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15日在印尼参加二十国峰会的杜鲁多和习近平的一次短暂而意外的交谈及16日习近平对杜鲁多表达不满的视频曝光,不仅令习近平在G20和APEC会议上的连串峰会外交节外生枝,也再次暴露出习近平对加拿大的傲慢与轻视,他训话中那句“否则结果就不好说了”似乎在预示着加中关系在未来五年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内恐将继续走低。
本台曾在2019年1月探究加中关系持续低迷的原因时,播发《中加关系之寒始于习近平》一文,指“中国对加拿大的态度非一日之寒,根源在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对习惯在国际社会主持正义的加拿大的不满出于他当王储时2009年在墨西哥表露的心态“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从2013年3月正式接班到2020年1月新冠疫情大爆发,热衷元首外交的习近平共出访6个大洲70国,去了八次俄罗斯四次美国,连斐济和文莱这样的小国都留下过足迹,却一再置加拿大的访问邀请于不顾,令加拿大成为西方主要国家中唯一被习近平冷落和忽视的国家。
这次在印尼召开的二十国峰会上习近平密集会晤美国、法国、荷兰、南非、西班牙、阿根廷、塞内加尔、韩国、澳大利亚、印尼和意大利等11国领袖,随后于泰国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又会见了日本、新加坡和菲律宾三国领导人,再次把加拿大晾在了一边,这也再次印证了加拿大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2014年所述加拿大在中国的“地位已经下降到了第三线国家”,尽管习近平在这次对杜鲁多的“训诫”中说“如果有诚心,咱们就应以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很好的沟通”,并辅以手势两次强调要“创造条件”,但在习近平的对外政策中,加拿大早已失去了优先级别。
2021年10月孟晚舟和两位迈克尔各自获释回国并未能为两国关系解冻,本届二十国峰会前加拿大的一系列举动又令习近平对渥太华产生了新的不满。10月21日加拿大科学及工业部长商鹏飞在华盛顿表示加拿大希望“与中国脱钩,与世界上其他不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政权脱钩”。11月2日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命令三家中国公司出售其在加拿大稀有矿产公司的股权。11月9日,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表示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力量”,加拿大要警惕与一个无视基本人权、无视贸易和投资规则、不认同加拿大价值观的国家加深联系的风险。
习近平终于在杜鲁多于二十国峰会期间的一次意外触碰而龙颜不悦,两位当事国领导人双双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一位是前中共温和派领导人的次子,一位是前西方拥抱熊猫派先驱的长子,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父亲,两人交恶为乌云密布的加中关系带来更深的阴影。
11月17日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记者马克戈洛姆(Mark Gollom)在《习近平公开斥责杜鲁多对加中关系意味着什么》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指习近平的威胁“具有经济和外交影响”,加拿大将于12月发布的印太战略必将激怒北京,前驻华大使赵朴建议外交部长赵美兰与中国外长会谈以管控损害。
加拿大将会如何应对北京未来更深的寒意?滑铁卢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安德鲁库珀(Andrew Cooper)认为加拿大可能会效仿澳大利亚之前采用的模式,当被中国孤立时,在找到与北京达成共识领域的同时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更牢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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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自辩书1月下旬在读者的质疑声中出炉,1月25日博讯首发《周永康自辩书(续1):关于“杀妻”再娶》,其中有一处明显的错误,令这一自辩书更加可疑。 文中这样讲述周永康与前妻相识和结婚的过程:我跟我的前妻王淑華是同學,我們是同一年考上北京石油學院的,我讀地球物理勘探專業,她讀分析化驗專業,我們在學校時相識,但是直到一九六七年共同分配到大慶油田才開始談戀愛。王淑華是揚州人,她的姨媽是後來的江澤民總書記的妻子王冶平女士,不過當時江澤民同志還是第一機械工業部下屬的武漢某研究所的技術員。而我已經官居正局級,所以我們當時沒有政治聯姻關係。 根据资料,周永康的实际经历是: 1967年,24岁的周永康大学毕业分配至大庆油田,而此时江泽民已41岁,在前一年5月被任命为一机部在武汉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并代理党委书记,此职务至少是正处级。如果文中所指是1967年开始谈恋爱时,周永康与江泽民的官职比较,那江泽民是正处级,周永康只是个办事员级别的小人物。 因为博讯文章语焉不详,另一种可能是周永康与江泽民的官位比较是在他与前妻结婚的那一年,那就是1971年春天,此时江泽民45岁,已在1970年被调回北京一机部任外事局副局长,官至副厅级。而1971年的周永康28岁,才刚刚被辽河石油勘探指挥部政委刘长亮赏识,在辽河石油会战中充当技术小官,直到1976年才成为行政官员,当上了辽河石油勘探局政治部副主任。 在中共官场中混迹一辈子的周永康,不可能对自己的升迁编年史记忆混乱到文中所述的程度。如果周永康真有机会自辩,应该不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 仅是匆忙一瞥,便发现这一硬伤,仔细推敲的话,所谓的自辩书恐怕是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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