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12月13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要求新任移民部长确保在未来3年内引进至少100万新移民，令人再度关注加拿大的人口大国梦。本台曾在2017年介绍过加拿大人口一亿说的倡导者艾文·斯塔鼎（Irvin Studin），智库《世纪倡议》（Century Initiative）在今年10月呼吁本世纪末加拿大争取人口达到一亿，该智库发起人之一就是杜鲁多总理过去的经济顾问、现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 加拿大的人口梦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据2017年6月号的政论杂志《麦克伦》介绍，1868年该国首部《人口年鉴》就曾乐观地估计在1970年左右人口可达一亿。该份年鉴使用了1861年人口普查收集到的数据，相信“整个英属美洲人口增速在未来五十年将比过去十年更猛”。由于移民减少和出生率下降，加拿大在1970年人口总数还不到2130万。但加拿大的人口梦并没有由此幻灭，2010年《21世纪问题研究所》所长艾文·斯塔鼎在其总编的《环球要览》（Global Brief）6月号撰文，首次把加拿大未来面临的挑战与人口数量挂钩，当代版的加拿大“一亿人口说”正式问世。 2016年，时任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的鲍达民与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马克·怀斯曼（Mark Wiseman）和加拿大商会主席戈尔迪·海德（Goldy Hyder）等人一起发起了致力于加拿大长期繁荣的智囊机构《世纪倡议》，主张以负责任的方式使加拿大人口在2100年前增加到1亿。当年10月，鲍达民领导的加拿大政府经济增长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on Economic Growth）在向首次执政的杜鲁多总理递交的第一份报告中就大胆建议：加拿大应力争在未来80年内人口翻三倍，到本世纪末成为拥有1亿人口的国家。 加拿大《金融邮报》认为在其后三年激烈的移民环境中，这个目标从渥太华的议程中淡出。但在2019年10月杜鲁多胜选二次执政后不到一星期，鲍达民的《世纪倡议》又出台了一份内容同样雄心勃勃的报告《为了一个更大更强的加拿大》（For a Bigger, Bolder Canada），指在2100年人口达到1亿，将是加拿大对世纪挑战的大胆回应，届时潜在的年经济增长率可达2.6％，比维持目前人口增长率要高一个百分点。 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有：立即开始增加移民，从2019年的330800人，增加到2...

今年10月，加拿大自由党赢得大选组成少数党政府，杜鲁多二次执政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加国国防部长11月在哈利法克斯安全论坛上称“中国不是敌手”，加拿大舆论希望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亚洲寻找新伙伴实现经济关系多元化，甚至鼓动他立即发布中国政策白皮书，具体说明加拿大在哪些方面参与或抵制中国，从而使其中国战略具有连贯性。 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布雷斯敦·林（Preston Lim）2019年10月28日在《多伦多星报》撰文，呼吁“杜鲁多改变对华战略的制定方式，以稳定加中关系。当务之急是发布中国政策白皮书，明确加拿大外交目标和手段，在面向中国时说明将在哪些方面寻求参与、对抗或两者结合，并组建跨党派跨机构的中国工作组（CWG），成员包括议员及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和通信安全机构的负责人”。他认为“加拿大的盟友长期从这种体制中受益， 2001年美国国会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由众议院议员和五名高级行政官员组成，英国议会也有中国小组”。而杜鲁多“过去那种临时决定的方式，既恶化加中关系又削弱加拿大在盟国和世人眼中的形象”。 布雷斯敦·林指杜鲁多在第一任期之初，推动与北京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但又逐渐在某些问题上与北京对峙，对华战略呈现精神分裂状，这也是他父亲承认北京以来，每位加拿大总理与北京打交道都会采用的既接触又对抗的混合策略。杜鲁多的问题是以秘密方式执行对华政策，其中国战略是临时的，无关核心价值或大战略，结果弄得加拿大人、盟国和国际社会都无法预测其对华政策。 加拿大前外交官、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卡尔维特（Phil Calvert）希望杜鲁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他11月在《日本经济新闻》撰文指杜鲁多未能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将使加中遭遇挫折的关系更加复杂，令加拿大加速在亚洲寻找新伙伴。他回顾了杜鲁多首次执政期间的对华关系，“2015年加拿大加入了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启动了两国自贸协定的探索性会谈，2017年，加中自由贸易谈判的前景因劳工权利问题夭折，2018年两国关系因孟晚舟被拘留而急转直下，中国报复性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限制加拿大油菜籽、牛肉和猪肉进口”，他强调一系列“事态发展使加拿大人对中国的态度大大强硬，即使孟晚舟问题得以解决、两名加拿大人获释也无法缓和”。 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加拿大公众舆论对中国越来越充满敌意，这一事实杜鲁多无...

