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今生第一次徒步旅游是在1994年，那年夏天我利用电台的年假，走了一趟神龙架。路线是从重庆乘船东行至巫山，下船后顺大宁河北上，徒步穿越川陕省界（当时还没有重庆直辖市的区划）。徒步区域是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没有道路，只有供扛木头的山里人行走的起伏不定的山间小径。两天后抵达湖北省神龙架地区的腹地，问当地人此处为何地，回答曰是古时薛刚反唐操练兵马的地方。时隔20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人见到我们后惊异的表情，他用湖北话感叹道：造孽啊！你们怎么到了这里，这大山里没有外人来的！ 当时跟着我的，是我们新闻部副主任，一位部队转业的宣传干事，进山当天就不停地抱怨，说对我了解的不够，被我骗进了山里，这哪里是旅游，简直是访贫问苦呵。后来我被他的抱怨弄毛了，把他甩了自己一人走，他只好在后面叽里咕噜跟着，因为回头路也不好走。 首次徒步，让我明了这可不是大众旅游方式，有机会还是自己一个人去享受吧。 1997年， 新疆中旅探险旅行社和广东中旅合作进行“中国首次百人徒步穿越罗布荒漠探险”活动，我作为随团记者加入，沿途通过卫星电话发送报道，从甘肃敦煌出发，一路西北行，在2天半徒步和6天半乘车之后，到达位于米兰的新疆建设兵团36团。穿越罗布泊无人区，本该是一次难得的体验，但和躁动的国人在一起，白天嘻嘻哈哈晚上蹦蹦跳跳，一派末日狂欢景象，活生生弄得没有片刻安静思考的时间。（当时参团费用昂贵，参加者多是中国率先发财且有一定雅兴的富人，其余的就是广东各媒体记者，这样的人群素质尚且如此，可见中国民族素质的低劣） 记得新疆中旅的组织者周新伟对此也很头疼，他感慨以往带的日本探险队迥然不同的气氛，每个日本人都潜心观察、记录和思考，偶尔和导游交流的，也是自己的发现或疑问，态度兢兢业业、诚诚恳恳。 第二次徒步感受是，中国人心魔太甚，让他们在喧闹的环境里呆着吧，他们距离享受大自然的状态太远。 第三次徒步是在2010年夏天，从尼泊尔的博克拉（Pokhara）出发，独自一人花四天功夫走了一趟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尔纳（Annapurna）小环线。尽管只是小环线，可毕竟是围着喜马拉雅山脉徒步，每一步都在感受世界屋脊的气势，进山后与世隔绝，出山后发了多篇报道。

2014年是加拿大与墨西哥建交70周年，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签订20周年，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是该协议仅有的三个成员国，毫无疑问，美国在该协议中起主导作用，然而在墨西哥与加拿大这两个不搭界的国家之间，也有一些值得记录的数据： 20年来，有200多家加拿大企业到墨西哥投资，两国间贸易额年均增长超过30亿美元，2012年，加拿大从墨西哥进口255亿加元的商品，但对墨西哥的出口额仅有54亿加元。 加拿大已成为墨西哥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四大投资来源国，墨西哥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航运市场。 从2002到2011年十年间，有28252名墨西哥人入籍加拿大（加拿大移民部数据），平均每年2852人。2009年开始，加拿大重新要求墨西哥人入境前申请旅游签证，而加拿大公民可免签证入境墨西哥，逗留期限六个月。 每年有超过1500名加拿大公民移居墨西哥（加拿大总理哈珀14年2月18日在墨西哥讲话）。每年，有5000名墨西哥人来到加拿大，他们是以留学生或农业合同工的身份到来，与美国的临时工计划不同，加拿大有多种机制来限制合同工逾期居留。 如不考虑人为限制因素，仅从现有数据分析双方人口移动趋势，平均3万4千名加拿大人中就有1.5人移居墨西哥，每4万墨西哥人中，有不到1人成为加拿大人，似乎身处寒冷加拿大的公民更热衷移居阳光下的墨西哥。 根据2011年的人口统计，全加拿大只有9万6千名墨西哥裔加拿大人，占人口的0.3%。尽管如此在加拿大的拉丁美洲裔人口中，墨西哥人还是占了最大的比重。这一情形与美国相比，简直不成比例，根据2012年7月的美国人口统计数据，全美拥有3404万墨西哥裔人口（几乎与加拿大全国人口相当），占全美人口的10.85%。

