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佳作欣赏:八大能,為何十八大不能?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发表力作《八大能,為何十八大不能?》,为迷途的中共谏言:“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理論上的成就,既有歷史教訓的印證,也是第一代中共元老的集體智慧,沒有絲毫西方勢力的影響和滲透。回到八大,是十八大政改最方便易行的借鑒。”

請看這張八大的會場照片,沒有領袖像、沒有黨徽、沒有大會橫標、甚至沒有一桿紅旗——這就是1956年中共八大!但是八大是中共歷史上最有進步價值的開得最好的黨代會。八大理論上的成就,既有歷史教訓的印證,也是第一代中共元老的集體智慧,沒有絲毫西方勢力的影響。回到八大,是十八大政改最方便易行的借鑒。


促十八大政改,甚囂塵上。從胡溫習最高層的「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話,到中央級學者、教授吳敬璉、公方彬、許耀桐發表具體議題,指黨大官大,要求依法治 國。解釋政改遲遲未動原因「不是懼怕民主,而是緣於理論準備不足」。其實中共政改現存的主要問題,早在五十年前的八大已作出示範。

所謂「理論準備不足」,就是中共沒有一套有說服力的理論,解釋今天體制的合理性與弊病,改革自然就缺乏理據。對於一個以重視「理論武裝」發達的共產黨而言,這是一種非常異端的狀態。不久前的回到「新民主主義」已經破產。十八大臨近,理論的貧乏顯而易見。
 
本文提出借鑒中共八大的政治經驗,是基於多年的研究與建言。也感到大陸有不少同道。
 
「回到八大」——是基於政治上的安全性與可行性的考量。八大理論上的成就,既有歷史教訓的印證,也是第一代中共元老的集體智慧,沒有絲毫西方勢力的影響。當然,八大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尤其在經濟路線方面。
 
中共八大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北京舉行。「八大學」資料豐富而具權威價值,本文謹據有關黨章、憲法的幾個重點加以陳述:
 
一、宣布階級鬥爭結束——共 產黨的理論、路線與政策最要害的出發點便是「階級鬥爭」。從馬克思到毛鄧,甚至到今日中共黨章、中國憲法,仍強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的長期存在,在某 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中共視六四學潮、零八憲章、甚至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都是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肯定階級鬥爭,也就少不了其手段:專政。以前叫 「無產階級專政」,現在叫「人民民主專政」。已載入莊嚴的憲法第一條。並被稱為「國體」。
 
八大怎麼說?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中宣布:「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已經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除個別地區也已經消滅了。富農在消滅之中,民族資產階級在向勞動者 轉變之中。」⋯⋯革命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主要矛盾已是要建立先進工業國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不能滿足人民經濟文化需要的矛盾。毛澤東在批 評斯大林時也說:「階級鬥爭已經完結,還要繼續階級鬥爭,大批捕人殺人,這就是錯誤的根源。」
 
劉少奇的政治報告非個人意見,是代表中共中央,毛親自修改過二十一次,才定稿。宣佈「敵對階級已經消滅」,階級鬥爭當然也就不存在了。沒有階級,何來階級 鬥爭?這是簡單的邏輯。但是嗜殺好鬥的毛很快就背叛八大決議,掀起一個又一個的所謂階級鬥爭,直到文革,禍國殃民,連共產黨也被鬥得死去活來。毛死後,中 共浩劫餘生否定文革,一九九九年將「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
 
但「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的條款還保留在黨章和憲法中。承認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又將對違法份子的鬥爭說成是「階級鬥爭」——這樣明顯的錯誤,十八大是不是要糾正?
 
另一個相關提法「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保留在黨章中,也是明顯的謬誤。這是毛鼓吹階級鬥爭的附屬部分,和法制觀念格格不入。法治中何來敵我、內外準則?
 