船出巴拿马运河，穿过美洲大桥进入太平洋，行20公里到塔沃加岛，19世纪运河劳工就住这里，其中一人后来大名鼎鼎，他就是法国印象派绘画大师高更。 高更第一次来巴拿马还在法国海军当兵，23岁退伍去巴黎证券交易所，之后结婚生了5个孩子，成为城里有楼郊外有房的中产阶级，高更好画，28岁首开画展，34岁时股市狂跌，他索性做了职业画家，开始他浪迹天涯癫狂不羁的生活。 39岁，他和另一位画家再来巴拿马，由于盘缠用尽，两人到运河工地做苦力。当时运河工程由法国人负责，塔沃加岛纪念牌载明，1887年5、6、7三个月高更在岛上居住。 从巴黎的股票经纪到运河苦力，这种跨度几乎非人。高更离开塔沃加岛后去了加勒比海，后来回法国，第二年去了梵高家，有了梵高自割耳朵的怪事。高更43岁去了大溪地，因与土著女子滥交得了梅毒，55岁死于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 十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岛塔沃加故事多多，有建于1524年的美洲第二古老的天主教堂圣彼得堂，诞生过美洲第一位圣人Santa Rosa de Lima ，海盗亨利·摩根曾来此洗劫一空，二战时期日本间谍 Yoshitaro Amana 在此布下间谍网刺探美军情报，最后被捕遣返。

今年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笼罩着对中国的不安，11月22日至24日的讨论会中国专场就有5个，中国因素还渗透在其他研讨中。《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希·罗金（Josh Rogin）指“哈利法克斯论坛最初创建就是为了讨论如何对待中国，尽管华盛顿已达成共识要与中国竞争，但尚不清楚如何配置资源、如何取舍及如何合作，本届论坛将努力填补这些空白”。 早在2009年，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首次举办就在全体会议上聚焦《中国制造，挑战和机遇》，当时论坛还仅是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内部活动，因受渥太华资助而移步加拿大军港哈利法克斯举办。2011年论坛正式成为独立机构，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属下的《外交》杂志作为媒体合作伙伴，加拿大国防部等成为创始成员，当年的全体会议曾设立以中文为题的讨论会《问题是经济，笨蛋》，在探讨阿拉伯之春时也谈及中国。从2012到2018年，论坛每年都设立以中国为题的研讨，如12年全体会议中的《恶作剧或错误？中国与混乱主义的兴起》，13年小组会议里的《巅峰的中国：收缩的崛起》，14年小组会议里的《亚洲进步：中国韬光养晦的使命》和《中国香港，一座城市两种前景》，15年全体会议中的《破碎的中国，小心与对》和小组会议里的《中国的底线：点心》、《欧亚未来：中俄轴心》、《掌控浪潮：中国梦想成真》，16年全体会议中的《伟大的大陆，伟大的责任：寻找中国的角色》，17年小组会议里的《印度与巴基斯坦及中国的关系》，18年全体会议中的《北京的渴望，克里姆林宫的小精灵：自由的敌人》和小组会议里的《摇摆于维吾尔，坚定于缅甸：少数民族穆斯林》。 经过十年实践，这一有9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300多名政治活动家、国防专家、知名智库和国际媒体参加的论坛逐渐享有“国际安全问题上的达沃斯会议”的美誉，而它也像达沃斯会议一样，面对越来越沉重的中国挑战。2019年，论坛全体会议设置了《价值观交易：我们的还是华为的》（Values Trade: Our Way or the Huawei），小组会议设置了《中国世纪即将到来：习近平如是说》（The Chinese Century is Coming: That’s What Xi Said）、《香港之夏，中国之秋》（Hong Kong’s Summer, China’s Fall）、《我们的盟友：共同面对中国挑战》（Our Allies: Our Chi...

