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为的根源
以下是周一骏文章全文：
乔治·凯南所著《苏联行为的根源》成为美国决策者研究对苏政策的重要参考。二战后美苏没有携手共建世界最终走向冷战。今天，中美关系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如何看待“中国行为的根源”是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基辛格是分析这个变量的代表人物。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认为，没有可兼容的价值观的赤裸裸的权力的均势是脆弱的。延续这样的逻辑，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探讨了中美两国价值观兼容的可能性。
苏俄研究专家凯南认为，苏联政权的政治特性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苏联的历史与地缘使得苏联“总是缺乏安全感，没有与对手共处的传统。苏联未曾受过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调和和折中传统的陶冶，所以他们特有的疯狂信念太强烈，猜疑心也特别，所以很难面对与他人长期分享权力的局面”。所以，苏联从民族心理上，对相互敌对的势力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抱怀疑态度。他们信任自己的教条“正确”，坚持认为必须降服或摧毁所有的竞争实力。苏联缺乏温和的与人合作的价值观基因，用凯南的话说，“在谋求保住自己的统治时，在使用什么方式方法的问题上，他们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不论是上帝还是人的限制”。意识形态教育了他们：“外部世界是敌视他们的，最终推翻他们国境以外的政治势力乃是他们的职责。苏俄历史和传统这双强有力的手使他们保持着这种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的“牢固程度远远超过一般意识形态的束缚”，“已牢牢固定在苏联人的思想结构中”。
苏联的历史性格和价值观基因是否像乔治·凯南分析的那样，仍有待探讨。但乔治·凯南这篇《苏联行为探源》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美国决策者的对苏政策。美国决策者通过分析认为，由于其历史形成的价值观，苏联是无法合作的。这样的判断构成了美苏以冷战为特征的关系。
今天，中美关系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如何看待“中国行为的根源”无疑是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
亨利·阿尔佛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是美国前国务卿和国际关系学者。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基辛格的著作中有许多对中国行为根源的分析和判断。以基辛格在中国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两本著作《大外交》与《论中国》为分析对象，归纳以基辛格为代表的一部分美国战略研究者对中国行为的历史思想根源的看法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
一、《大外交》关于共同价值观的观点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认为：梅特涅恢复欧洲秩序主要靠的是价值观外交辅之以温和中庸的手段。没有可兼容的价值观的赤裸裸的权力的均势是脆弱的。
拿破仑的铁蹄搅动了欧洲，当他在滑铁卢被彻底击败之后，重建欧洲秩序变得非常急迫。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经历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持久和平。一般认为，这种秩序主要源于均势（各国权力的均衡）。但在《大外交》中，基辛格认为，这种国际秩序维持的力量恰恰不在于权力，而在于共同的价值观。换而言之，维也纳体系下的秩序，并不仅仅是因为“均势”降低了各国发动战争的能力，而是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和道义诉求降低了各国发动战争的意愿。
基辛格进一步指出，如果仅仅是靠力量的均势，无法实现国际秩序，因为“国际秩序若被视为不公正，迟早会受到挑战”。基辛格随即列举了凡尔赛和约后的均势因缺乏共同价值观而迅速瓦解的根源：“胜利者在处置战败的敌人以及设计和平方案时，心态必须由获胜所必需的奋战到底的精神，调整到为达成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妥协求全。惩罚性的谋和对国际秩序无益，因为它会使战争期间实力已大肆消耗的战胜国，还需要负责压制战败国对和约不满，决心抑制到底的反弹。凡有不服的国家几乎必定可以找到不满的战败国为盟友。”
基辛格认为维也纳会议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一样，都构建了一个各方可接受的价值观基础，避免了凡尔赛和约的错误。梅特涅的功绩之一，就是以高明的外交手法构建更高远的共同价值观，让各大国在此框架下求同存异。基辛格引用了塔列朗的表述“唯有若干大国秉持中庸及公正之精神，此一平衡始得以持续”。
基辛格认为，梅特涅构建这一可兼容的共同价值观的关键词是“正统原则”，承载这一共同价值观的容器是“神圣同盟”。神圣同盟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出，梅特涅将亚历山大一世的设想由草案转变为现实的神圣同盟，用宗教巨大的精神感召力激发缔约国维持欧洲秩序的共同使命感。欧洲各国在某些层面相互竞争，唯有找到一个共同价值观才能让各方将局部的竞争置于对影响体系稳定的事务上的协调一致之下。