----记得大概在5年前吧，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部为媒体记者举办一场关于故宫文物的活动，我问当时的主任如何看待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未来前景，这位洋人十分自信地回答：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一定能找到变通的办法去解决两个故宫的问题。 ----13年11月，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采访哈佛媒体学博士史杰鹏（J.P.Sniadecki），前后在中国待了五年的他对中国人的“变通精神”印象最为深刻：“比方说，你想到达A处，中国人总会找到办法通过C、G或者Z找到路径，这一点令我十分佩服。这不仅是一种智慧，还是一种创造的力量。我不能直走，就走曲线”。 林中斌近来的研究聚焦在习近平身上，他在努力发现习近平改变中国命运（这一次和台湾有关联）的“变通精神”： 曾在2012年发表《习近平与佛教》一文的台湾军事学者 林中斌，继续对习近平的政治走向和对台策略做出大胆预测，2014年2月25日，《美国之音》报道他一改以往中共“一国两制”的方针，准备以“一国两府”新思路解决台湾问题。 林中斌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习近平将来，我相信，他会从基本方面解套，现在已经观察出来了，他的大方向是一国两府。” 林中斌说，从去年两岸相关官员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互称官衔，就已经见出一些端倪；“现在王张建立一个互动平台，就是在往那个方向移动。” “一国两府”的概念最早是2011年6月清华大学教授、目前担任该校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的楚树龙提出的。中国官方部门之后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之为“纯属学者意见”。 林中斌认为，“其实不完全如此。因为我自己后来了解，楚教授的说法很受到官方的重视。所以我假设，从那个时候，他们官方的内部酝酿，已经慢慢在往那个方向走。” 至于说何为“一国两府”，林中斌教授说：“也就是必须要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至少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 林中斌说，“我相信习先生从福建来，他非常清楚，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作法，所以最后的解决，可能就是一国两府的模式。” “第一，北京要承认有这么一个政府在台湾，它收税、征兵，它有它自主的很多方面，跟香港是截然不同的。它如果承认这点的话，那北京对台工作就将大幅迈进，它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的话，那就是给自己绑了小脚，自己把自己捆绑住；习先生，我看，已经看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以“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教授马克·汉弗莱斯（Mark Humphries） 1918 年，殃及全球的西班牙流感令数千万人死亡，比同期的一次世界大战阵亡人数还多，肆虐的流感令一战因兵源缺乏而提前结束，当时就有人怀疑是中国劳工把病毒带到了欧洲，法国当代微生物学家哈努（ Claude Hannoun ）持相同的疑问。近日，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马克·汉弗莱斯（ Mark Humphries ）指西班牙流感不仅源于中国，而且还是通过加拿大传播到欧洲及世界各地的。他在英美学术杂志《历史上的战争》一月号上撰文，曝光了英国和加拿大档案馆里保存的中国劳工和看守士兵受感染的文献记录。 