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2日星期二

肖逸夫:为何说“加中关系急需修补“



今年六月,加拿大政治新闻网站IPOLITICS女记者阿曼达·康诺丽向加拿大外长迪翁提问一事,因惹怒来访的中国外长王毅而进入全球视野。在一阵喧嚣之后,人们发现阿曼达所提“关于中国如何对待‘人权倡导者’的担忧一直不少,比如对待香港书商和加拿大人凯文·高,更不用说中国对南海的领土野心对区域稳定产生的影响。基于上述担忧,加拿大为什么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一问题,无论是平静的迪翁或恼怒的王毅都未能给予回答。
 
事件过去后,法国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肖逸夫(Yves Tiberghien)在《环球邮报》撰文,阐述“加中关系为何急需修补“,部分回答了阿曼达·康诺丽的问题。

肖逸夫指“过去十多年来加拿大的对华关系一直在贸易和基本人权之间拉锯,加拿大一直被一个疑惑缠绕着:我们是否应该做浮士德式的交易,出卖灵魂去换取利益?这种挣扎给加拿大造成了难题,也使加拿大成为世界历史上某些最深刻变化的旁观者”。

当今世界大国角色发生变化,全球性挑战趋向激烈,迫切需要在气候、流行病、海洋保护、消除贫困、改善福利型贸易、移民和联合国2030年议程等方面制定国际规范和制度。在制定未来规则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越大的国家,将来受益也最大。

作为七国集团成员和文化多元的国家,加拿大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切不可以作茧自缚,只与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先进的民主国家打交道,加拿大必须与俄罗斯、伊朗、沙特,特别是中国积极交往,这就需要一个更合理、更长远的中国政策。

肖逸夫认为世界秩序正发生巨变,游戏规则也在改变。尽管心怀恐惧,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受到美国的欢迎,亚投行高层管理人员来自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许多人来自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和由日本人主导的亚开行共同作出早期贷款,尽管两国领导还各自带着民族主义情绪,但中日合作实际上已经开始。来自内部的消息指截止到目前,亚投行的运行比世界银行更透明和更具规范。加拿大在亚投行的盟友和转变态度的美国以及其他国际机构都认识到关键问题是缺少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那么加拿大为何还要袖手旁观呢?

6月初美中举行的第八轮高层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就斐然,双方在战略方面达成了气候变化、海洋保护、核安全、朝鲜无核化、粮食安全和负责任的矿产供应链等协议,在经济层面也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国方面进一步承诺汇率改革、避免竞争性贬值、改善经济透明度、针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向美国企业进一步开放市场,在美国设立人民币交易中心和减少钢材供应等。

为何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和德国可以和中国谈判并取得丰硕成果,而加拿大不能?韩国和新加坡都能做到既坚守政治理念又与中国展开合作,加拿大又为何不能?

肖逸夫强调“与中国、俄罗斯或伊朗交往,并不意味着加拿大热爱他们,或对与我们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做法视若无睹。相反,作为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巨大潜能的重要国家,加拿大必须和各方一道来制定规范和制度,以推动全球公益。在这个过程中,加拿大将在很长时间里和中国这样的一个为了现代化已经努力了200年的国家合作”。

正如很多加拿大华裔所说,中国的治理与50年前10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显著进步。但在满足人民愿望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拿大支持中国在这一进程上走下去,巩固其改革成果,但采取的方式不能是回避或责骂。

肖逸夫在文中还向加拿大政府提问“201411月,保守党总理哈珀就与中国达成协议准备推动两国间高层战略对话,为何加拿大至今没有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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