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日起中国将对镓和锗实行出口管制,令西方更加迫切寻求关键金属替代来源。在美国与欧盟委员会等11个西方国家和组织建立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中,加拿大是最大的矿产资源国和生产国,也最有希望在关键矿产供应上取代中国,早在2021年3月加拿大就把镓、锗列入了《关键矿产清单》,旨在推动其开发,今年3月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曾表示将在竞争中击败中国,成为西方降低对中国依赖方案的一部分。
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出警告“中国提供了欧洲98%的稀土,欧洲需要降低这种依赖的风险”,警告也来自美国,2022年美国公布50种关键矿产,中国是最大生产国的有30种占60%,中国是最大进口来源国的有26种占52%。2019年,刚果和中国两国钴和稀土元素产量分别占全球的70%和60%,中国在全球精炼中的主导地位为镍35%、锂50%至70% ,钴和稀土元素90%。中国公司大量投资刚果、澳大利亚、智利和印度尼西亚,获得了更大影响力。
俄乌战争令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认识到关键矿产不仅关系到新能源技术,更攸关国家安全,迫切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加拿大是“矿产安全伙伴关系”中唯一拥有丰富的钴、石墨、锂、镍资源的国家,这些矿产对于制造电池和电动汽车至关重要,加拿大还是世界第二大铌生产国以及第四大铟生产国,铌是航空航天工业的重要金属,铟是半导体和先进汽车制造的重要原料。在生产方面,加拿大拥有全球近一半的采矿和勘探上市公司,业务遍及100多个国家,总市值达5200亿加元。
近两年来加拿大政府频频发力:21年3月发布《加拿大关键矿产清单》,包含铝、锑、镓、锗等31种关键矿产,同时收紧对此领域外国投资的审批,去年11月勒令3家中国公司剥离其在加拿大关键矿产公司的投资,去年12月出台关键矿产战略,政府投入40亿加元 预算 力求打造关键矿产的全球首选供应商,今年3月又宣布投入3.6亿加元支持关键矿产战略的五项新计划。
今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到访加拿大与杜鲁多总理会谈的重要话题之一也是关键矿产,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称两国领导人“围绕关键矿产进行对话,不仅是钴、锂和石墨,还有铀和核燃料循环”。国际能源署估计到2040年全球关键矿物需求可能会增加4到6倍,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向电动汽车过渡推动,电动汽车所需矿物投入是传统汽车的六倍,陆上风力发电厂所需矿产资源是燃气发电厂的九倍。考虑到矿产战略要经过从发现到生产之间的漫长周期,加拿大希望获得美国帮助以快速提高矿物产量,加快与目前主导市场的中国竞争,为此加拿大希望美国政府注资,包括通过冷战时期的美国国防生产法DPA 直接提供资金,以启动私营部门投资开发新矿山和加工设施,渥太华还希望五角大楼承诺储存加拿大生产的某些关键矿物以防止中国禁运。
加拿大同时也加大了自身的财政投入。今年4月道明银行最新报告称,加拿大为清洁能源转型已投入1390亿元,占GDP 的5%,这与美国雄心勃勃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3930亿元具有可比性,3月加拿大公布未来十年预算,对清洁电力、清洁技术制造和氢气投资550亿,4月加拿大政府又承诺十年内补贴130亿元,帮助大众汽车在安省建设其第一家海外电池制造厂。该报告作者、道明银行董事总经理方显聪(Francis Fong)强调“加拿大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不仅在于补贴和气候政策,更重要的是靠近关键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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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称将门,并非行伍英雄,而是指驰骋精神世界的智勇者。 今天在北京去世的物理学家许良英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他的儿子许成钢也是一名有风骨的经济学家,被称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一名顽强、坚韧、执着的探索者”。他目前任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职副教授、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韩国首尔大学“世界级大学”教授。曾在中国社科院数量和技术经济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客座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访问学者,以及担任《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经济学季刊》(QJE)等一流学术期刊的审稿人。 其在网络上可查到的著作有:《软预算约束:理论从中央计划到市场》2001年/《组织中的协调:一个比较分析》/《制度、创新和增长》1999年5月/《激励、信息和组织形式》2000年4月/《金融机构和东亚金融危机》1999年4月/《M型层级结构和中国的经济改革》1993年4月/《不完备法律: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场监管发展中的应用》/《从组织理论的角度看中国为什么不同于东欧》。 要了解许成钢的人生经历,其《我的文革十年》一文不可不读。 从1970年,不到20岁的他在北大荒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到70年代最后一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唯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 而他“七十年代最初的灾难,就始于完成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天的手稿,那是计划中的一本书的最初四个章节,长达六十六页,有引言有脚注有文献索引,工整地复写在当年的小格稿纸上,书名为《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文革中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不同社会阶层与社会集团的自身利益是残酷夺权的动力”,他“至今仍然认为文革背后的社会力量在于民众自身的利益。我不同意把文革简单地解释成毛的阴谋——通过群众运动整掉刘少奇。” 与很多下乡知青不同,许成钢“去东北,心里装了一大堆关于制度的问题”,在北大荒艰苦的劳作中,他想到的是“当时想写一本相当庞大的书,囊括所有我探索的主要问题,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革命”。在被关押之后,“使我从那种极度悲观的状态下挺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探索的愿望”。 这种精神支撑着他,使他在今日成为在人类精神领域里叱咤风云的将门虎子。 许成钢:我的文革十年 放在我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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