一年前，汉弗莱斯出版了颇具学术影响的新书《西班牙流感，最后的瘟疫》，该书聚焦西班牙流感和加拿大卫生政策之间的关系，详细介绍了流感病毒如何通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传播到大西洋沿岸的过程。一战期间，英国从中国招募青年劳工去欧洲战场做替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国劳工军团（ CLC ），他们在经过加拿大时传播了疾病，当时英国船只把他们从亚洲运到温哥华，再通过铁路运送到大西洋畔的哈利法克斯，接着送往欧洲。 汉弗莱斯指 1917 年席卷中国的瘟疫，与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症状相同：“确凿的证据是， 1917 年的幸存者在第二年发现前一年的瘟疫又回来了，研究结果也证明西班牙流感就是 1917 年的中国瘟疫。”那么欧洲为何要在爆发了瘟疫的中国招募劳工呢？汉弗莱斯的解释是“欧洲战场奇缺劳工”。 汉弗莱斯回忆说： 1917 年春天，英国外交部要求渥太华允许中国劳工通过加拿大自治领，并要求当时的罗伯特·伯顿政府具体安排交通工具，加拿大总理同意了，但问题并不简单。当时中国移民在加拿大是个敏感问题，有人担心中国人可能会在横穿加拿大的途中逃跑。 为防止此类事情发生，由加拿大军队组成的特别看护队被布置在铁路沿线，被铁丝网围住的劳工营也驻扎了看护队。横穿加拿大的运输工作极端保密，所有的媒体被噤声。与此同时，“肺炎导致中国人空前规模地死亡”的报道出现在加拿大报纸上，但新闻审查却使媒体对数万名中国劳工正通过加拿大前往欧洲战场闭口不提，况且其中很多人就来自中国疫区。 汉弗莱斯在接受访问时说：“英国官员当然知道，无论这神秘的呼吸道系统疾病是什么，生病的中国劳工都会把...

自由的美国精神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而本身就神奇的东西，到了美国就更加传奇，属于西班牙传统弗拉门戈舞系的Fandango就是一例。 1705年，凡丹戈（Fandango）旋律首次出现在吉它曲中，1712年西班牙神父Martín Martí在一封信函中首次描述了凡丹戈舞蹈的特征，这节奏明快的3/4或3/8拍子舞蹈，通常由吉他和响板伴奏，可加入人声歌唱。1720年，凡丹戈首次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登上舞台，很快它就融入芭蕾舞和歌剧表演当中，成为18世纪欧洲宫廷的最新时尚，格鲁克的舞剧《唐璜》、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中都有凡丹戈舞曲。 凡丹戈在舞台上的生命力一直持续至今，墨西哥太平洋畔的旅游城巴亚尔塔港中心区每周三晚间上演一台名叫《凡丹戈》的传统歌舞，就吸引了不少来自各国的观光客。 看完巴亚尔塔港的凡丹戈，总觉得有所缺憾。1小时20分钟的表演，十一名男女舞者和十一名mariachi吉他歌手带来了不少精彩片段，但总体感觉陈旧，像是一件海里漂浮上来的百年文物。 这种缺憾在美国以另一种方式获得弥补，凡丹戈的舞步滑进了职业摔角（Professional Wrestling）的擂台，带给世界一个全新的感觉，其代表人物就是八零后的美国职业摔角手Curtis Jonathan Hussey。 这位身高1米93、体重111公斤的大汉，身材高挑模样俊俏，18岁时开始职业摔角，十多年下来，获得过不少冠军头衔，如两次佛罗里达双打冠军（Florida Championship Wrestling FCW）、一次新英格兰冠军（Northeast Championship Wrestling NCW）、一次轻量级冠军（SCCW）、世界娱乐摔角（WWE NXT）第四季冠军等。 列举这些冠军头衔，为的是说明他在职业摔角界还混的不错，没有改弦易辙的必要。 2012年10月23日，Curtis Jonathan Hussey以艺名Fandango再现擂台，把拉丁舞带入职业摔角，他在一举成为超级巨星的同时，也令古老的拉丁舞蹈在现代擂台上大放异彩。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Fandango在世界各地迅速聚集了大批粉丝，中国也不例外，尽管Fandango放大的是拉丁文化，形成的是魅力四射的美国软实力，中国人还煞费苦...

