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归档：做中国农民的文书--专访张耀杰
专访张耀杰：做中国农民的文书
1989年张耀杰定居北京之后，北京话剧舞台上至少有两出轰动性的剧目登台。一是1995年令中宣部装聋作哑的试验话剧《伐子都》，另一出是黄纪苏的史诗剧《切－格瓦拉》。后者在2000年4月首先在北京燃了一把火，随后又烧至广州和上海，在中国的文化思想界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但这些文化风暴并没有想象中的触及力，有人像在街上遛弯一样，拐进个小胡同就避开了大街上的喧嚣。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耀杰就是这样。 2006年12月，在纽约与记者交谈时，他甚至不知道有《伐子都》这出话剧的存在，也不曾看过《切－格瓦拉》。 “我想去看的时候，已经停演了。”
但张耀杰还是给《切－格瓦拉》写了一个评论，他抨击了剧作者，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穷苦人的代表，但实际上他们赚了高价门票，对穷苦人什么帮助都没有。”
实际上，张耀杰远离当代中国话剧的象牙塔，他认为当代中国话剧“没法看”，倒是中国农民的维权运动引发了他的热情。 “我是农民出身，我对农民的疾苦有切肤之感，帮助农民维权几乎出于我的本能。”从2003年起，他已经介入三十多起农民维权案例，06年11月，他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前来美国考察美国农村发展。
饿怕了的农村孩子
2006年3月张耀杰在《以不惑之光点亮历史》一文中写道：1964年，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县梁北乡大席店村。据历史传说，尧舜时期，这里是以大禹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208年，大禹就是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专制王朝即夏王朝。由此可见，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就是中国大陆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区域。然而，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却只有“饥饿”两个字。
在纽约和记者交谈时，张耀杰还带着对饥饿的深刻记忆，他解释自己为何无法沉湎于纯艺术的研究之中：“我一直都在关注社会，因为我从小就饿肚子，书本上说的那么好，而我为什么偏偏饿肚子。”
张耀杰的爷爷从14岁起开始做小买卖，用一条扁担帮人挑东西，走村穿户当货郎，攒了钱去城里开了一个小钱庄，帮进城的乡下人换碎银子，1949年为了守住在乡下的地，把城里的房子卖了回到农村，最终还是没守得住自己的小地盘。 “我爷爷勤劳一辈子，在1960年被活活饿死了，他是我们村里最早饿死的一个人，饿死之前还在挨斗，因为他在49年前比别人有钱。”
对饥饿的感受，还出现在张耀杰对奶奶的回忆之中，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记述了他瞎了双眼的奶奶在去世前叮咛的一句话，“等我死后，每个周年给我烧一块刀头肉，就一年不饥了。”
在饥饿中长大的张耀杰还记下了初入学的情景：“ 1971年6岁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放学回家，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我接上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没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了我的脸上。晕头转向之中，我看到的是父亲连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同仇敌忾'的眼光。”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张耀杰强调，这一记耳光的意义非同寻常，对他的震撼至今未能平息。
