结他的中国缘，他称自己的生命已经与中国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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