11月24日结束的第二十二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将大奖授予中国青年导演朱声仄的《完美现在时》，表彰她以“极为复杂的电影语言，见证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深刻社会关系和政治动荡”，这是继2016年的纪录片《又一年》后她第二次获得这项荣誉。 作为本届电影节唯一反映当今中国社会的电影，《完美现在时》延续了朱声仄对中国社会边缘人的关注，她从爆炸性的中国网络直播现象中选取了服装厂流水线上的女工、蹩脚的街头舞者、被火灾严重毁容的人、趴在马路上写字谋生的侏儒和一个自食其力的变性者的直播视频，以“不强加故事情节，不强加戏剧性”的方式剪辑成两小时零四分钟的纪录片，这些中国底层民众以自己的网络直播展示了“他们是谁、如何谋生、如何找出路，而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有多悲惨”。 朱声仄强调“电影中的主播几乎都处于不完美的境地，甚至非常艰难，但他们都有很强的个性，坚强的性格是我选择网络主播的最重要标准”。影片结尾透过直播蚂蚁吃死蟑螂的兽医的旁白点题，中国社会的底层民众，顽强得就像蟑螂（小强）一样。 1987年出生于武汉的朱声仄，正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攻读电影及新媒体研究生，《完美现在时》作为她的第三部记录长片，曾在今年鹿特丹电影节上摘取最佳影片金虎奖。

11月22至24日在加拿大举行的哈利法克斯安全论坛将聚焦中国，在与会的300名知名学者、政治家和国防专家中，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和香港民主党外事委员会主席刘慧卿，加拿大媒体强调，此次论坛正值北京加紧应对香港日益加剧的民主抗议活动。 在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关系方面，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参加论坛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曾锐生（Steve Tsang）的观点，认为习近平已清楚表明中国主导世界的野心，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经济已与世界深度融合，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认为帮助中国发展将壮大中产阶级，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但中国却把西方的努力视为“生存威胁”。 论坛还将探讨全球暖化对北极的影响，加拿大战略学家托马斯·奥克斯沃斯（Tom Axworthy）对中国的北极野心发出警告，距离北极7000公里之遥的中国自称是“近北极国家”，中国对北极已经进行了八次科学考察，还建造了重型破冰船。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哈利法克斯安全论坛，自09年创立以来每年都设立中国专题，如09年的《中国制造，挑战和机遇》，11年的《邻国眼中的中国》，12年的《中国，混乱的崛起》，13年的《中国香港，一座城市两种前景》，14年的《中国蔓延的使命》和15年的《破碎的中国，小心与对》等。今年论坛的与会者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色列、印度、新加坡等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地。

2019年10月8日哈珀在台北出席《玉山论坛》开幕式并就当前国际政经变局发表主题演讲，加拿大前总理首次访台并与中华民国总统会面，引发北京强烈不满。这一被论坛主办机构称为拉升“战略高度”的举动，释放的信息意味深长，它不仅是加拿大对北京不断施加报复行为的反制，也是加中关系交恶的必然走向。 早在今年春天，中国因孟晚舟事件加码报复加拿大时，资深媒体人文达峰（JonathanManthorpe）就指事件揭示两国间经常被忽视的价值观“基本不相容”，呼吁重新评估对华关系，他在加拿大《政治网站》（IPOLITICS）上倡议与“日本、台湾等‘中等强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结束对华关系的“自我欺骗状态”。5月加拿大智库麦克唐纳德-劳里耶研究所（Macdonald-LaurierInstitute）实习研究员伊凡亚（IrfanYar）撰文呼吁“不要在国际舞台上抛弃台湾”，8月渥太华大学台湾研究项目负责人史国良（ScottSimon）教授喊话“现在是加拿大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社会的时候了”，敦促渥太华向北京发出“坚决捍卫加拿大最大利益和朋友民主台湾，不屈服于中国命令”的信号。 