到16岁时，体重只有38公斤的张耀杰参加了高考。 “令人气愤的是，我的数理化成绩很好，进了全国的录取分数线，却被有权有势的人排挤出来，读了一个师范中专。”1982年毕业，张耀杰做了农村中学教师，一干就是五年。 “生存问题逼迫我另作打算，父亲去世，家中没有房子，我在农村成个家的条件都没有。只能继续读书，学数理化需要试验设备，于是我就学文科，抱着收音机自学英语。 ”从87年到89年，张耀杰在河南省教育学院的大专起点中文系本科班读了两年。
1989年，为了不回农村，张耀杰决定考研究生。他报考了南京大学陈白尘和董健的戏剧研究生，结果因导师执意要录取一个分数更低的女生，张耀杰被第二志愿－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录取。
1989年，张耀杰离开河南进了京城。他告诉记者自己读书的最初动力源于他父亲的两句话：“只有离开农村，进城了，你才能吃饱饭﹔我们村是光棍村，你要是不读书，连媳妇都娶不上。 ”
象牙塔之外的大舞台
张耀杰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他曾根据河南作家乔典运的小说改编过一个农村题材的剧本：“我把剧本送给北京人艺，导演觉得不合胃口，可我说的是农村真实的事情。被拒绝后，我觉得写剧本也没有前途。”
从河南农村只身进京的张耀杰为了赚外快脱贫，去中央电视台兼职做农村节目的编导。 “实际上是朋友搞了一个公司，专门拍农村专题片，诸如农网改造、农村水利之类。因为在艺术研究院不用坐班，只要每年交出一定量的学术成果就行了，我就在电视台断断续续地做了五年。”
这五年间张耀杰看到了河南以外的中国农村，他在和记者聊天时略带调侃地说：“我们的温家宝总理说他走过中国几千个农业县的三分之二，我有时开玩笑说，我虽然没有走过三分之二，但也至少走了一半了。”
走了一半的中国农村，张耀杰失去了继续走下去的兴趣，他还离开了电视台：“因为到处都是同样的贫穷，同样的问题。离开电视台是我不愿意总按人家的口径来说话，我还是想说自己的话。”
之后一段时间里，张耀杰沉迷于故纸堆中，沉迷于对历史人物和逝去空间的遐想，随着《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人间悲剧》和《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两部论著问世，张耀杰发现了隐藏于历史中的秘密：“我觉得历史中被抹杀的东西太多了，我转入现代史的研究之中，视野也从话剧历史转到文化和政治，关注被共产党政权忽略掉的更真实的东西。”
张耀杰提出了诸如“田汉曹禺在49年以前为什么敢大胆地说话，而之后就不敢言了？”等问题，他发现答案很简单，“就是共产”，就是政府垄断了所有的资源和生存机会，被剥夺的人不被赐予机会，就会饿死，所以每个人都得听话：“发现这个残酷史实之后，我觉得想改变一个社会，就必须敢于说真话，如果都按照官方的口径说假话，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改好。”
张耀杰决意要做一个敢言的人。进入21世纪，互联网进入博客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中拥有话语权，张耀杰发现机会来了：“人们了解的信息多了，发表的渠道多了，我写的文章报刊不给登，我还可以发到博客上去，放在网络上。有了这样的前提，我关注的越来越多，同时社会问题这几年暴露的也越来越多。”
农民代言人的平常心
04年，张耀杰在《秦皇岛库区移民的明白账》一文中这样写道：5月7日下午，秦皇岛市库区移民董达、杜连财、王子义一行4人，绕过当地政府的层层监控来到北京，在笔者的建议和参与下，他们住在一家廉价小旅馆里，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计算出了这笔秦皇岛库区移民的明白账。
文中透露出了张耀杰的某种角色，他不但为文，而且还成了一些农民进京寻求帮助的目标，用他自己和多维交谈时的措辞就是：“我成了农民的代言人，记得是从03年开始，我有了这样的角色。”张耀杰第一次为农民代言的文章是关于自贡地案，“在网上有很多人提起这件事，我偶然看见之后，觉得问题严重，就写了一篇短文，之后刘正有本人就来找我，自然而然我就参与了这种事情。”
