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辛亥研究及纪念活动中的禁忌


去年12月,一批中国文史学者准备聚会广东,研讨“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被官方禁止。不得已,他们便以替80岁的袁伟时教授祝寿为名,在广州近郊的从化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庆生会,与会者是计划参加研讨会的原班人马,谈论的话题也没有变,只是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记者采访。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史学者张耀杰参加了这次聚会,对这次特别氛围下的特别研讨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其实大家的发言内容是一样的,官方说如果要搞全国性研讨会,需多个部门批准,而庆生会就免了,是私人活动。最后成功举办了,没有受到干扰。那次会议,因为没有媒体记者,大家很放开地谈。”

张耀杰近年来忙碌于故纸堆中,从纷杂的史料中打捞证据链,做了不少20世纪中国政学两界重要人物及重点事件的个案研究,发表了对宋教仁、袁世凯和孙中山等辛亥人物的研究专著。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中国,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学者们,都在试图澄清当年的一些史实,他们还必须把握官方给这种澄清所划定的尺度,因为稍不留神,就会犯规。

去年10月底,潇湘晨报因在纪念辛亥百年的创刊号发表了《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丢尽了脸》一文而遭封杀,成为大陆辛亥纪念活动中的一桩引人注目的事件。此前一个月,张耀杰在广州参加了官方及南方报业共同举办的“岭南大讲坛”,他的演讲题目是《辛亥革命的制度创新与历史局限》。

这次演讲使他领教了以敢言著称的南方报业的谨小慎微,原来每周六的“岭南大讲坛”演讲内容都会由南方报业摘编刊登,但他的这次演讲,报纸只做了简单报道,没有摘编内容,理由是他们不做历史题材的文章。张耀杰说:“我觉得他们只是找了一个借口,因为我讲的比较到位,他们觉得不大好发,我做的是辛亥革命的制度反思。”

那次演讲除了对制度层面的反思外,张耀杰主要讲的是故事,一是组织同盟会的故事,他认为同盟会的组织者不是孙中山,而是安徽人陈家昌。二是国民党的缔造者是宋教仁而非孙中山。关于同盟会,他认为当时孙中山因受通缉不能回国,被陈家昌等人推举为会长,留在日本,而陈家昌等则回国从事秘密活动。他说:“现在,大家谁也不提这个安徽人陈家昌,大家把孙中山作为偶像,什么功劳都是他的,大家跟随他,服从他,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那时大家都有平等自由的意识,就是找一个人当个头,过几年还要选举,但后来孙中山本人没有民主意识,一直没有再选举。同盟会也就此分裂,大家各干各的。”

辛亥革命后,陈家昌到京师大学堂做教师,二次革命后在北京搞暗杀活动,1913年被袁世凯抓捕杀害,张耀杰研究发现这么一个历史人物被后人完全遗忘。

张耀杰演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创立国民党的宋教仁原本想走宪政道路,孙中山把国民党变成了革命党和专制党,后来蒋介石又把孙中山抬到了国父的高度,抹杀了历史事实。他说:“但历史真相不是这样,孙中山没有那么重要,关于辛亥革命,连陈其美私下都说过,孙中山没有任何作用。他常年在国外,对中国的情况根本就不了解,是我们打的天下,我们创造了中华民国,没有孙中山什么事情。这些都有文字记录。”

这些对孙中山不利的文字,在已经实现了宪政民主的台湾畅通无阻,张耀杰的文章在台湾的《传记文学》发表,他写的《宋教仁案与国民党》也在台湾出版。而在中国大陆,指出孙中山真相的文章,还是忌讳,经常被报纸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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