与国内舆论相呼应，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惠兰在4月公开表示“会持续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多边论坛”。接下来，渥太华没有理会北京的反对，支持台湾参与5月20日至2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世卫大会（WHA），9月24日至10月4日“国际民航组织”（ICAO）第40届大会在蒙特利尔举行，加拿大再次对台湾与会表达支持，尽管在中国打压下，台湾再次受挫，但在加拿大的支持下台湾代表团依然抵达现场，与十几个国家与国际组织代表团在场外举行双边会谈。事后，驻加拿大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任陈文仪感谢东道国加拿大政府、国会议员、智库、媒体对台湾的支持，表示“相信这次已经走到非常靠近门口，下次能直接入门。”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第88届大会10月15日至18日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前夕，加拿大全国性警界及执法机构期刊《蓝线》（BlueLine）刊登中华民国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黄明昭撰写的《全球打击跨国犯罪不能没有台湾》一文，以示对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支持。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态是，在国际舆论关注下，加拿大军舰分别在6月和9月两次高调地穿越了台湾海峡。 这一次，加拿大英文报纸《环球邮报》驻京记者万德山（NathanVande...

8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要购买丹麦的格陵兰岛，被拒后甚至取消了对丹麦的国事访问，紧接着美国国务院宣布计划明年重开1953年关闭的驻格陵兰领馆，以加强美国在“整个北极地区政治、经济和商业上的战略利益”。在美国表露对格陵兰岛强烈的战略兴趣的同时，加拿大人发现因纽特人早已成为加拿大和格陵兰连接的纽带。 8月22日，加拿大环球电视新闻网（Globalnews）指“美国并非唯一对格陵兰感兴趣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和加拿大也对格陵兰岛有兴趣，而“加拿大的利益源于对北极的领土主张以及加拿大因纽特人与格陵兰岛因纽特人的关系”。报道援引巴黎国际关系学院（ILERI）南北极地缘政治学教授米迦·墨雷（Mikaa Mered ）的论述“居住在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的因纽特人维系了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之间的关联。努纳武特地区的居民是因纽特人，格陵兰人也是因纽特人。为了更多地融合，边境两侧的因纽特人已经有了互动，人们在谈论泛因纽特主义（pan-Inuit-ism），还召开过会议，见诸于报端”。 原来被称为爱斯基摩人的因纽特人居住在加拿大的北极区域，根据200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报告，加拿大全国共有50480名因纽特人，其中努纳武特地区24640人、魁北克省北部10950人、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拉布拉多4715人、西北地区4165人，1982年制定的加拿大《宪法》第25和第35条将因纽特人与原住民和梅蒂斯人并列为加拿大三大土著人群。格陵兰的因纽特人在1300年左右通过现在成为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往东迁移到西格陵兰岛，1400年左右抵达东格陵兰岛，到2018年全岛共有50787名因纽特人，占格陵兰岛人口的88%。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政府资助在西北地区（当时包括努纳武特）和魁北克北部创办因纽特人寄宿学校，来自北极的因纽特年轻人第一次接触到了1960年代在加拿大盛行的民权和人权思想，出现了第一批推动土著人权运动的因纽特活动家，后来还出现了跨国界的泛因纽特运动。1977年，来自加拿大、格陵兰和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成立了极地因纽特人组织，1980年加拿大和格陵兰的因纽特人正式更改自己的称谓，把含贬义的“爱斯基摩”（吃生肉的人）一词改为“因纽特”（真正的人），但在美国的阿拉斯加还继续保留爱斯基摩的叫法。1983年，极地因纽特人组织更名为因纽特人北极圈委员会（ICC），作为格...

