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抱团日本对付美中两国的囚徒困境

12月1日，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举办网络研讨会，邀请日本的中国政治和区域战略学者、美国华盛顿特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中国分析中心中国政治荣誉高级研究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东京女子基督教大学特聘访问教授高原明生教授(Akio Takahara)就加日合作的未来展开深入探讨。高原明生教授探讨了在特朗普2.0时代，加日两国如何应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内政外交政策，并评估了渥太华和东京在诸多领域深化合作的机遇。随着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快速转型，加拿大和日本正日益成为寻求该地区稳定与战略平衡的紧密伙伴。

第二天，12月2日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教授、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CGAI）研究员、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MLI）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纳吉（Stephen R. Nagy）在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网站发文《强国之间：加拿大和日本这两个中等强国如何协调应对中国的经济压力和美国的不可预测性》，指“日本和加拿大都在努力应对美国日益趋向交易型外交以及北京的经济胁迫策略，两国在贸易多元化、安全和多边机构等领域加强双边合作的新机遇正在涌现”，但“两国需要克服由来已久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加拿大于日本合作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集体行动能够最大化整体利益，但与实力更强的一方进行个体合作却成为主导策略。为克服这一困境，加拿大和日本应就贸易战略建立定期部长级磋商机制，并共享有关中国经济胁迫策略和美国谈判立场的情报。就中国的胁迫行为和美国的单边主义问题在世贸组织提出联合申诉，有助于加强多边机构的作用。加强双边经济协议可以包括关键矿产伙伴关系、在第三国的联合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协调一致的印太经济框架。此外，工商界定期开展的二轨对话可以确定具体的合作机会。

全文如下：

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就任不到一个月，就面临来自中国的一系列经济胁迫。起因是她11月7日发表声明，称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构成“生存威胁”，并可能需要日本自卫队介入。此举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虚假信息宣传和经济胁迫，其手法与北京过去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策略如出一辙。

当前席卷日本的外交危机为加拿大总理卡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在加拿大寻求摆脱对日益难以预测的美国的依赖，实现贸易和外交关系多元化之际。随着日本和加拿大都在努力应对美国日益趋向交易型外交以及北京的经济胁迫策略，两国在贸易多元化、安全和多边机构等领域加强双边合作的新机遇正在涌现。然而，为了抓住这些机遇，两国需要克服由来已久的囚徒困境，这使得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充满挑战。

中国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的言论反应迅速。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在X上发帖称，“必须立即斩断这根入侵的肮脏脖子”。该帖文在一天之内被删除，但已激起日本官方愤怒。不久之后，北京发布了旅行警告，建议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随着日本海产品出口受到威胁以及超过50万张机票被取消，经济压力迅速加剧。与此同时，由于担心中国游客收入损失，包括资生堂、三越和唐吉诃德在内的日本零售股暴跌。

这种做法与北京对待澳大利亚的方式如出一辙。2020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此举促使中国对包括葡萄酒和大麦在内的澳大利亚商品加征关税。此前一年多，加拿大也遭遇了类似的报复。加拿大应美国制裁令逮捕了华为高管孟晚舟，导致中国对加拿大多种农产品出口实施“毁灭性禁运”，并冻结了与加拿大的外交关系。

在最近中日关系破裂之际，东京从其美国盟友那里获得了一些口头保证。美国驻日本大使就高市早苗一事表示“我们会支持她。”但东京和渥太华都有理由质疑华盛顿在特朗普的交易型政策下的可靠性，包括在经济问题上。例如，尽管日本最终争取到对美出口商品15%的关税，低于此前威胁的25%，但日本仍然担心会受到差别对待，因为日本汽车制造商凭借其生产效率和产品吸引力，在与北美竞争对手的较量中占据了优势。

另一方面，加拿大面临着美国对不符合《加美墨协定》（CUSMA）规定的商品征收的25%的“芬太尼紧急”关税，华盛顿还威胁要将这些关税提高到35%。今年3月，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征收汽车关税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旧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并承诺“从根本上重塑”加拿大经济。