「階級鬥爭」是國際共運早已解決的理論困擾,中共保守至今,尚不願割斷頑瘤。
 
二、不提毛和毛澤東思想——黨 史學者都知道,中共八大的決議和黨章都沒有提毛澤東之名和「毛澤東思想」。這並不是「非毛化」,而是時代潮流所趨。八大在蘇共二十大之後同年召開,蘇共批 判斯大林獨裁和血腥統治,震驚全世界,國際共運也深刻反省引以為訓。毛當時還不敢反蘇,還認蘇共老大哥,因此同意對「個人崇拜」的批判,鄧小平八大修改黨 章報告特地作了論述。全黨有共識。
 
但是,毛又反其道而行之,在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失敗造成大饑荒後,為洗脫數千萬餓殍的罪責,竟利用周恩來、林彪大搞「造神」運動,發動文革,個人獨裁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最後在天怒人怨中死去。
 
中共吸取毛獨裁的慘痛教訓,至今在黨章中保留一條「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第二章)。但實際上又在重覆歷史的錯誤,不僅不清算毛的滔天罪行,建毛 堂、樹毛像,繼續進行多種形式的崇毛活動,扭曲歷史,繼續宣揚「毛澤東思想」。更不可理喻的是,又掀起對鄧小平、江澤民的個人崇拜,將鄧名列入黨章、憲 法,江名列入黨章。這是極其嚴重的違法行為,進而吹捧鄧、江、胡不倫不類的「理論」。意在製造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威。十八大怎樣面對這歷史的大倒車?
 
三、共產黨的法律地位——這 是「黨政分開」的老問題。基於文革的教訓,一九八二年憲法沒有提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八大也強調「黨的一切主張的實現,都要通過人民群眾在黨領導下的自覺努 力。」關於黨外組織中的「黨組」,規定其任務是「以團結非黨幹部,鞏固法律,負責實現黨的政策與決議。」提法比較含糊。趙紫陽時代啟動政改的第一步就是 「黨政分開」,提出過取消黨組等主張。
可是現行黨章(四十六條)明文規定「在中央國家政府及人民團體組織中的黨組要發揮領導核心作用」,「討論和決定本單位的重大問題,做好幹部管理工作⋯⋯」
 
這既違反黨綱規定的「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也違反憲法。
 
憲法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各政黨⋯⋯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這個第五條,是非常權威地確定了中國必須實行「黨政分開」。然而黨章卻明文規定黨要「決定」國家所有機構團體的「重大問題」。黨章公然如此違憲,當然沒有人敢於追究,但是十八大應不應該修改黨章的有關條文?
 
此例顯示中共以黨代政、凌駕於憲政之上,已是明目張膽的行為。而事實上,造成這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兩套權力和行政系統,已是當代國家制度的一大奇聞,如此愚 不可及的政治體制奉行數十年,竟無一人大代表、黨代表提出質疑,而老百姓更視為天經地義。無論省市縣、企業工廠,兩套班子,書記掛帥。⋯⋯既然一黨包辦執 政,何不黨政一體,節省大筆行政開支(有統計中國行政開支按國民負擔比,已超過日本十倍、美國兩倍)?
 
四、共產黨的階級性質——眾 所周知,有一個來自馬列的經典定義: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有些國家的共產黨就叫「工人黨」。很在乎黨的階級基礎。視工人階級大公無私,而農民則 是狹隘自私。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斯大林因此一直不太信任中共,甚至謔稱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此說值得另議)。究竟中共的階級組成如何?
 
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中透露,工人黨員佔百分之十四,農民黨員佔百分之六十九。打那以後,中共黨代會從來不公佈黨員的階級比重。到二○○九年,中 組部公佈一份黨員統計:至○八年底,黨員共有七五九三萬人,其中百分比:農民三十一、工人九點七,其他包括技術、管理人員二十二、黨政人員八、退休人員十 九。說明八大後五十年,中共的工人成分不增反減,已低於百分之十。
 
江澤民當權時提出「三個代表」,並聲稱資本家也可以入黨。十六大黨章作出相應修改:說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黨 員條件上,除了工農兵知外,加上「其他社會階層」,革命分子也改為「先進分子」。——很明顯這是「離經叛道」的修改,和當年赫魯曉夫宣稱蘇共已是「全民 黨」並無二致。
 
對此,當然可以給予肯定。當代社會的發展,早已不是馬列時代,工人階級絕對不代表社會(革命)的先進力量。有統計說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已是一億多進城的農民工,而他們各方面的狀況都不是先進的云云。
 
問題在於,中共黨章仍然強調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就和上述修改相矛盾,造成文字上明顯的漏洞。十八大對此會有怎樣的交代?(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法,已是中國特色的時尚,也許難以苛求。)
 