前加拿大外交官兰多夫-曼克（Randolph Mank）日前在加拿大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网站撰文，指“被夹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加拿大必须改变外交政策，以更加无情的利益取代侠义”。 在这篇题为《新的世界秩序需要加拿大硬起来》（A tougher canada is needed for the new world order）的文章中，作者指“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加拿大和伊朗是两个不同等级的早期战场。正如上次冷战那样，拥有核武的超级大国将竭尽所能避免直接冲突。新冷战首先在贸易和技术领域展开，华为是中美竞争的焦点。因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欺诈行为，加拿大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拘留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这令形式变得混乱。中国把加拿大视为美国代理人来惩罚，而美国惩罚华为及其客户伊朗。再加上伊朗的核野心，紧张局势倍增”。 加拿大人务必明白三点：一是世界秩序在发生真正的变化；二是加拿大外交政策存在不足；三是加拿大不得不认真对待和捍卫自己的利益。  人们都明白世界秩序正在变化，蔑视秩序的美国总统加速了这一进程，他毫不怜惜地破坏了与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特殊友谊。在全球力量争夺中，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一样明显。苏联解体后的世界并未走向单极，911恐怖袭击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军事行动无效又昂贵，在竞争对手面前暴露了美国霸权的空洞无力。虽然美国仍是世界主导力量，但其年度预算赤字近达1万亿美元，国债累计增加到22万亿美元，负债已威胁到美元基础，也即美国取得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的关键。08年灾难性的经济崩溃令特朗普明白，美国这昔日巨人再也无法进行更多的国际冒险。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在南海岛礁建立军事基地，把美国在该地区边缘化、占领台湾、控制国际航线和牵制日本，其蔑视国际法的行为并未受惩罚。扩张性的“一带一路”把中国力量和影响力扩展到亚洲、非洲、中东甚至欧洲，俄罗斯因此得以喘息并站稳脚跟，也使其他国家在经济上更依赖中国。 但中国自身前景尚不明朗。尽管它用允许公民追求经济利益、享受消费诱惑及自由旅行来换取公民服从，但社会并不稳定，香港、台湾、西藏和新疆的抵抗令北京四面楚歌。中美直接冲突的爆发点最终很可能就在中国试图平息动荡的地区或在其“一带一路”沿线出现阻力的地方。加上处于混合状...

在中国自今年三月以发现害虫为由停止进口加拿大油菜籽后，渥太华9月6日宣布正在世贸组织内部寻求双边磋商，根据规则，加中两国应在30天内举行会谈，如会谈失败，加拿大可要求世贸组织裁决。2018年加拿大向中国出口了476万吨油菜籽，占总出口量的40%，我们现在就 回顾一下自2009年以来的十年间，油菜籽是如何逐步成为中国打击加拿大的利器的。 早在2009年11月，中国以担心黑胫病传播为由对加拿大油菜籽做了限制性规定，要求加拿大出具油菜籽无黑茎病证书。黑胫病是一种危害油菜种植的茎基溃疡病，1970年代首先在加拿大发现，因其会使受感染植物的茎变暗而得名，流行于美国、澳洲和法国，在中国没有发现。这一限制使加拿大油菜籽价格下跌，对华出口从09年的220万吨降至10年的90万吨。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植物学教授费尔南多（Dilantha Fernando）受命与中国监管机构合作研究黑胫病传播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中国在2012年放松了进口限制。 2016年，中国又盯住了加拿大油菜籽里的“杂质”，要求从4月1日起把2.5％杂质含量减少到1％，理由又是黑茎病。加拿大油菜籽生产商认为这不仅代价昂贵，也不会降低黑茎病传播的风险。费尔南多教授对中国再次决定以黑胫病为由施加限制感到震惊，因为前一次的研究已发现“黑胫病已存在很久，但病原体还没有建立，这明确预示着它不会传播。更何况油菜籽出口到中国就直接进粉粹厂，而非去农田，连病原体建立和流行的土壤都没有”。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华裔女记者许平安（Ann Hui）采访时，费尔南多质疑中国决策依据的到底是植物病理学还是政治学？圭尔夫大学植物学教授戴夫休姆（Dave Hume）也认为“只要中国不想大量进口油菜籽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2016年8月，许平安发表长篇调查报告，质疑《中国限制油菜籽的真正原因：科学还是政治？》，文章引述加拿大行内人士的分析指中国的行为近似讹诈，因为没有任何油菜籽出口国达到了中国要求的1％杂质标准，他们相信真实原因是中国油菜籽丰收，黑胫病成为“非关税壁垒”的最好借口。 油菜籽争议是2016年两国关系的重要议题，经与中国质监总局局长支树平激烈谈判后，1%杂质含量限制的执行日期从4月1日推迟到9月1日，9月下旬，两国总理互访后最终达成协议，中国无条件维持每年26亿元加拿大油菜籽的进口，直到2020年。 北京深知油菜籽在加拿...