基辛格认为，梅特涅运用“正统原则”作为共同价值观，并非因为梅特涅本人反动保守，而是宗教正统原则是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黏合剂，是唯一可以为各国君主找到的道德上的“最小公约数”。而实际上（如前一段所述），梅特涅是有启蒙主义情怀的，他本人并不天性守旧。当时的情况是，欧陆各国的统治者均以君权神授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石。但在梅特涅为各位皇帝找到这个共同价值基石以前，各个君主不但没有因为各自的神授君权而合作，与之相反，却往往由于各自对神授予的权力的自豪感而征战不断。共和政体的拿破仑法国对欧洲秩序的毁坏为各国君主建立共同价值观提供了催化剂。梅特涅时代的奥地利在实力上非常式微，邻国普鲁士、俄国还有法国都对奥地利虎视眈眈。梅特涅无法依靠奥地利的物质实力达成均势，因为从根本上说，奥地利的实力与邻国根本就不均衡。
梅特涅唯一可以运用的是道德共识这一“软工具”。梅特涅说服邻国的君主，让他们相信，革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危险，远远大于地缘政治上他们乘机攫取奥地利部分领土的收益。例如，亚历山大一世始终无法忘怀自己的伟大使命，期望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并彰显其功德。梅特涅看透了亚历山大一世注重形式的性格特点，他尊重亚历山大的这种情愫，满足他的心理，在外交实践上成功地把沙皇的这种宗教狂热由对奥地利的威胁变成了对奥地利的保障。梅特涅将自己深怀戒心的俄罗斯，变成了基于保守利益而结合的朋友。
基辛格这样描述：梅特涅以为对俄国的问题不在于如何防范其侵略野心，因奥国对此力不从心，而是如何缓和此种野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梅特涅的继任者波义伯爵（Count Buol）没有意识到可兼容的价值观基础的重要性，用看似符合国家利益的短视行为摆脱了价值观的束缚。于是，既然奥地利背弃了共同价值观，那么俄国也不必戴着共同价值观的枷锁，于是立刻依据地缘政治的取舍来制定本身的政策。“（这种行为）解放了昔日神圣同盟的盟国俄国、普鲁士，任这贪得无厌的两国毫无顾忌地追求其国家利益。”在民族主义的看似符合国家利益的大旗下，奥地利放弃了其生存所仰仗的欧洲各国共同维护的政治正统原则，陷入一场毫无胜算的纷争。
二、《论中国》的逻辑
《论中国》第一版的序里写道，“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交往。”诚然，整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确实是在讲述历史，但讲述历史本身仅仅是手段，并不是《论中国》的目的。
《论中国》更多的是写给美国人看的还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什么才是基辛格想通过《论中国》表达的态度呢？按照语法来分析，“论中国”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动词是“论”，“论”的宾语，或者说对象，是“中国”。“中国”在作者基辛格和阅读此书的美国人或决策者那里是一个客体，是一个他者。既然是他者，那么阅读的主体就会对这个客体进行界定，划定这个客体的边界。
在美国人眼中，至少存在“两个中国”——一个是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一脉相承的古老中国，一个是成立于1949年的共产党领导的年轻中国。而这两个中国在他们眼中，即使不是割裂的也至少不是重合的。对这两个中国的评判甚至好恶都是不同的。举例而言，如果以较长的时间轴考量美国与一脉相承的古老中国的关系，美国人会发现二者常常是伙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二者是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二者也是盟友；如果以较短的时间轴考量美国与共产党领导的年轻中国的关系，美国人会发现二者常常是对手——在朝鲜战争中二者针锋相对，在越南战争中二者针锋相对。
基辛格在《论中国》后记中引用了一战前英国外交官克劳所著的《克劳备忘录》。克劳认为：当德国的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不管德国的主观意愿是否友好，都应当将德国视为对手。基辛格认为目前美国有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但这与他的观点“大相径庭”。
基辛格认为中国的主观意愿与中国的实际能力同样重要。历史上，美国未曾遇到克劳的困境——当中国实力有限的时候，评估中国是对手还是伙伴并不迫切（甚至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考虑与中国建交的时候，中国也仅仅是美苏竞争中的不足以称之为对等的竞争者的第三方，当时也没有迫切的评估需求），但是当中国逐渐具备了成为美国敌人的能力的时候，评估中国的意愿，分析中国行为的根源便成了十分重要的问题。
回顾历史，1945年二战结束后，当苏联具有与美国为敌的能力的时候，美国进行了类似的评估。评估的代表作是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的《苏联行为的根源》，评估的结论为苏联是对手而无法成为伙伴。美国国内与凯南观点类似的评估推动了冷战的发展。
今天，当美国再次面临进行这种评估的需要的时候，首先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今天的中国是哪个中国？是那个一脉相承的古老中国，还是那个社会主义的年轻中国？如果二者兼而有之，那么哪个中国的性格特质与价值取向更能在现实中解释这个国家今天的行为，预测这个国家明天的行为？《论中国》想要回答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基辛格博士试图用书中的史实证明，那个年轻的中国虽然有着美国并不赞同的社会主义特质，但是这个年轻中国的血液中却无法剥离那个一脉相承的古老中国的价值观基因。基辛格在前言就开门见山地写出了这种目的，“若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或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使有可能过于简单化之虞。”
