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民主60年
作者塔鲁尔
1947年8月15日子夜，在遭到血腥分割的次大陆上，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在烈焰燃遍全国、装满尸体的列车穿越印巴新的边境、身心疲倦的难民放弃一切来求得新生的时刻，独立的印度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了。
但是60年后，从英国统治者留下的烂摊子冒出来的印度，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印度已经蓄势待发，要成为21世纪的巨人之一。这个在成立时连能否生存都成问题的国家，却排除万难，构建一个行得通的民主，这的确给世人提供了好些宝贵的教训。
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有着像印度这般多样的种族，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宗教和文化习惯千差万别，各地的地形、气候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在1947年，印度的领导人面对着一个100万人死亡、1300万人流离失所、遭受了成百上千亿卢比的财产损失、宗派暴力的伤口依然血流不止的国家。考虑到这种情况，以及管理新国家、将“土邦”纳入印度联邦、重组四分五裂的武装部队等诸多挑战，他们当时即便要求独裁统治也是情有可原的。
把弱点变成了优势
但印度却把自己最主要的弱点变成了优势。美国有句名言叫做“多中选精”，对此，印度的回答却只能是“多样并存”。印度不但没有借国家团结的名义对多样性进行压制，却在制度安排中认可了这种多样性：所有的团体、信仰、爱好和意识形态都能在阳光的照耀下和平共处、相互竞争。
这样做并不总是轻而易举。印度不得不面对种性冲突、不同语言团体之间权利的纷争、宗教暴乱（主要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以及分裂分子的威胁。尽管面对着种种紧张与压力，印度仍然是一个自由的多党制民主国家——也许难免有腐败和低效，但却繁荣昌盛。
从圣雄甘地开始的印度创始人一直是民主的忠实倡导者，这一点对印度产生了很大帮助。印度第一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向人们灌输民主习惯：那就是鄙视独裁者、尊重议会程序，以及对宪法体系抱持信心。
作为总理，尼赫鲁小心地呵护国内刚刚诞生的民主体制，给予它们充分的尊重、甚至是敬畏。举例来讲，在一次公开批评法官之后，他在第二天立即做出了道歉，并给印度大法官写了一封措辞谦恭的道歉信。尽管没有人能够真正撼动他的权威，但尼赫鲁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权力来自于印度的全体民众，而民众也随时都能接近他，几乎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步。
在尼赫鲁个人榜样的感召下，民主价值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当他自己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于1975年实行21个月的紧急状态法，暂时剥夺了印度的自由之后，她都强迫自己要重新赢得印度民众的拥护。英迪拉·甘地汲取了她父亲价值观中最为精华的部分，举行了自由选举并在选举当中惨败而归。
没有共识的管理
尽管印度政治很难避免人们诉诸于宗派主义，但它的民众已经从内心深处认可印度是一块包容很多不同的种性、信条、色彩、文化、美食、信仰、服装和习惯，但仍然会聚在民主共识周围的土地。这种共识的核心是一条简单的原则，即人们不需要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达成一致，除了在如何表达不同意见的根本原则上。60年来，印度历经重重挑战而仍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它维持了一个共识：如何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进行管理。
举例来讲，印度允许所有的宗教自由发展，但确保没有任何宗教被国家赋予优势地位。其中也包括团体权利的授予，也就是允许穆斯林有自己的《个人法》，不同于一般民法。如果把美国比作一个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只大浅盘，各种各样的精美菜肴盛放在不同的碗里。每种菜肴的口味各不相同，可能与其他菜肴的口味毫无关系，但却又共同盛放在同一只大盘子里。
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再认真地谈论分崩离析的风险。淡米尔纳德邦和米佐拉姆邦等边远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被一个简单的方法平静地化解：昨天的分离论者变成了今天的首席部长（相当于省或国家一级领导人）和明天的反对派领袖。
不仅如此，印度的民主绝不是少数人参与的游戏，它对劳苦大众最为重要。在美国，大多数穷人不去投票--哈莱姆区只有23%的人参加了上次总统选举--而印度穷人的参选率却很高。