除了特朗普2.0带来的切实影响之外，日本和加拿大拥有诸多共同的关键利益，这为双方合作创造了天然机遇。日本一直致力于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石破茂在其约一年的首相任期内（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先后访问了越南和菲律宾，以加强区域贸易联系。高市早苗在10月21日就任首相后不到一周，便效仿石破茂，出席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峰会。

同样，加拿大也在加快与日本、韩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并通过近期达成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印度尼西亚开展合作。此外，加拿大还启动了与菲律宾和泰国的双边贸易协定磋商，而且，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加拿大即将完成与东盟11个成员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于近期宣布重启与印度的贸易谈判。作为渥太华集团（Ottawa Group，由14个志同道合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组成，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欧盟、日本、肯尼亚、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韩国、瑞士和英国）的成员，加拿大和日本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两国都力求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尤其是在对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和能源资源方面。面对中国的压力和美国的不确定性，两国都希望通过加强双边安全对话来提升自身的全球地位。

然而，此类合作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集体行动能够最大化整体利益，但与实力更强的一方进行个体合作却成为主导策略。在特朗普威胁加征关税后，华盛顿的亲密贸易伙伴们非但没有协调抵抗，反而各自争相达成协议：韩国迅速通过双边谈判将关税水平降至15%，但同时承诺向美国额外投资3500亿美元；欧盟和日本也分别接受了15%的基准关税，并做出了相应的巨额投资承诺。

这种模式揭示了协调行动为何失败的原因。即时的双边协议能够提供确定性，而多边抵抗则需要信任伙伴不会为了更有利的条件而背叛。这种激励机制倾向于迅速妥协，而非协调抵抗。

为了克服这一困境，加拿大和日本应就贸易战略建立定期部长级磋商机制，并共享有关中国经济胁迫策略和美国谈判立场的情报。就中国的胁迫行为和美国的单边主义问题在世贸组织提出联合申诉，有助于加强多边机构的作用。加强双边经济协议可以包括关键矿产伙伴关系、在第三国的联合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协调一致的印太经济框架。此外，工商界定期开展的二轨对话可以确定具体的合作机会。

加日合作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国内政治激励机制与国际协调的协调一致。而这反过来又需要公众参与外交，以建立支持经济多元化的群体，建立能够超越个别领导人任期的制度机制，并制定超越传统贸易量的成功衡量标准。

加拿大和日本在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同时，都不能承受得罪特朗普政府的后果。两国都必须在维持安全联盟的同时，尽可能地采取有限的经济对冲措施，强调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其他伙伴关系。

对加拿大而言，现实情况是，其与南部邻国之间高度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实际上限制了其摆脱对美国依赖的程度。同样，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以及与华盛顿长期存在的全面伙伴关系也无法被取代，尤其是在其日益恶化的地区安全环境下。

然而，澳大利亚此前应对中国经济胁迫的经验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澳大利亚的案例中，中国反制措施的影响出乎意料地小，这表明脱钩的成本低于预期。事实上，大多数受冲击的产业都成功转移到了其他市场，使得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降低，从而减少了对贸易武器化的担忧，并增强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信心。

在卡尼领导下，加拿大也面临着类似的关于经济主权和联盟管理的抉择。

囚徒困境表明，除非协调机制拥有精心设计的制度，否则日本、加拿大及其非美国盟友可能会选择双边妥协而非多边抵抗。与此同时，持续依赖的代价——无论是依赖难以预测的美国还是胁迫性的中国——都在与日俱增。成功不仅需要政府间的协调，还需要商界的支持、公民社会的参与以及公众对利害关系的理解。

未来的道路需要务实而非意识形态，要认识到像日本和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必须在大国竞争中周旋，同时维护自身利益。正如两国从中国的经济胁迫中吸取的教训，当各国携手合作，展现韧性和适应能力时，看似脆弱的处境也能转化为优势。

正如阿尔伯塔省的谚语所说：“邻居家的谷仓着火了，你不会去计较买水的价格。”（When your neighbour’s barn is on fire, you don’t haggle over the price of water） 加拿大和日本面临着来自东西方类似的压力，它们应该牢记，在考验面前，真正的友谊意味着并肩作战，而不是各自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