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基辛格分四步表述他的态度：第一步，前言：让读者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她是古老中国的延续者；第二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努力寻找古老中国的价值观基因并加以归纳；第三步，第四章到第十七章（这是全书篇幅最大的部分）：在新中国的行为中，寻找这种基因，并验证这种基因的存在；第四步，第十八章和后记：通过前文的论述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遵循着古老中国的价值观基因，她并不是一个侵略性的国家。美国应当注重中国行为的这一根源，避免《克劳备忘录》中的错误，与中国成为伙伴。
三、价值观基因的归纳
中国实际的价值观是什么样，与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价值观是什么样同等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直接影响着美国的决策。
在《论中国》中，基辛格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价值观的呢？
（一）延续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次“改朝换代”
基辛格认为3000多年来，中国的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的中国人仍旧可以看懂孔子时代的文字，而且各种文化典籍以这种不变的文字为依托，无断代地流传至今。中国的历史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流经的一个阶段、一个篇章。基辛格极力想证明新中国的这种共性和延续性，引导读者不要将新中国看成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断层，而只是一次正常的“改朝换代”，以此隐晦地唤起美国决策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国法统这一事实的尊重。书中写道：“仿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中央政府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志在统一的人物站出来，基本沿袭皇帝的做法，征服敌手，再次统一中国”。“每次改朝换代之后，新朝均沿袭前朝的治国手法，再次恢复连续性”。这段描写可以看作基辛格对毛泽东领导的政党战胜蒋介石集团的历史含义的一次界定和澄清。
（二）内敛性——历史证明中国在最强盛的时候也不追求扩张
如同英国外交官克劳，美国决策者也始终忧虑一件事情——中国强大之后会如何作为？基辛格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分析了历史上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强大国家时的所作所为。基辛格认为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内敛与自足，“从未主动与其他幅员一样辽阔、历史同样悠久的国家或文明打过交道”。
为了更易于让美国读者理解，基辛格将这种现象比喻为中国的光荣孤立。为证明这个观点，基辛格精心地寻找到中国航海的例子——这个例子并非信手拈来——对于海洋大国美国，航海的故事更容易理解，也更具说服力。
基辛格先分析了宋朝。在宋朝，中国的航海技术世界第一，但中国没有任何意愿掘取任何海外殖民地。基辛格随即小心翼翼地解释了元朝两次远征日本的行为。在这段论述里，基辛格首先强调这两次远征的决策者是“蒙古人”（而不是汉人），然后强调了这两次远征都没有成功，而且“元朝灭亡后中国再未做尝试”。基辛格接着论述了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中国舰队远至爪哇、印度、非洲之角和霍尔木兹海峡。“中国的舰队拥有似乎难以超越的技术优势，无论舰船尺寸、技术水平还是舰船数量，均令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相形见绌”。在这里以西班牙作为对比，基辛格似乎想要表达这样一种潜台词——宋朝的舰队如此强大，却没有流露出任何类似西班牙的海上利益的诉求。郑和每到一地，仅仅是宣示中国当朝皇帝的德威，并且厚赠当地的君主，邀请他们前往中国。郑和对“开疆拓土似乎没有多少兴趣”，“除了为天朝扬威这一抽象成果外，郑和没有为中国攫取领土或资源，充其量不过是较早地运用了中国的‘软实力’”。
在论述了中国强盛之后在海洋利益上并不贪婪之后，基辛格紧接着论述了在中国强盛之后在陆地权益上也不贪婪。基辛格列举了中国皇帝对周边的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国的超然态度，又描述了1863年咸丰皇帝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林肯总统的超然态度。为进一步加强说服力，基辛格紧接着补充了当时的中国在技术与经济上的绝对领先地位。
（三）中国的国内政治概念——推崇和谐，但强调等级
基辛格认为以儒家学说为灵魂的中国国内政治的价值观基因有两个关键因素：崇尚和谐与强调等级。崇尚和谐。乔治·凯南在《苏联行为探源》里将苏联政权的政治特性理解为：一方面将外部世界描绘成敌视苏联的，另一方面在国内采取高压的顽固的统治，以压迫与纪律使国民服从。与之完全不同，基辛格理解的中国国内政治的传统基因是崇尚和谐。“压迫若能让位于共识，帝国即可得以延续。”
中国得以延续至今，“主要靠百姓和士大夫信奉一套价值观，而不是靠历代皇帝的镇压”。基辛格比较孔子与马基雅维利。他认为，孔子与马基雅维利一样游走四方，希望获得重用，但是孔子注重的不是权术，而是社会和谐。基辛格强调中国的这种和谐的传统正是中国在强大时也不追求扩张的国内政治的根源。强调等级。中国国内政治的传统推崇和谐，但走向这种和谐的路径却是独特的。与美国强调平等与民主不同，儒家的社会结构是等级森严的。中国礼仪中的三跪九叩大礼就显示着对领导者的尊崇。
