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赞中国接班体制的加拿大学者

加拿大籍的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贝淡宁（Daniel A. Bell）在中共十八大召开期间，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为中国选择领袖的方式辩护》的合著文章，声称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的独裁国家，有着良性的贤能政治，因为中共已经演变成为精英组织，只有一流的学生和模范工人才被允许加入，只有通过考试才能成为公务人员，尽管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模式不透明，但七名政治局常委无一不是经过大省和关键部委的历练。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马凯认为“这一说法使他成为在北京的最富争议的外国学者”，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总编布莱克在推特上形容“中国的辩护士贝淡宁又往前走了一步”。

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贝淡宁在家乡的麦吉尔大学毕业后远赴英伦，拿到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一直在新加坡和香港生活，直到2004年受聘于清华大学成为该校首名外国籍的哲学教授，并搬去北京定居。但他与中国的缘分并非由此开始，1988年他在牛津就结识了日后成为其夫人的中国留学生宋冰，后者为他取中文名贝淡宁，据说是寄望夫婿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在中国，贝淡宁似乎并没有享受到仙风道骨的宁静，11月24日马凯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撰文《赞誉北京贤能政治而酿风波的贝淡宁》，形容他正在那里体验冷暖交加的双重感受：中国官方媒体的宠儿，学术界同行攻击和鄙视的目标，甚至有人把他视为共产党政权腐败和镇压行为的“辩护士”。

贝淡宁在《辩护》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西方媒体对中共十八大领导人换届的报道几乎完全是负面评价”，对“中共高层蔓延的腐败、得不到公开讨论的政策议题以及中国人民完全被排斥在政治协商过程之外”的批评并“没有抓住全局”。真相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加接近管理大国的最好模式：高层实行贤能政治、底层实行民主，中间预留实验空间”。

他质疑“大国的一人一票选举”，因为“从道德角度看，公民应该投票支持公共利益，但选民往往根据自身利益投票，许多人甚至连这也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起码的经济判断能力。而富人选民则更透彻地理解经济，更容易把制度转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他认为“民主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投票权仅赋予国家边界内的成年人，可受政府政策影响的人不仅限于选民，还有子孙后代和生活在国界外的人”，他举例欧美选民一再支持减税和高福利，结果抵押了国家的未来，还导致全球变暖。

他盛赞“只能在一党制国家进行的贤能政治专门为选择德才兼备的领袖而设计”，“在多党制国家，基层工作表现良好不一定能得到提拔，因为政党更迭后政府中的主要人员都得更换”。对于“中国式贤能政治里的腐败猖獗”，他主张用“更开放和可信的媒体、更透明的制度、更有效的司法体制、官员更高的收入、更独立的反腐机构等” 来限制权力的滥用。

贝淡宁的观点激起了一些中国网民的愤怒，在其《财经网》的实名博客上，有人称他为“司马南的洋人同胞，孔庆东的同党，政治投机家，高级五毛”，“身在自由阳光他国，却在赞美专制黑暗，这种人是撒旦魔鬼，就是摩靡斯特帮凶”。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马凯前往贝淡宁在北京顺义高尚住宅区里的家中探望，贝淡宁的夫人在高盛中国任职高管，其岳父是中共老干部，贝府对面就是英国德威贵族学校在中国的分校，马凯发现从个人而言，已经“跻身中国统治阶层”的贝淡宁是个“典型的加拿大好人，为人彬彬有礼说话轻声细语，教书之余还经营着一家火爆的泰式餐厅，每周组织在京洋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当然也不会忘了在人们耳边“大谈令他着迷的孔夫子的现代意义”。

马凯写道“贝淡宁对自己的观点激怒读者已经习以为常，并把它归咎于西方人对自己政治制度的优越感。他认为无论何时，只要对中国政府稍加褒扬，总会激起一些人极大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