结果是投票箱化解了种性分化的潜在破坏力，低种性中最卑微的人却能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玛雅瓦蒂（Mayawati），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女子，却三次作为首席部长统治着印度人口最为稠密的北方邦，而且目前同样拥有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选举市场的逻辑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支配其他人。三年前，在这个拥有81%印度教人口的国家里，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政治领袖索妮娅·甘地（Sonia Gandhi）为锡克教徒曼莫汉星（Manmohan Singh）让路，使后者得到了穆斯林总统卡拉姆（Abdul Kalam）的任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民主国家美国，至今还没有选出过一位非白人、非男性和非基督教徒的总统。
民主维系了一个保护各民族共同空间的印度，它将这个曾被很多人判定为无法生存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因此它的60岁生日值得我们好好庆祝。
·作者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塔鲁尔于1956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78年获得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尔法律和外交学院的博士学位，还获得美国帕盖特·桑德大学国际事务的荣誉博士学位，并在那里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塔鲁尔目前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职务，负责联合国传播和公共咨询方面的工作。
塔鲁尔从1978年开始在联合国供职，曾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任职员，并被任命该组织驻新加坡办事处的主任，处理过“越南船民”问题。1989年至1996年他曾担任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秘书长特别助理，曾经连续辅佐两任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首脑。他曾参与过联合国对南斯拉夫的维和行动，并担任联合国负责维和行动的秘书长助理(1997年—2001年)，2003年，他还被秘书长任命为联合国多种语言的协调员。1998年，塔鲁尔在瑞士达沃斯被“世界经济论坛”誉为“明天的世界领袖”。
塔鲁尔还是印度著名作家，曾写过8部小说，是多个报刊杂志和文学刊物的特约撰稿人，并获得多种文学和新闻奖项。他还是印度-美国艺术学会的董事。
1947年8月15日子夜，在遭到血腥分割的次大陆上，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在烈焰燃遍全国、装满尸体的列车穿越印巴新的边境、身心疲倦的难民放弃一切来求得新生的时刻，独立的印度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了。
但是60年后，从英国统治者留下的烂摊子冒出来的印度，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印度已经蓄势待发，要成为21世纪的巨人之一。这个在成立时连能否生存都成问题的国家，却排除万难，构建一个行得通的民主，这的确给世人提供了好些宝贵的教训。
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有着像印度这般多样的种族，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宗教和文化习惯千差万别，各地的地形、气候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在1947年，印度的领导人面对着一个100万人死亡、1300万人流离失所、遭受了成百上千亿卢比的财产损失、宗派暴力的伤口依然血流不止的国家。考虑到这种情况，以及管理新国家、将“土邦”纳入印度联邦、重组四分五裂的武装部队等诸多挑战，他们当时即便要求独裁统治也是情有可原的。
把弱点变成了优势
但印度却把自己最主要的弱点变成了优势。美国有句名言叫做“多中选精”，对此，印度的回答却只能是“多样并存”。印度不但没有借国家团结的名义对多样性进行压制，却在制度安排中认可了这种多样性：所有的团体、信仰、爱好和意识形态都能在阳光的照耀下和平共处、相互竞争。
这样做并不总是轻而易举。印度不得不面对种性冲突、不同语言团体之间权利的纷争、宗教暴乱（主要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以及分裂分子的威胁。尽管面对着种种紧张与压力，印度仍然是一个自由的多党制民主国家——也许难免有腐败和低效，但却繁荣昌盛。
从圣雄甘地开始的印度创始人一直是民主的忠实倡导者，这一点对印度产生了很大帮助。印度第一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向人们灌输民主习惯：那就是鄙视独裁者、尊重议会程序，以及对宪法体系抱持信心。
作为总理，尼赫鲁小心地呵护国内刚刚诞生的民主体制，给予它们充分的尊重、甚至是敬畏。举例来讲，在一次公开批评法官之后，他在第二天立即做出了道歉，并给印度大法官写了一封措辞谦恭的道歉信。尽管没有人能够真正撼动他的权威，但尼赫鲁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权力来自于印度的全体民众，而民众也随时都能接近他，几乎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步。