大选临近，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对北京放话越来越强硬，继8月21日表示“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无意在纠纷中退让”后，9月5日又指责中国“使用任意拘押作为手段来达成国内国际政治目标”，另一方面，他却在9月4日宣布任命中国人的老朋友鲍达民（Dominic Barton）为驻华大使，旨在修复中加关系。 距离投票还有一个半月，加拿大广播公司9月5日民调显示，执政自由党支持率为33.4%，落后于反对党保守党的33.8%，如何在涉华问题上赢得选票，成为杜鲁多扭转焦灼选情的着力点。中国对孟晚舟事件的持续报复不仅令两国关系剑拔弩张，也令加拿大主流民意反弹希望对华强硬，杜鲁多此时说硬话也是民心所向。加拿大政治及外交政策评论家坎贝尔-克拉克（Campbell Clark）认为尽管对华关系不是今次选举的主导议题，但其重要性也高于以往。加拿大目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主张，保守党要与中国脱钩，自由党则相信可以超越困境重返中国。 坎贝尔-克拉克9月4日在其《环球邮报》专栏《任命新驻华大使显示杜鲁多寻求重返北京》一文中指“加拿大在公民被囚、被北京言语霸凌，杜鲁多一边态度趋于强硬，一边派遣成熟且富魅力、与亚洲关系密切的鲍达民出使北京，意味深长，因为鲍达民深信与中国接触的重要性。” 杜鲁多的对手、保守党领袖安德鲁·谢尔（Andrew Scheer）倡导与中国脱钩战略，认为加中没有共同利益，加拿大应该在中国之外寻求机会。杜鲁多在繁忙的选战中公布对鲍达民任命，显示他无法接受这一前景。 尽管加拿大外长方惠兰表示鲍达民大使的核心工作是“营救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但坎贝尔-克拉克“很难相信他去中国只是为了解冻目前冰冷的关系，鲍达民相信亚洲（特别是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主张加拿大必须与之挂钩”。坎贝尔-克拉克指鲍达民“在2016年拒绝驻华大使一职”是因为想做满 麦肯锡 全球总裁的第三个任期，现在他临危受命，可以打赌他“会让北京与渥太华重开谈判，让北京抛开争议重新拓展贸易”。因为他当杜鲁多智囊时，用的就是 麦肯锡 风格的大手笔：建议加拿大采取雄心勃勃的移民扩张计划，以及大规模的职业再培训”。 加拿大政论杂志《麦克林》（Maclean's）专栏作者杰森·科比（Jason Kirby）指鲍达民的任命令加拿大商业领袖们欢呼，前大使麦家廉也称他是“非常干练的人...