关于自贡地案，张耀杰写了《失地农民与自贡市政府的一次对话》、《自贡市贪官污吏的无耻作为》、《四川省自贡市：4000名失地公民控告政府官员》和《四川自贡白果村失地农民的维权申诉》等文章。 “我的文章会带给农民好处，我写完后发在网上，再发去农民的邮箱里，让他们自己打印，之后他们拿去和政府谈判。”
中国有八亿农民，利益受侵犯的事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如何选择案例是张耀杰必须拿捏的切实问题。 “我选择的案例都是问题严重，有历史价值和新闻价值的。”
从农村走出来的张耀杰很清楚，现代青年农民有基本写作能力，特别是城市周边的青年农民，他们抗争的意识更强。 “农民们表达的欲望很强，能写很长的东西，但原本很简单的东西，因为抓不到点子上，等他们写完了，倒变得复杂了。”
用这种文本和政府打交道，等于是用鸡蛋去碰石头，没力量。张耀杰为农民做的，是磨一把有剑锋的剑。 “我一般就写几千字，摆事实讲道理，简明扼要。现在政府也有网站，但农民们很多不会查找政府网站，其实只要把政府网站的说法和政府具体做法一对比，就很有说服力了。我做农民文书的方式，就是这样。”
张耀杰强调自己介入农民维权的最终目的是寻求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借题炒作，在和记者谈话时他爱用“放大”一词：“我和维权这个圈子的朋友有个很大的不同，我比较平淡，有一颗平常心。现在年轻些的人可能太急于出名，随便着一个什么事情都想很快把它放大。”
张耀杰举例的放大个案包括山东临沂的陈光诚案、太石村等案子：“我认为有余地时，还是不要放大。如果官方能让点步，农民能得到些好处，问题解决了，就不要再提它了。我们的宗旨就是要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寻找爆炸性的东西，因为爆炸到最后，没有一点建设性。”
带着平常心的张耀杰除文章全部署真名之外，还把家中电话和电子邮件都在网上公布，方便有需要的农民找到他。 “我不觉得自己是在和政府抗衡，一个人没法和政府抗衡，我只是说真话，不做坏事不搞小动作，我要搞小动作也搞不过政府。”
张耀杰最近介入的是浙江省丽水地区龙泉地案，06年10月他在许志永的公盟网站放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国务院关注龙泉地案》。在浙江龙泉县一个城中村，农民靠种菜维生，两年前当地政府搞土地开发，要没收和征用农民的土地，于是发生冲突。焦急的农民给张耀杰打电话，寄挂号信，还发了电子邮件。张耀杰给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再把文章转给他的律师朋友张星水，张星水去农村调查了一次，接了这个案子，把张耀杰的文章按照法律的格式整理了一下，找了几个有名的学者写了个意见书，交给国务院进行行政诉讼，国务院给立了案。
“据说国务院很重视，派了官员两次去龙泉，目前等待处理结果。”张耀杰告诉记者自己为什么要写这篇短文。 “我害怕他们拿出个对农民完全不利结论，一旦结论做出，就很难办，于是我就在政府公开裁决之前写了这篇文章，希望政府的结论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在八亿农民面前，一个代言人的力量毕竟微不足道，就算张耀杰没日没夜地狂写，也不能为所有的农村个案做文书，于是他萌发了《关于信访网站的初步设想》。在这篇写于2004年的文章中，张耀杰这样毛遂自荐：不具备操作能力的我本人，是很乐意于在这种由民间实体所创办的信访网站中担任一名文字义工的。
两年过去后，设想并没有实现，张耀杰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作业：接农民电话、等农民登门、接受农民的电子邮件或邮局挂号信。之后他把一些案例转给在官方媒体工作的朋友，一些留给自己。接下来他就写状子，做农民的文书。
边缘文化人的自律生活
艺术研究院在北京奥运公园旁给张耀杰分配了套小公寓，京城话剧界的人不会登门，倒是有些来京维权的农民来敲门。这些农民造访者凸显了张耀杰不同于正统文化人的特质，前一段他对余杰和王怡的笔伐，又引来异见人士的不满。
