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学者呼吁在中国崛起中扮演中间角色

当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时代的中国走向做出种种分析和预测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中心教授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最近在著名政论杂志《加拿大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上撰写《与龙共舞，加拿大是否跟得上中国加快的节奏》一文，指“未来中国或许不再极权，但仍会是专制主义，它在短期内没有实现西方多党民主政治的迹象”，在中国不理会“西方观念和秩序而另辟蹊径”后，“摆在西方学者面前的是如何理解中国应对国内成堆的问题和担负全球角色”这一问题。埃文斯呼吁“加拿大扮演21世纪中间力量的角色”，避免“上升期的中国与美国直接发生对抗”。

曾担任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执行主任的埃文斯，也是香港大学客座教授，长期关注中国问题。对于中国本身的变化，他写道“在1950年代，我还是个孩子，我们在餐桌上议论最多的是中国挨饿的孩子，我们不能浪费盘中的食物，仿佛那样做就能帮助他们一样。30年前，特鲁多总理提到中国就想起把五分钱捐给圣童组织去救助中国儿童的事情，但现在，大家在餐桌上议论的是中国带给我们孩子的竞争压力和机会”。

在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成为各国重要话题的时候，中国对加拿大也不再遥远。在加拿大各大城市的街道上、购物中心里、在考虑工作机会和经济前景时，在贷款买房时，人们都能感觉到它，看到它。中国政府、中国商人和中国消费者的影响无处不在。在国际关系上，中国的作用日益加大，甚至成为领导者。从全球暖化、疾病控制到网络安全，很难想象有什么问题可以绕过北京。

加拿大的繁荣、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都越来越多地有赖于加拿大正确的对华政策，加拿大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和中国打交道：朋友、战略伙伴、盟友、竞争对手还是敌人？在历史上，加拿大人常想到自己的道德使命，那就是要改变中国、使中国“更正常”。这是一个多世纪前传教运动的目标，加拿大人至今仍有改变中国的传教士般的强烈冲动，认为中国应该采纳以人权和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和制度。

加拿大人对中国崛起感到“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惧”，因为它“深刻地挑战了加拿大人珍惜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体系”。前国会议员普雷斯顿-曼宁（Preston Manning）把中海油收购尼克森公司一事视为“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主导的‘民主’与老牌的市场主导资本主义和公民民主对抗，并且西方正在失去这场竞争”。前加拿大自由党领袖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更形容“自由民主正与俄国和中国的后共产主义时期寡头政治做‘最后决斗’，贪婪且没有信仰的中国和俄国正对全球秩序构成挑战”，认为“商业和资本主义，合同和经济关系并没有削弱中国的政治制度，毛泽东仍高悬在天安门城楼怒目俯视”。

埃文斯认为面对中国的前景，与西方人的不安和愤怒相比，中国专家们却透出一种乐观。他建议大家“去中央党校看看，就会发现那里像是工商行政管理的研究生课堂，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灌输中心”，他认为“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正逐步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我们时代的伟大战略问题不仅是中国崛起，更在于它的世界观和应用理论是否具有生命力，无论它采纳大西洋霸主时代的观念和秩序或者另辟蹊径”。

埃文斯呼吁加拿大扮演21世纪中间力量的角色，继承特鲁多在1970年奠定的与共产党中国接触的战略，重新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官方、民间和学术界的多层面交流与对话，建立比商业利益更远大的中国战略，制定一个促进大国转型、建立规则规范和制度的政策，使上升期的中国与美国避免直接发生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