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据BBG Watch消息，曾在2011年与洛桑森格一起参选西藏流亡政府总理的斯坦福学者丹增特桑（Tenzin Tethong）已经被任命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任，接替去年11月1日被免职的阿沛·晋美。 丹增特桑1959年随家人流亡印度，1995年定居美国，曾担任斯坦福大学西藏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曾任达赖喇嘛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代表，是西藏首位被特别议会选举出的内阁部长之一，曾在1994年至1995年轮值担任西藏流亡政府的总理。 The new Tibetan service director is a well-known figure among Tibetans inside Tibet and in the diaspora. He has devoted his entire career to working on issues of importance to Tibetans and is credited with helping to start Sheja , the first Tibetan educational publication in exile. He worked with Congressmen Charlie Rose and other senior staff in the U.S. government to secure the first visit of the Dalai Lama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79. He also has been a commentator on RFA Tibetan service programs and appeared in numerous television programs. Tenzin Tethong is the founder of key Tibet initiatives in the U.S. including the Tibet Fund, Tibet House - New York, and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He is currently a Distinguished Fellow at the Tibe...

自中共领导人陈云在 1950 年首次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号之后，这类具有乡土气息的经验主义词句就不断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政策中涌现，不过它们不再是教人如何出行，而是领着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国家跌跌撞撞地走在现代文明当中。与陈云的“石头论”齐名的，是邓小平的“猫论”，他以此开启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成为 1986 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与前辈中共领袖们相比，今年 3 月 14 日就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毫不逊色，他就任一周后的首次出访中就以“鞋子论”引发激烈争议。 陈云的“石头论”最早出台于 1950 年的一次中央政务会议上，面对物价上涨或下降的两难处境，陈云提出“要摸著石头过河”，要稳妥处理。 1980 年 12 月 16 日 ，跃升为第二代领导人中二号人物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中国改革问题复杂，要摸著石头过河，不能过急。陈云的“石头论”获得邓小平完全赞同，并沿用至今。 对于“石头论”的弊端，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导师、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与导师的质疑态度不同，习近平现在还肯定“摸着石头过河符合中国国情”，习近平在 2012 年最后一天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   “猫论”出自邓小平在 1962 年 7 月 7 日 发表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就如何评价包产到户问题，他引用了刘伯承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后来，“黄猫”被传成了“白猫”。在邓小平 70 年代末复出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之后，“黑猫白猫”成为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代名词，他力求在政治制度的考量之外，生产力能得到高速发展。 通过 30 年的实践，“石头论”和“猫论”使 21 世纪的中国深陷环境极度污染、资源严重短缺的矛盾中，活跃在中文网络的加拿大独立华人政论者付明泉更指“猫论”和“石头论”全面摧毁了中国的社会道德，因为它们使“昔日做好人的理论坍塌了，做聪明猫的理论诞生了，不论抓到假耗子真耗子，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总之只要达到目的，就是好猫，全社会的道德体系开始瓦解。”今年 2 月，还有人在国内网站...

中国媒体早已经是四不像了，再这么一折腾，非得把中国媒体人逼疯不成，“新三反”导致的疯人疯境是否也是“中国梦”的内容之一？这则消息倒是让我想起来十多年前在国内的经历。 记得在1998年，我当时还在特区电台主持最火爆的社会问题热线节目，一日有电话进来，自称是来度假的北京新闻工作者，与朋友议论我已经好几天了，他指责我在节目中反党反社会，因为我接听的电话里，有听众露骨地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白色恐怖”之类的词句。该北京记者还说，亏得你在特区，如果在北京早就进监狱了。 作为记者和主持人，我一向胆大，在接听众热线时，从不掐断他们的电话，哪怕是对我本人的指责，也让他说完。现在回想起来，一个京城记者就已经这么上纲上线了，如果放在专政机构，那我定是罪不可赦了。 下面就是新三反一文的要点： ----“所谓‘新三反人员’就是坚持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人员。 ----明明你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却总在贬损这个民族，这些人不能继续呆在媒体，不能从事舆论宣传工作，应该‘不换立场就换人’。 ----凡有“新三反”倾向的，凡是思想糊涂立场混乱的人，不能在高校从事新闻人才的培养。 ----将派出党政干部到各高校新闻专业去与各高校新闻教师到媒体与党政机关来换岗。 多维新闻引述中华主流文化网3月29日报道，一份预示未来走向的传达讲话内容被披露，在讲话内容中提出中共对宣传工作的五点要求，必须坚持媒体的“喉舌论”；必须坚持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列毛与特色理论；必须注意“新三反人员”占据媒体与舆论阵地的问题；媒体人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加强党对媒体舆论的领导，要从培养新闻人才抓起。 报道中称，“各个省市区中共党的宣传部长都在传达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据参加某省传达会议的人士披露，今后中央宣传基调已经明朗。” 附原文如下： 最近，各个省市区中共党的宣传部长都在传达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据参加某省传达会议的人士披露，今后中央宣传基调已经明朗。 一、必须坚持媒体的“喉舌论”，即在中国的媒体，不管是传统纸媒还是新媒体，都应当是党的喉舌，人民的喉舌，这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所决定了的，有些人在这方面有糊涂观念或错误立场，今后不允许党管的媒体发出与党和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声音，现在一些媒体改制，由社会力量筹办，也必须遵守这一原则，否则就收回或者不要...