毛立修生长在京城，十来岁时去了海边的一座小城，一待就是15年，半年前他携妻带子搬到了一个半封闭的山区小镇，在那里半休闲半谋生。指使毛立修这么做的，不是人，而是神，确切地说是墨西哥人的瓜德罗普的玛利亚，是她让他不懈地追求内心的宁静。 太平洋畔的巴亚尔塔港每天上午有两班长途汽车经过位于马德雷山脉（Sierra Madre）中的小山村ESTANCIA，要去到毛立修居住的小山镇，就得在这里下车，再花100比索搭乘的士继续往山里走，15分车程之外，就是海拔1480米的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án)小镇。 历史上，圣塞巴斯蒂安曾是新西班牙的矿产中心，一度人丁兴旺。1605年，西班牙人在这里发现了金、银和铅矿，1785年矿山数量达25座，1812年升格为城市，1900年人口高达2万，那时，现在的墨西哥旅游名城巴亚尔塔港还只是人烟稀少的小渔村。它的衰败始于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这场旨在推翻独裁统治的革命，结束了少数人暴富敛财的时代，矿山逐个关闭，进入21世纪，人口只剩下不足一千，不过就是因其地处高山且荒芜冷清，被今日的巴亚尔塔港人当作了逃避冬日喧嚣和夏日热浪的度假地。 半年前，毛立修带着他在巴亚尔塔港学到的制作糕点和皮萨饼的手艺，在小镇中心一条下坡的石子路旁开了一家店，引来不少当地主妇和游客消费，每天下午，常有一帮中年妇人们倚在齐腰高的石墙上，排着队买他的糕点。 毛立修的糕点店还是通往废矿（santa gertrudis mine）的必经之路，这矿是离镇中心最近的一座，来游玩的人常免不了向毛立修探路，一个小时转悠回来后，就会在他的店里买个糕点，闲聊一会儿。 2001年，墨西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请，希望把圣塞巴斯蒂安小镇列为人类文化遗产，未遂。更早之前的1960年代，有世界头号美人之称的好莱坞明星伊丽莎白-泰勒在拍摄电影《鬣蜥之夜》（Night of the Iguana）时携夫婿理查德-伯顿一起住在小镇西边的哈利斯哥庄园（Hacienda Jalisco）,这座建于18世纪的庄园曾是金银离矿后和运往西班牙前的藏身处，现在成了一间B&B旅馆，即使是在旅游旺季，也客人稀少。 不过，这正称了毛立修的心，不然的话，各地游人纷至沓来，哪有这般清净。现在，京城小子毛立修做着山里娃的梦，赚点小钱，在小镇里置份...

与一马平川的蒙特利尔植物园迥然不同的是，巴亚尔塔港植物园依山而建，可供参观的小径蜿蜒曲折，时上时下，令人感觉不是进了花园，而是在做登山练习。资料显示巴亚尔塔植物园里有1300种兰花，其中300种为绝世仅有，于是在行前就想象里面应该有专门栽种兰花的花室花圃，且规模不小。 在巴亚尔塔植物园攀爬一圈的所见颠覆了以往我对植物园概念，在这所纯天然的植物园里，唯一的人工建筑是休息室，在里面你可以躺下品尝咖啡，可以沐浴山风小睡一觉，其他一切尽在山野之中。 其实，这座植物园是以林木为主，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种名为Bursera simaruba的橄榄科树木，这种热带树生长在美国佛罗里达以南，从墨西哥、加勒比海岛国到巴西和委内瑞拉，其最大的特点是其铁锈般的红色树皮，在翠绿的山林间格外显眼，感觉就像是鲁智深进了小学堂，使那里活生生地多出了个硬汉。 人们因其健康的红色和硬朗的树干以及剥离的细嫩树皮，联想起阳光下被晒黑的健康旅人，给它取了一个“旅游树”的绰号。 在巴亚尔塔港植物园里，所有的旅游树都享有挂牌编号的待遇，年代越是久远的旅游树树号越是靠前，小径旁一株青壮的旅游树编号是40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