基辛格同时强调中国国内政治传统中的推崇和谐与强调等级，是想说明：美国不应苛求中国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国内政治形式。中国的国内政治形式有自己发展的历史规律，不可能复制美国式的民主。但也正是由于继承着传统儒家文化的基因，中国独特的国内政治方式追求和谐，并同样可以导致一种良好的结果。美国对此应了解并尊重。
（四）中国的国际关系概念——引以为豪，但不对外输出
基辛格认为中国一直有一套深感自豪的价值观，但从未将此认为是普世价值观并谋求在世界各地传播。长期以来，中国从未长期与另一国在平等基础上交往过，因为相同规模的具有悠久文化的大国中国没有遇到过。对周边的藩属国，中国只要求他们承认中国的特殊地位，对远方的国家，中国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疏远”。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强迫远方的国家认同中国的价值观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对方认同，欢迎他人前来学习。
基辛格在1966年发表过题为《国内结构和对外政策》的论文，文章第三节讨论的是“领导集团的性质”。基辛格认为：“不论人们对于在国际事务中做出选择的‘客观’程度持什么看法，决策总是由个人做出的，这些个人首先意识到似乎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选择。他们对选择的理解有赖于很多因素，其中包括他们得以升迁发迹的经历。基辛格举例说，十九世纪英国的斡旋、调解式政策，部分反映了受议会熏陶出来的品质以及由家族关系和共同教育所联结起来的和衷共济的特征；而德意志帝国的激进的政策，也是受国内结构的影响。按照这样的理论，在中国传统中官员得以升迁的原因是熟读儒家经典，精通书法和诗歌。因此在对外征战上，他们既不擅长，也不热衷。因此，“同后起的其他区域性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自足的帝国，对扩张领土并不热衷。”
四、价值观基因的验证
完成了中国价值观基因的归纳，《论中国》开始在1949年至今的历史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的行为为研究对象，寻找并验证那些继承自古老中国的价值观基因。这部分在全书中占篇幅最大，不一一详述。
下面以对基辛格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解读为例，梳理基辛格如何寻找价值观基因。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篇章中，基辛格验证了四个基因中的两个：延续性和内敛性。
（一）延续性
基辛格注意到毛泽东试图建立一个崭新中国，逃脱中国的历史循环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追求一种与古老中国的切割，但是毛泽东本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对中国古籍的阅读，都让他自身也无法摆脱古老中国的价值观基因。不仅毛泽东本人，决策层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对此，基辛格博士写道：“毛泽东召见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正是他们领导者矢言要重塑国际秩序、与封建历史决裂的新中国——然而在座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质疑过距今久远的历史先例与中国当前的战略需求是否相干。”“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战役的战略方针做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然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
（二）内敛性
基辛格注意到1959年中印首次发生冲突后，为避免一场危机，毛泽东命令中国军队后撤20公里[3]180。此后印度步步逼近，中国宣布停止撤军后仍然表现出极大的克制，结果印度继续进逼，并认为再有最后一击便可大功告成。中国被迫决定以一场闪电式打击迫使印度回到谈判桌前。1962年10月20日的初步攻势持续4天，11月中旬开始大举进攻。此后，解放军立即收兵，返回了离边境甚远的起兵之处。基辛格对此的解读是“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战争中，中国没有占领一寸土地”。
在别的篇章中，基辛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解读出四个价值观基因中的全部或部分。
五、结语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如何看待对方，以及基于如何看待对方之上的相互行为，将会影响整个人类的未来。回顾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和美国以冷战的方式书写了历史。这段历史证明，没有可兼容的价值观的赤裸裸的权力的均势是脆弱的。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对中国的解读对两国关系是一种有益的推进。他对中国的解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对自己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有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是现实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键词，但“有中国特色的”是更核心的关键词——此处的“中国特色”包涵了中国执政党对一脉相承的古老中国价值观基因的尊重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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