曾在川鄂两省交界的小三峡与神龙架山区，见过中国的赤贫阶层。在原始森林的腹地，爬半天的山路，隐约见到孤零零的破旧木屋隐藏在山坡上，屋子的主人竟不知道毛泽东已经过世，邓小平已经开启了开放时代。见有外人来，夫妻俩避坐在铺着破棉絮的木板床，同来的山里人告诉我，他们不能同时外出，因为只有一条裤子。 在粤北山区的瑶寨，也存在赤贫，瑶寨多半位于半山坡，且房子都由石头垒就，远远看去，就是一幅画。但当你进入，见到的都是乞讨的双手。 在鄂皖交界的大别山区，我曾见过一户赤贫人家，男主人已中年，买来的妻子只有十五岁，瘦小且弱智，生下的男婴双眼失明，两人蜷缩在黑乎乎的土屋子里，生活没有一丝亮点。 时至今日，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不少人仍以令世人触目惊心的方式无声地生存着，官吏们常常对他们视而不见。 46岁的王兵，是中国电影人中最热衷也最擅长记录最底层民众原生态的导演，在欧美他甚至已经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代名词。 2010年12月，我在蒙特利尔遇见王兵的时候，他正带着自己的首部故事片《夹边沟》来参加新风格电影节。在初次接触中，王兵很沉默，和他的电影风格如出一辙。 当时，魁北克电影资料馆还放映了王兵的《无名的人》，讲的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男性成年人在黄土中刨坑而居的生活，那沉闷的节奏，鼠类般的生存状况，富于哲理的画面，非一般观众所能欣赏。记得当时有个魁北克女子，十分入戏，要我转告王兵她就是那无名的人。 今天，我看完王兵的新片《三姊妹》，才知道我们上次见面时，他已经在云南海拔3200米高的山村洗羊塘，跟踪拍摄贫苦的三姐妹一家。 在这部两个半小时的片子里，中国最底层的百姓对记录他们的镜头视若无睹，令人惊讶。 对此，王兵的解释是：这个东西主要是拍摄的一个摄影机的反应，你是不是刺激到她，是不是你让她没办法不注意，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不管拍什么样的人物，我自己感觉都一样，我拍了这么多年纪录片，我的片子基本上都是没做过这些工作，去就拍，不管是拍哪个片子，也没有特别刻意的，就是说做哪些工作，但是最后都是这样。实际上它这种影像就是正常的生活影像，像我们习惯看的电影，那个影像是不正常的，所以没有生活的那种生动，因为他在表演。你生活当中你随便拍，影像肯定和一般的电影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很随意。 关于这部电影的缘起，王兵给出的故事是： 在2009年的时候，我到云南去给我一个...

长期以来，北京把允许外国使节进藏与否作为筹码，以增加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回旋余地。近来西方多国议会纷纷就中国境内藏人自焚举行听证，国际社会的关注日益加强，也陆续传来外国使节被拒入藏的消息。二月中旬，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 Frances Adamson ）在一年的时间里多次申请进藏未果，二月底，加拿大又传出大使赵朴（ Guy Saint-Jacques ）入藏申请被拒的消息。 3 月 12 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22 届会议上，欧盟、美国、德国、捷克、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表达了对西藏人权危机的关注。各国议会施压本国政府要求他们派驻华使节到西藏去，实地了解人权状况及调查藏人自焚原因，但中国政府对外国人进藏严加限制，普通游客必须通过旅行社申请入藏函，记者和外交官则必须通过特别渠道申请，难度极大。 有分析认为孙芳安被拒是因为北京的报复，因为她不仅要求调查僧人自焚原因，同时还高调申请组织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团进藏。加拿大大使赵朴被拒的背景也不简单，加拿大计划接收一千名流亡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的西藏难民，其首批将于近期抵达，北京视阿鲁纳恰尔邦为自己的领土，称之为藏南地区。去年春天，加拿大还成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东道主，主办了世界国会议员西藏大会，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渥太华宣言》。               任职驻华大使不到半年的赵朴 1977 年成为加拿大外交官，曾被派驻华盛顿和香港等地，还曾两度在北京大使馆工作， 2010 年担任加拿大首席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及大使，他和退了休的前任马大维（ David Mulroney ）一样，都能说流利的中文。 马大维在北京期间，正值中加关系走向热络，他在 2011 年 10 月获北京特批进藏。据报道，马大维在西藏考察了加拿大的合作项目，并对双方在卫生医疗、生态旅游等方面的合作报以希望。他还在拉萨会见了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但在他之后，就再也没有加拿大外交官能够踏足西藏。 一位匿名的加拿大高级官员在证实赵朴被拒的消息时强调这种遭遇并非加拿大独有，“中国也没有允许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到访，进入西藏必须得到北京的特别许可。”那么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有哪些国...

