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一份被美国加州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引用的警察数据令加拿大温哥华名声大噪,温哥华警方在2020年立案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数量竟超过美国十大都市之和,平均每两名亚裔就有一人遭遇仇恨事件,5月7日美国彭博社发布长篇调查报告《这是北美反亚裔仇恨犯罪之都》,加拿大《国家邮报》12日转载此文时改为“温哥华为何沦为犯罪之都”,并在副标题中注明:长期的歧视性官方信息造成紧张气氛,令仇恨在疫情中大爆发。
在该份排名中,加拿大三大城市都黑得亮眼,温哥华、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四,其中尤以温哥华为甚,去年全年该市警方录得98起反亚裔仇恨犯罪,比前一年增长八倍,是排名第三的纽约的三倍,而后者人口是温哥华的十多倍。
彭博社指“人们都说温哥华是亚洲以外最亚洲的城市,四分之一居民会说中文,按理说种族主义不会在这里流行,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民怨已累积了数十年,新冠疫情只是种族仇恨的导火索。2020年初随着疫情扩散到中国境外,温哥华就开始抵制亚裔社区,因为它与中国大陆的直飞航班多过美欧任何城市,尽管数月后人们发现温哥华疫情主要感染源来自欧洲、加拿大东部和美国华盛顿州,但亚裔还是受攻击,被骂“病毒传播者”、“滚回中国”,唐人街建筑被涂鸦上种族主义字眼等,并很快恶化到袭击个人:92岁老人被扔到街上、光天化日下妇女在车站被人殴打头部。更多事件没有报告警方,温哥华民调机构Insights West4月9日的调查显示近半人相信情况还将恶化。其实,当地华人在疫情中有卓越表现。在华裔人口占比高达54%的列治文(Richmond)市,人们在大温地区没有出现病例前就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一年多来感染率极低,仿佛不是身处温哥华都会区而是在人口稀少的努纳武特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官员和研究人员赞扬列治文华人为遏制病毒传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另一个信息误导是关于华人财富及购置房产,报告指加拿大“亚裔一度被蔑视为下等移民阶级,现在却越来越被视为腐败的财富精英”,这引发新的仇恨。报告以李嘉诚为例,1988年他收购了六分之一的市区物业,以一栋栋玻璃摩天大楼公寓改变了温哥华的天际线,但他的房产只面向香港买家,不面向本地市场,当年3月温哥华商业杂志《公平》(Equity)在封面惊呼“温哥华正成为香港郊区”,1990年代愤怒的温哥华人还因这些怪兽式住宅破坏了传统白人富人区的美学举办过听证会。然而到了2010年代,当美国人在温哥华拥有房产数量四倍于港人时,当地人却没有怒气。
2014年温哥华房价再度飙涨,双位数涨幅超过纽约和伦敦,因房地产经纪以中文在公共汽车上做广告,以及对开名车招摇过市的亚裔留学生的渲染,卑斯大学被冠以“名车大学”和“华裔亿万富豪大学”的绰号,报纸充斥亚裔买家在竞购中以鼓鼓囊囊的现金击败当地人的故事,以及被业主空置的公寓楼及豪宅在黑夜中尽显荒凉的描述。2015年,反对派议员戴维·埃比(David Eby)发起对三个富人区的非英文姓名房主的研究,结论是华人买家以避税、转移财产和获得不公平银行融资推动市场,尽管该研究只针对当年4万2千笔交易中的172笔,但其结论广为各界引用。今年4月,已升任卑斯省检察长兼住房部长的埃比道歉,承认他有争议的研究伤害了华人资本。
2016年卑斯省实施房地产投资新政:增设外国人购房税,增设房屋空置税,增设非居民和“太空家庭”投机税。但专家们看得更清楚,外国买家在房价上涨中仅起支撑作用,刺激温哥华房市飙升的因素很多:极低的房产税率、对主要住宅不征资本利得税、扼杀住房供应的拜占庭式分区和许可制度、以及当地经济早期就具有的投机性,这种投机过去表现为寻找黄金、股票,现在是房地产。报告指“罪魁祸首是十多年的历史性低利率,这既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物,也是加拿大的借贷传统,它把房地产投机推向了全国”。加拿大住房抵押贷款公司(CMHC)负责人埃文·西德尔(Evan Siddall)2016年在温哥华演讲时指加拿大人比外国人更愿意购买投资物业,并警告“是他们,而不是我们”的说法是欺骗,他说“显而易见,外国人是替罪羊”。但温哥华和卑斯省的决策者们不承认歧视亚裔,今年4月省政府强调新政不针对国籍,“重要的不是其身份,而在于纳税或不纳税”。但在卑斯省购房危机更严重的惠斯勒(Whistler),非居民购房者却享受豁免,只因这些买家是美国人而非华人。
“北美反亚裔仇恨犯罪之都”这一恶名为温哥华甚至加拿大都带来负面影响,5月23日英国《卫报》引用受仇恨攻击的温哥华华裔律师史蒂文·吴(Steven Ngo)的话说,当地“种族主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猖狂大胆”,他怀疑“加拿大是多元文化国家”的叙述是否准确,因为当亚裔散步都要“带着胡椒喷雾剂,这样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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