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效的加拿大联邦制

加拿大智库《21世纪问题研究所》所长艾文-斯塔鼎(Irvin Studin)近日在其最新论著《十论加拿大外交政策》一文中,对加拿大的外交决策有诸多批评和建议,他同时还是《环球要览》杂志发行人和主编,乌克兰高等公共管理学院共同创办人,俄罗斯国立经济和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多伦多大学公共政策和政府管理学教授,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访问学者,曾服务于加拿大枢密院和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以下是该文的第六论:

第六论:美丽的加拿大联邦制有其家庭化的必要,但从伟大的外交决策角度看它是低效的。只要魁北克、阿尔伯塔及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这些省份不能在加拿大联邦宪法框架内愉快地生存,肩负着捍卫国家利益使命的渥太华就无法运用宪法杠杆,而这杠杆对加拿大外交政策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这使渥太华在推进外交政策目标时处于明显的战略劣势,不仅效率低于法国、韩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单一制国家,也落后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外交决策权集中的联邦制国家。

联邦制导致加拿大外交政策低效率最明显的例子是加拿大法律对劳工公约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运用这一国际条约,1937年由伦敦枢密院通过的劳工公约确定渥太华可以谈判或签署任何国际条约 ,一如世界上其他国家首都, 但加拿大只能在联邦宪法管辖范围内予以落实,使加拿大落后于单一制国家和其他联邦制国家。

更明显的例子是加拿大联邦主义在国际事务中的悖论,比方说在战略上支持亚洲,或者像2006年声称的支持拉丁美洲。即使渥太华通过王室特权完全掌控目标,它也无法控制最终导致成败的政策。就以亚洲为例,当政策需要普通话、印地语、印尼文和朝鲜语时(这四种语言出现在澳大利亚政府的亚洲优先战略中),但在加拿大,教育的控制权不在联邦而在各省,这样的话即使渥太华制定了亚洲优先战略,魁北克省可能更愿意年轻人学习西班牙语,新不伦瑞克省可能亲睐俄语,萨斯喀彻温省可能强调阿拉伯语,渥太华尽管宣布亚洲优先政策,但了解加拿大联邦制的亚洲国家不会当真。

这该如何是好?不能指望通过法院判定来达成革命性的改变,唯一的途径就是联邦与省之间深入持久的合作,联邦行使权力并随时准备打出宪法王牌(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做出权力宣示),这样才能够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目标在联邦范围内巩固国家的外交政策体系。(建议加拿大采用澳大利亚的做法,推动包括国际事务等多元管辖问题上进行长期的联邦与省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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