加拿大政府提名其重要的经济顾问鲍达民（Dominic Barton）出任新的驻华大使，以填补自今年1月麦家廉（John McCallum）被免职后长达七个多月的空缺，一旦提名被北京正式接受，鲍达民将赴京就职。 据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Guy Saint-Jacques）透露，这并非鲍达民首次被提名为驻华大使，早在2016年杜鲁多就考虑让鲍达民接替赵朴的职务，被鲍达民拒绝。赵朴称鲍达民“虽不会中文，但他在中国期间中与中国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加拿大广播公司称“由于担心被北京拒绝，渥太华在新大使提名过程中十分保密，8月2日加拿大外长方惠兰在曼谷向中国外长王毅透露了这项提名”。估计没有遭北京反对，一个月后才公布。鲍达民是杜鲁多深为信赖的经济顾问，担任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主席，帮他制定经济政策。鲍达民在一则声明中称加中关系是“重要的关系”，他“将努力解决目前存在的挑战”。在加拿大扣留孟晚舟后，北京报复性地抓捕两名加拿大公民，停止进口加拿大油菜籽，令两国关系急剧降温。 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的鲍达民是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1986年开始服务于麦肯锡公司，2004年至2009年在上海出任麦肯锡公司亚洲区主席，2008年上海市政府因其对当地社会、文化和经济的杰出贡献授予他“白玉兰纪念奖”，他还把在中国的随笔和访谈集结出版了《中国内幕》一书。

在香港抗议持续两个月后，香港首富李嘉诚8月16日打破沉默，在多家港媒刊登内容不同的广告，表面看是呼吁停止暴力，但人们很快就从他的字面组合中发现了含义更深的藏尾诗。尽管李嘉诚署名是香港市民，但他另一公开身份是加拿大公民，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香港抗争，正以造成李嘉诚个人复杂性的同样方式，撕裂着加拿大的华人社区。 李嘉诚在《大公报》等刊登的内容是：“正如我之前讲过：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在《香港商报》等则在反暴力标志右边写“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左边写“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上边写“最好的因 可成最坏的果”，下边写“以爱之义 止息怒愤”。人们指其藏尾诗“因果由国，容港治己”和“义愤”是暗指香港之乱来自北京干涉，港人应该被允许自治。明示和含义隐晦的暗指表明了不尽相同的立场，对此李嘉诚的发言人解释说“基于目前香港形势复杂，难以用单一语言或沟通方法回应”。从另一种角度看，加拿大人李嘉诚的分裂，也正是被香港抗争撕裂的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写照。 在180万加拿大华裔人口中，50万有香港背景，香港抗争正严重撕裂着这两大人群。8月27日，《温哥华太阳报》以《香港抗议带给加拿大华社的一场口水战》为题，报道了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直击》节目著名主持人梁燕城离职的消息，因为加拿大广播标准委员会（Canadian Broadcast Standards Council ）接到大量投诉，指他传播香港抗争的虚假消息。该报评论说“梁的辞职只是加拿大华人社区激烈纷争的最新一例，他们一边是为一国而战，另一边是为香港的未来而战”。报道指梁燕城是牧师，同时是“扎根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季刊创办人，元朗暴力事件后，他在节目中指黑衣抗议者首先袭击白衣人，引发支持抗议者的怒火。报道说加拿大中文电台并非卷入战火的唯一本地中文媒体，亲北京的《星岛日报》和《明报》也刊登整版广告，谴责“香港抗议者持续的暴力骚乱”。 8月28日，加拿大通讯社以《香港抗议分裂华社》为题介绍了出生于香港的18岁青年王州（Joel Wan）在温哥华组建支持香港的政治活动团体《 思政学阵 》，8月17日他在温哥华市政厅分发传单时被亲北京示威者包围，当天双方各有数百人在街头对峙，引发加拿大警方监控。多伦多、卡尔加里、哈利法克斯等城市华人社区也在八月份发生了亲北京和支持香港抗议者的对抗，亲北京的示威者挥舞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并高呼“香...