当佛国遇见雪国，在宁静祥和之外，还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两天前，近150多名从事化妆品生意的泰国商人在三月下旬的一场暴风雪中，飞到雪国魁北克，在茫茫雪野上撒个欢儿，踏下一串串亚热带的足印，最后把顽童般的笑声留在被寒冷冻结的空气中。 2010年，击败了魁北克的温哥华举办冬季奥运会，临近赛事开幕，主办方看着漫山的绿色发愁，而那时的魁北克是漫天大雪，一派雪国风光。 1964年，魁北克“国宝级”诗人兼歌手Gilles Vigneault写作了脍炙人口的诗歌《我的国》（Mon pays），诗意地描述了这块雪域大地。 Mon pays ce n'est pas un pays, c'est l'hiver Mon jardin ce n'est pas un jardin, c'est la plaine Mon chemin ce n'est pas un chemin, c'est la neige Mon pays ce n'est pas un pays, c'est l'hiver （我的国不是一块土地，是冬季/我的家园不是一座园子，是平原/我的道路不是一个小径，是雪野/我的国不是一块土地，是冬季）（这只是诗歌的开首部分，我在2002年翻译了这首诗，那时是我来魁北克的第二年） 泰国不愧是举世闻名的佛国，连商人也佛性十足，他们一百多人结队前来，没有喧闹，即使他们在机场发现丢失了40件行李，也保持着平静的心态，听命机场安排，这样的人正合了雪国的地气。（再想想有着心魔的中国人，那可不要把机场闹个鸡犬不宁） 泰国游客的目的地是魁北克市东南面两个多小时车程的达观旅游度假区（Villegiature & Pourvoirie Daaquam），它由法国移民Max一家开办，位于阿巴拉契地区公园（Parc Regional des Appalaches）旁的达观河（Daaquam）侧，距离美国缅因州边界仅7公里。 泰国游客参与的项目有狗拉雪橇、雪地摩托、冰钓、品尝枫树糖和观赏印第安人表演。 这些项目不仅令泰国人大开眼界，常居魁北克的移民也不了解其中很多信息，就以狗拉雪橇为例： 这里的72条雪橇狗，有着同一个家族的模样，寿命在10到15岁之间，它...

上面这个简短的视频，是我在墨西哥城游览的第一日（2月13日）拍摄的，严格地说它的效果很差，如果不加说明，没人能明白我想借它来表达什么。 当时，这四位手挽手在教堂里行走的老年妇女，低声吟唱着从我身边走过，尽管我不熟悉那旋律也不明白歌词，但从那空灵的感觉中，我确定那是圣歌。在这座有着巨大穹顶的教堂里，主教刚刚离开主祭坛，这四位老人也踏着歌声往外散去。 我立即回身跟着她们，把照相机调到摄像功能，悄悄地跟拍。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了母亲。母亲有着与她们完全不同的外形，母亲比她们老迈，身体瘦弱，但笃信神灵，从90年代至今修炼了近20年，一直谨小慎微地在地下活动，从没有机会和她的同道一起，在没有恐惧的和平气氛里，在大庭广众间手挽着手，一边行走一边神情淡定地吟唱自己的信仰。 跟拍时间很短，只有25秒，当晚回到旅馆整理照片和视频时，发现因跟拍距离太远，只闻教堂里的空旷嘈杂，没有录到她们的低声吟唱。 我尽管失望，但一想到她们和母亲的关联，还是一直把这段视频留在相机里。今天，在写这段小文字时，她们的歌声就出现在我耳边，就如同母亲轻轻的念经声。 结束在墨西哥的行程后，打电话告知母亲我对墨西哥人的感受，母亲说：“有神的地方都比中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