在尼赫鲁个人榜样的感召下，民主价值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当他自己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于1975年实行21个月的紧急状态法，暂时剥夺了印度的自由之后，她都强迫自己要重新赢得印度民众的拥护。英迪拉·甘地汲取了她父亲价值观中最为精华的部分，举行了自由选举并在选举当中惨败而归。
没有共识的管理
尽管印度政治很难避免人们诉诸于宗派主义，但它的民众已经从内心深处认可印度是一块包容很多不同的种性、信条、色彩、文化、美食、信仰、服装和习惯，但仍然会聚在民主共识周围的土地。这种共识的核心是一条简单的原则，即人们不需要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达成一致，除了在如何表达不同意见的根本原则上。60年来，印度历经重重挑战而仍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它维持了一个共识：如何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进行管理。
举例来讲，印度允许所有的宗教自由发展，但确保没有任何宗教被国家赋予优势地位。其中也包括团体权利的授予，也就是允许穆斯林有自己的《个人法》，不同于一般民法。如果把美国比作一个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只大浅盘，各种各样的精美菜肴盛放在不同的碗里。每种菜肴的口味各不相同，可能与其他菜肴的口味毫无关系，但却又共同盛放在同一只大盘子里。
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再认真地谈论分崩离析的风险。淡米尔纳德邦和米佐拉姆邦等边远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被一个简单的方法平静地化解：昨天的分离论者变成了今天的首席部长（相当于省或国家一级领导人）和明天的反对派领袖。
不仅如此，印度的民主绝不是少数人参与的游戏，它对劳苦大众最为重要。在美国，大多数穷人不去投票--哈莱姆区只有23%的人参加了上次总统选举--而印度穷人的参选率却很高。
结果是投票箱化解了种性分化的潜在破坏力，低种性中最卑微的人却能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玛雅瓦蒂（Mayawati），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女子，却三次作为首席部长统治着印度人口最为稠密的北方邦，而且目前同样拥有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选举市场的逻辑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支配其他人。三年前，在这个拥有81%印度教人口的国家里，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政治领袖索妮娅·甘地（Sonia Gandhi）为锡克教徒曼莫汉星（Manmohan Singh）让路，使后者得到了穆斯林总统卡拉姆（Abdul Kalam）的任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民主国家美国，至今还没有选出过一位非白人、非男性和非基督教徒的总统。
民主维系了一个保护各民族共同空间的印度，它将这个曾被很多人判定为无法生存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因此它的60岁生日值得我们好好庆祝。
·作者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塔鲁尔于1956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78年获得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尔法律和外交学院的博士学位，还获得美国帕盖特·桑德大学国际事务的荣誉博士学位，并在那里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塔鲁尔目前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职务，负责联合国传播和公共咨询方面的工作。
塔鲁尔从1978年开始在联合国供职，曾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任职员，并被任命该组织驻新加坡办事处的主任，处理过“越南船民”问题。1989年至1996年他曾担任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秘书长特别助理，曾经连续辅佐两任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首脑。他曾参与过联合国对南斯拉夫的维和行动，并担任联合国负责维和行动的秘书长助理(1997年—2001年)，2003年，他还被秘书长任命为联合国多种语言的协调员。1998年，塔鲁尔在瑞士达沃斯被“世界经济论坛”誉为“明天的世界领袖”。
塔鲁尔还是印度著名作家，曾写过8部小说，是多个报刊杂志和文学刊物的特约撰稿人，并获得多种文学和新闻奖项。他还是印度-美国艺术学会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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