五、共產黨的財政來源——這是接下來必須提出的問題。查中共黨章,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延安舉行的中共七大黨章之最後一章「經費」,有兩條規定說明黨的經費來源,包括黨員繳納之黨費、黨 管企業收入與黨外捐助等。但到一九五六年八大修改黨章時,完全取消了「經費」這一章,鄧小平作修改黨章報告時,也隻字不提此事,顯有其敏感和尷尬之處。
 
可想而知,打下江山後,做了全國大地主,民脂民膏豈有不吃之理?毛澤東當時曾決定: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統統吃國家的,不搞黨產,有飯大家吃。」但白吃還是 黑吃?實屬難題。中共能人不少,竟沒有找到一個可以公告天下的辦法。今日黨員已八千萬,吃黨飯的官吏占幾成?據二○○八年國家統計局數字,黨政機關人員一 千二百五十萬,其中中共機關五十六萬人。國新辦二○○九年中國人權中的白皮書透露,官員人數二千七百萬,另有黨政事業單位職工二千八百萬,黨政機關與事業 單位共計五千餘萬人需要財政供養。粗略估計僅薪金一項,黨系統的開支每年可達數千億元。
 
這個因循數十年的議題,茲事體大,和一黨制的存亡相關。讓十八大解決,恐怕是強人之難。但應列入備忘錄,以供制定《政黨法》時參考。

六,黨代會必須大會發言——任何有效的政治制度的實施,都要落腳在一定的程序和規範上,民主法治社會更為講究,人治社會也不能天天朝令夕改。中共社會之混亂問題之多,僅以憲法而言,便有三次修憲,面目全非,等同重新制憲,離譜之至。黨代會的開法,筆者多次推崇八大議程是最具合理性的一次大會。
 
最關鍵之點在於會議代表的民意如何得到最充份的表達和交流。八大採取接近各國議會通行的大會發言,使討論有全體代表直接溝通之效果。八大正式代表一千零二 十六人,列席一○七人。代表一千零七十萬黨員。大會開了十三天,有六十八人大會發言,四十五人書面發言。除報告、致賀、選舉外,大會基本上以大會形式進 行。雖然不可能進行西方議會式的「辯論」,但至少有一百多名重要的發言為每個代表直接所知。另外有五十餘個外國黨代表團出席,他們也有大會發言。
 
但是隨著毛澤東集權統治的逐步升級,這種以大會發言為主的會議形式被取消殆盡,直至今日。所有的黨大會,乃至人大政協,取而代之的形式是主題報告,然後分組討論,各組之間的交流靠會議簡報互相閱讀,最後大會一個總結交代了事。
 
據不少代表反映,我們也可想見,這種數十個小組的分組討論,完全不能形成大會的全面交流,很多代表的意見根本上不了簡報,也就消失在小組會上。甚至讓各組派代表作一次大會發言交流,也從來沒有安排過。
 
可以斷言,這種代表大會的形式,就是以化整為零的手段,扼殺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代表大會的實質權力,使「民主集中制」名存實亡,只剩下極少數人對大會的把 持、操縱與壟斷。即便是政治上大有起色的中共十三大(一九八七),也是以這樣高度集權方式召開,筆者當年曾有文章《趙紫陽一言堂大會》予以痛批。
 
可惜,時至今日,不僅統治集團我行我素,惟我獨尊,中外評論界也麻木不仁。請諸位設想,開啟大會發言將會帶來何種議政氣象,而做到這一點,並不是照抄議會民主,是中共第一代群英聚會的八大已經實踐過的經驗。有道是,沒有民主的形式就沒有民主的內容。
 
至於邀請外國共黨出席大會,八大之後也成為絕響,那是毛孤意推行反蘇政策自絕於國際共運主流的結果,不說也罷。
 
 
今天中外傳媒無不津津樂道,中共十八大人事一個又一個名單。同行們心中有數,不過是苦中作樂而已,因為無論是團派還是太子派、胡溫還是習李,他們謀求的權 力班子的方式,都是嚴重違背中共黨章規定的組織原則:「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由選舉產生。」政治局常委,應該是十八大閉幕之後的一中全會選舉產生,誰給了這 些自命不凡的領導核心們,有秘密操盤私相授受的權力?
 
一言以蔽之,中共政治體制改革,涉及的理論與實際問題實在太多太大,而且積重難返,要求改革者的遠見與魄力越來越高,天將降大任於斯者,何在?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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