曾担任驻港记者多年的加拿大资深媒体人文达峰（Jonathan Manthorpe）8月15日在《政治网站》（ipolitics）撰文指香港危机或令加拿大对北京彻底幻灭，因为“孟晚舟事件和香港事件清楚地表明，加拿大和北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及世界观，缺少建立密切和持久关系的基础”。 文达峰认为“从完全自私的角度来看，香港日益严重的危机和迫在眉睫的灾难将为加拿大带来好处”。中国共产党背叛了对香港人的承诺，最终将使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制定者发觉，北京不是能够建立正常关系的政权，尽管70多年来北京为了自己的利益，一直试图在加拿大政界、商界和学术精英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相信在华为事件引发加中关系危机后，香港事件将最终说服渥太华，北京不是也不会成为加拿大的朋友。 文章指“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不断扩充力量，加拿大无可避免地要与北京发展贸易和外交关系，但这些关系必须建立在现实和有限的期望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基于幻想”。华为事件已非常清楚地告诉加拿大人，北京不相信且永远不会实行法治和司法独立。现在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更暴露北京相信专制是神圣的，它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实行民主。北京当初同意香港人“高度自治”及推进代议制选举，只是应付1997政权移交的廉价谎言。 回归后不久，香港人就醒悟到“一国两制”是骗局。二十年来，香港越来越多地爆发群众示威，反对北京的背信弃义。这次持续了几个月的抗议对抗性越来越强，其领导者很多是回归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热衷于保护和提升香港的公民自由，坚信这是香港独特的文化精髓。而香港的行政长官林正月娥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她甚至无法与示威者对话，以摆脱僵局。官方对抗议活动的回应似乎完全掌握在警察手中，而警察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暴力。 为威慑港人，北京还主动披露深港边境有一支庞大的武警车队，让人想起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但北京明显希望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这一是因为北京仍将香港视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心，二来受制于中美贸易战，北京不希望香港流血激怒美国及国际社会而在贸易战中更处劣势。 尽管如此，加拿大还是要准备应对香港局势可能的恶化，1997英国统治结束时渥太华曾计划请美国海军和其他环太平洋盟国海军帮助疏散50万在港的加拿大人。 目前，在港加拿大人减少到了30万。8月8日，加拿大对赴港旅游发出了“高度谨慎”的警告，8月12日加拿大总理...

自1971年以来，加拿大共向北京派驻了14位特命全权大使，在六四事件后中国与西方关系最紧张时也从未中断，但今次孟晚舟事件令两国关系风谲云诡，大使麦家廉（John McCallum）1月26日被免职后一直由公使倪杰民(Jim Nickel) 临时代办，大使空缺至今已达破纪录的六个多月。 麦家廉被免职前一星期，加拿大前驻华使节们有过一次集体亮相。今年1月21日国际媒体爆出“140名学者和前外交官致信习近平，呼吁中国释放两名加拿大公民”，签名者中就有六位加拿大前驻华大使，他们是杜蔼礼（Earl Drake）、碧福（M. Fred Bild）、柯杰（Joseph Caron）、罗岚（Rob Wright ）、马大维（David Mulroney） 和赵朴（Guy Saint-Jacques），他们一致批评习近平当局的行为“将导致减少对话和增加不信任，影响求同存异的努力，受害的将是中国和世界”。13名前驻华大使除六人去世外，缺席的只有贝祥（Howard Balloch），麦家廉因当时还在任没有签名。 在世人聚焦加拿大何时委任新的驻华大使之际，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世的前加拿大驻京外交官们。 任期从1987至1990年的杜蔼礼，是天安门学生运动的见证人，1999年他在回忆录《草原外交官》（A Prairie Diplomat）中称“1989年夏天发生了我生命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大屠杀后杜蔼礼被召回国内述职。在六四26周年期间渥太华网络媒体《黑锁记者》（Blacklock's Reporter）披露的使馆文件称中国“由一群邪恶的老军人控制，政府由盲从命令的人管理。黑暗时代会很长，曝光真相有待时日”。当时加拿大外交官因被中国官员询问是否有抗议者前来寻求庇护，一度担心军队可能入侵大使馆。回国后，杜蔼礼领导了西蒙弗雷泽大学中国可持续环境研究项目。 碧福大使1994年12月离开北京后在蒙特利尔大学东亚中心教授中国政治和经济课程，2014年他对加拿大媒体分析北京为何封锁国外网站时指中国“精英和群众间收入差距巨大......有数亿中国人收入非常低，如果知道生活奢华的共产党高官还藏有巨额的海外财富，他们会愤怒”。 在中加关系因孟晚舟事件恶化后，碧福告诉法新社“有时真的很难让中国人相信加拿大不是替美国人做事，但中国人固执地认为加拿大就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