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多二次执政会制定什么样的对华政策
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布雷斯敦·林（Preston Lim）2019年10月28日在《多伦多星报》撰文，呼吁“杜鲁多改变对华战略的制定方式，以稳定加中关系。当务之急是发布中国政策白皮书，明确加拿大外交目标和手段，在面向中国时说明将在哪些方面寻求参与、对抗或两者结合，并组建跨党派跨机构的中国工作组（CWG），成员包括议员及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和通信安全机构的负责人”。他认为“加拿大的盟友长期从这种体制中受益， 2001年美国国会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由众议院议员和五名高级行政官员组成，英国议会也有中国小组”。而杜鲁多“过去那种临时决定的方式，既恶化加中关系又削弱加拿大在盟国和世人眼中的形象”。
布雷斯敦·林指杜鲁多在第一任期之初，推动与北京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但又逐渐在某些问题上与北京对峙，对华战略呈现精神分裂状，这也是他父亲承认北京以来，每位加拿大总理与北京打交道都会采用的既接触又对抗的混合策略。杜鲁多的问题是以秘密方式执行对华政策，其中国战略是临时的，无关核心价值或大战略，结果弄得加拿大人、盟国和国际社会都无法预测其对华政策。
加拿大前外交官、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卡尔维特（Phil Calvert）希望杜鲁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他11月在《日本经济新闻》撰文指杜鲁多未能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将使加中遭遇挫折的关系更加复杂，令加拿大加速在亚洲寻找新伙伴。他回顾了杜鲁多首次执政期间的对华关系，“2015年加拿大加入了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启动了两国自贸协定的探索性会谈，2017年，加中自由贸易谈判的前景因劳工权利问题夭折，2018年两国关系因孟晚舟被拘留而急转直下，中国报复性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限制加拿大油菜籽、牛肉和猪肉进口”，他强调一系列“事态发展使加拿大人对中国的态度大大强硬，即使孟晚舟问题得以解决、两名加拿大人获释也无法缓和”。
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加拿大公众舆论对中国越来越充满敌意，这一事实杜鲁多无法回避。鉴于改善对华关系的难度，杜鲁多应减少对华贸易的依赖，争取早日加入有美国和俄罗斯等18个成员国的东亚峰会。加拿大商会也正敦促与日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考虑到东京在东北亚安全中的作用以及最近的美日贸易协定，此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加拿大和日本共同加入了有11个成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渥太华应与该协议的其他伙伴及泰国和台湾等候选国一起建立更牢固的经济联系。加拿大也应该更多地关注东南亚国家联盟10个成员国的经济活力以及该组织抗衡中国扩张的重要战略价值。杜鲁多在第一个任期内就开始与东盟谈判贸易协定，一旦达成加拿大中小企业将会发现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和资源密集度都比中国要低。加拿大应该更重视在新加坡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推销教育，吸引更多东盟留学生，使加拿大国际学生群体更加多样化。
以上这些针对亚洲的举动预计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为杜鲁多赢得国会中其他党派的支持，包括向亚洲输送石油的跨山石油管道建设，也会得到保守党的支持。同时，公众和国会将会给杜鲁多更多的压力，要求他强硬回击中国对加拿大的干预，并在人权问题上加大声量，包括加强对香港的示威者和新疆受压迫的维吾尔人的支持，这将进一步激怒北京，增加解决双边争端的难度。这也意味着杜鲁多需要以更全面的方法应对该地区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以获取公众支持并为加拿大在中国的困境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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