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辛亥研究及纪念活动中的禁忌

去年12月，一批中国文史学者准备聚会广东，研讨“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被官方禁止。不得已，他们便以替80岁的袁伟时教授祝寿为名，在广州近郊的从化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庆生会，与会者是计划参加研讨会的原班人马，谈论的话题也没有变，只是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记者采访。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史学者张耀杰参加了这次聚会，对这次特别氛围下的特别研讨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其实大家的发言内容是一样的，官方说如果要搞全国性研讨会，需多个部门批准，而庆生会就免了，是私人活动。最后成功举办了，没有受到干扰。那次会议，因为没有媒体记者，大家很放开地谈。”

张耀杰近年来忙碌于故纸堆中，从纷杂的史料中打捞证据链，做了不少20世纪中国政学两界重要人物及重点事件的个案研究，发表了对宋教仁、袁世凯和孙中山等辛亥人物的研究专著。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中国，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学者们，都在试图澄清当年的一些史实，他们还必须把握官方给这种澄清所划定的尺度，因为稍不留神，就会犯规。

去年10月底，潇湘晨报因在纪念辛亥百年的创刊号发表了《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丢尽了脸》一文而遭封杀，成为大陆辛亥纪念活动中的一桩引人注目的事件。此前一个月，张耀杰在广州参加了官方及南方报业共同举办的“岭南大讲坛”，他的演讲题目是《辛亥革命的制度创新与历史局限》。

这次演讲使他领教了以敢言著称的南方报业的谨小慎微，原来每周六的“岭南大讲坛”演讲内容都会由南方报业摘编刊登，但他的这次演讲，报纸只做了简单报道，没有摘编内容，理由是他们不做历史题材的文章。张耀杰说：“我觉得他们只是找了一个借口，因为我讲的比较到位，他们觉得不大好发，我做的是辛亥革命的制度反思。”

那次演讲除了对制度层面的反思外，张耀杰主要讲的是故事，一是组织同盟会的故事，他认为同盟会的组织者不是孙中山，而是安徽人陈家昌。二是国民党的缔造者是宋教仁而非孙中山。关于同盟会，他认为当时孙中山因受通缉不能回国，被陈家昌等人推举为会长，留在日本，而陈家昌等则回国从事秘密活动。他说：“现在，大家谁也不提这个安徽人陈家昌，大家把孙中山作为偶像，什么功劳都是他的，大家跟随他，服从他，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那时大家都有平等自由的意识，就是找一个人当个头，过几年还要选举，但后来孙中山本人没有民主意识，一直没有再选举。同盟会也就此分裂，大家各干各的。”

辛亥革命后，陈家昌到京师大学堂做教师，二次革命后在北京搞暗杀活动，1913年被袁世凯抓捕杀害，张耀杰研究发现这么一个历史人物被后人完全遗忘。

张耀杰演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创立国民党的宋教仁原本想走宪政道路，孙中山把国民党变成了革命党和专制党，后来蒋介石又把孙中山抬到了国父的高度，抹杀了历史事实。他说：“但历史真相不是这样，孙中山没有那么重要，关于辛亥革命，连陈其美私下都说过，孙中山没有任何作用。他常年在国外，对中国的情况根本就不了解，是我们打的天下，我们创造了中华民国，没有孙中山什么事情。这些都有文字记录。”

这些对孙中山不利的文字，在已经实现了宪政民主的台湾畅通无阻，张耀杰的文章在台湾的《传记文学》发表，他写的《宋教仁案与国民党》也在台湾出版。而在中国大陆，指出孙中山真相的文章，还是忌讳，经常被报纸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