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战略下的加中首次合作
12月19日达成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协议”被认为是一项与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地位相当的历史性协议，旨在扭转人类对野生动物和关键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的趋势。196个缔约方承诺到2030年将其30%的陆地和海洋领土划为保护区，减少使用杀虫剂和有害塑料，增加城市绿地，确保野生物种可持续利用并减少过度消费和食物垃圾。
峰会原定在中国昆明举行，因疫情原因转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因为这里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办公室所在地。加拿大新闻社说“虽然中国仍然是官方东道主，但加拿大承担了后勤工作，并对会议的雄心壮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前，鉴于两国政府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人们对中国和加拿大联合主办会议感到担忧”。
举办峰会的两个星期，两国环境部长多次同台，就谈判表达了相似立场，并多次互相感谢对方支持。在12月20日的记者会上，中国环境部长黄润秋称自6月选定蒙特利尔会场以来，他和加拿大环境部长吉尔博特（Steven Guilbeault）至少每周交谈一次，他称赞“加拿大真的很有帮助”。吉尔博特也表示会议取得成就“是因为加拿大和中国能够搁置分歧，共同领导谈判。该协议把两国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是以中国和加拿大两座城市共同命名的”。
未来两年中国将继续担任生物多样性公约主席，黄润秋表示将继续推动协议的实施。协议将定期审查缔约方进展情况，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同行评审，一个国家可以了解另一个国家遵守协议的情况。目前全球只有约17%的陆地和10%的海洋区域受到保护，新目标将增加相当于整个俄罗斯国土面积和几乎与整个大西洋一样大的海洋区域。
加拿大《环球邮报》在协议签署当日撰文称“中国在潜在的尴尬情况下发挥了建设性的领导作用，令人对其未来在国际环境关系中的地位持乐观态度”，“前往蒙特利尔时，中国并没有完全接受其责任，因为在11月埃及COP27气候会议上，在发达国家向遭受严重气候灾难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必要投资问题上，中国还保持沉默”。参加会议的绿色和平驻北京高级顾问李硕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存在身份认同危机，过去是声援发展中国家，现在则被要求承担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责任”，“在经常使全球北南对立的会谈中，北京处于中间的最佳位置。担任主席的中国通过促成一项平衡而稳固的协议，给中国环境官员带来更多的信心”。
会议期间，以巴西为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因对融资谈判不满而离会，在中国代表斡旋下回到谈判桌上缓和了局势，这既得益于中国对挫败方的同情能力，也反映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影响力。峰会的成功也令加拿大受到赞誉，加拿大环境部长吉尔博特处境奇特，既要设法在不与北京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担任共同领导的角色，还要以身作则，加拿大对自然保护做出了一系列新的承诺，并游说其他国家成功地将原住民权利等内容纳入协议。
《环球邮报》认为“2022年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但年底中国在蒙特利尔主办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令两国关系有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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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自辩书的一处硬伤
周永康自辩书1月下旬在读者的质疑声中出炉，1月25日博讯首发《周永康自辩书（续1）：关于“杀妻”再娶》，其中有一处明显的错误，令这一自辩书更加可疑。 文中这样讲述周永康与前妻相识和结婚的过程：我跟我的前妻王淑華是同學，我們是同一年考上北京石油學院的，我讀地球物理勘探專業，她讀分析化驗專業，我們在學校時相識，但是直到一九六七年共同分配到大慶油田才開始談戀愛。王淑華是揚州人，她的姨媽是後來的江澤民總書記的妻子王冶平女士，不過當時江澤民同志還是第一機械工業部下屬的武漢某研究所的技術員。而我已經官居正局級，所以我們當時沒有政治聯姻關係。 根据资料，周永康的实际经历是： 1967年，24岁的周永康大学毕业分配至大庆油田，而此时江泽民已41岁，在前一年5月被任命为一机部在武汉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并代理党委书记，此职务至少是正处级。如果文中所指是1967年开始谈恋爱时，周永康与江泽民的官职比较，那江泽民是正处级，周永康只是个办事员级别的小人物。 因为博讯文章语焉不详，另一种可能是周永康与江泽民的官位比较是在他与前妻结婚的那一年，那就是1971年春天，此时江泽民45岁，已在1970年被调回北京一机部任外事局副局长，官至副厅级。而1971年的周永康28岁，才刚刚被辽河石油勘探指挥部政委刘长亮赏识，在辽河石油会战中充当技术小官，直到1976年才成为行政官员，当上了辽河石油勘探局政治部副主任。 在中共官场中混迹一辈子的周永康，不可能对自己的升迁编年史记忆混乱到文中所述的程度。如果周永康真有机会自辩，应该不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 仅是匆忙一瞥，便发现这一硬伤，仔细推敲的话，所谓的自辩书恐怕是漏洞百出。
资料库：北京认定的25名恐怖分子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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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大陆版被删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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