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面临全方位的战略挑战
加拿大自去年12月1日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以来,与中国纠纷不断,中国报复性地逮捕了三名加拿大人,卢沙野大使指责加拿大“奉行白人至上主义”,随后中国外交部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一名前外交官被捕是否侵犯外交豁免权唇枪舌战。加拿大智库克拉伦斯·迪·豪研究所(C. D. How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劳伦斯·赫尔曼(Lawrence Herman)指“与中国发生重大争执”,是“2018年加拿大在外交和贸易领域面临的两个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与日渐紧张的美加关系一起考验着加拿大的国际战略。
劳伦斯·赫尔曼1970年代服务于加拿大外交部,现任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CITT)国家咨询委员会主席,1990年至1993年曾担任加拿大台湾商会主席。他最近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文聚焦加拿大的外交困境,指“自二次大战以来,加拿大外交政策三个基本支柱”“受到严重动摇”,这三根基本支柱是“维持与美国的牢固关系;信仰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及战后建立的多边机构;与包括北约伙伴在内的其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达成协议和联盟”。
令其动摇的因素不仅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还有与中国、欧洲和中东关系的变化。赫尔曼指“尽管加拿大在原则上与美国和墨西哥达成了新的三方协议以取代原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与美国这一至关重要的关系却一年比一年紧张”。另外,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加拿大的反应导致两国间自苏联解体以来关系跌入最低谷,俄罗斯史无前例地拒绝了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惠兰(Chrystia Freeland)入境。
加拿大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遇到了麻烦,起因是方惠兰发推文要求沙特立即释放两名被判入狱的持不同政见者。虽然加拿大谴责沙特阿拉伯侵犯人权的理由充分,但沙特的回应是驱逐加拿大大使、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这在外交关系中是除了断交外最极端的行动。加上加拿大与伊朗在2012年哈珀政府时期就断绝了外交关系,加拿大在中东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缺席,严重削弱了它的中东地区政策。与此同时,与东欧国家的政治鸿沟继续扩大,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右翼民粹主义复兴造成政治分歧和关系紧张。鉴于埃尔多安政府日益专制,土耳其缺乏对民主价值的尊重,也削弱了加拿大作为地区重要参与者和北约盟友的影响力。加拿大三个重要盟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内部政治动荡也导致对外政策的复杂化,三国都转向内部处理国内问题,削弱了杜鲁多总理就任时尚感坚实和充满希望的非正式联盟。
劳伦斯·赫尔曼形容“国际变化使加拿大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努力寻找前进道路,因为旧有的关系和规则被削弱或干脆消失”。在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如“美国退出全球领导角色、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攻击等”。“到最后,加拿大发现自己失去了长期的盟友,在很多方面陷于孤立”。
他认为2019年最乐观的情况是前景不明,但局势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只要特朗普继续执政,美国将继续成为一个不确定的盟友,特别是在贸易方面。取消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征收的国家安全附加费的努力仍然不见成效,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和钢铁制品的贸易制裁也在继续。而继续实行保护主义的特朗普已经开始寻找替罪羊,以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巩固其政治基础。加拿大与中国的麻烦也不会轻易、迅速地得到解决,因为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将是长期和复杂的”。
劳伦斯·赫尔曼相信“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加拿大长期以来的外交和贸易政策不再有效。2019年国际政治风云更加诡谲,如何在一个充满变化和敌意的世界中建立新的战略框架,是加拿大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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