张耀杰告诉记者：“有人质疑我，说余杰和王怡追求民主，你怎么可以批他们。”其实在此之前，张耀杰就十分清楚自己边缘文化人的身份，那就是没有任何党派和标签，不加入任何实质性的团体，作一个发表公共言论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不是一味地反政府，我不以谁反政府与否来判断他是好人或坏人，也不以谁追求民主与否作为好坏的区别。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来说，我都可能是边缘的。”
甚至他还为自己未来的角色做了设想：“即使在中国转型成为民主社会之后，还是会有很多不足之处，还是需要各种监督。就像美国，也并非一切都好，在美国也不存在一个这样的标准，反政府的人都是坏人或好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要有批评，有批评才会改进，而我就是一个言论者、一个批评者。”
中国的读书人云集在北京，在此居住了17年的张耀杰发现与自己志同道合者不足十人，以一颗平常心和以不炒作的方式关注农村问题的仅他一个人而已：“我没有孤独的感觉，相反我很充实。我平日研究历史，我的书是一本一本在写，一本一本在出。”
自觉是边缘人的张耀杰，十分清楚要在中国的公共空间敢言，自身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首先要把自己搞干净，淡薄名利，甚至不要问津娱乐场所。如果你要搞这些事情，就不要做事，因为风险很大。因为一旦你涉足色情场所，即使什么也没有干，官方就可以抓你。在情色上抓把柄，是政府常用的手段，用这个方法把你抹黑，你即使不黑也把你抹黑，你要是黑的话，就抹得更黑了。”
为此，张耀杰过着一种十分自律的生活，把自己关在家中写作，选择有意义的活动参加，选择有意义的朋友见面。 “我经常和朋友一块聚餐，但夜总会一概不去，甚至在夜总会的门口也不能停顿。夜间基本不出门，一旦有夜间活动，完了也是打车直接回家。” 张耀杰的夫人原来是个小学教师，进京后找不到工作在家相夫教子。 “她基本不看我的文章，但知道我没做坏事。因为总有农民上家来找我，她知道我是在帮助别人。”
但发表的文字还是给张耀杰带来一些麻烦，中国艺术研究院多次警告他。 “他们打电话通知我，说某个部门又来人，说你写什么文章了，你要小心。有时候也见面提醒，或在开会的时候讲。”已经出版近十部艺术和历史论著的张耀杰，06年申报正高职称被拒，理由是“写坏文章，艺术研究院指的是我发表的那些帮助农民维权的文章。”
张耀杰的自律还包括了他的言行底线：“我是一个思想者和言论者，只说话，不参与任何行动。我不是民运分子，也不是反政府的人，我希望政府做好事。政府掌握的是公权力，公权力应该接受监督，否则它不会做好事，只会做坏事。”
农民出身的张耀杰曾饱偿生存之苦，他以做农民文书的方式介入现实社会，并与之发生冲突。 “为自己的生计考虑，我很愿意和政府合作，人家通知我这一段时间不说话，我就不说话。但如果农民又失地了，没办法活了，又来找我了，总得有人帮他们说话吧。”
张耀杰为这种矛盾冲突可能导致的结局做了心理准备：“开除我就开除，但必须说清楚开除的理由。如果有一天我被驱逐出国门，我还可以用英文写文章，批评美国政府，我始终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和批评者。”
河南土地上的恶之花
河南人张耀杰利用网络帮助中国大江南北的农民维权，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河南人焦国标也通过网络向中宣部开炮，《讨伐中宣部》一文使他一夜成名，为人诟病的“河南人现象”也一度成为中国网络和传统媒体发泄情绪的热点。
思想者张耀杰可以拒绝政治派别的标签，但无法抹去有关河南的记忆：“河南这个地方太坏了，使得河南的作家文人具有强于他人的深刻性，感觉河南坏的人总要出去，寻找一个说话的机会。”为了印证这种恶之花式的推论，张耀杰还举例说：“在作家中，最深刻的写作都出自河南人，如何家栋、阎连科、李佩甫和刘震云等。”
在60年代大饥荒中，河南饿死人之多居全国之冠，这段历史夹杂着张耀杰后来的个人经历存留至今：“我在河南农村教书时，一年十块钱的奖金就可以使他人在背后损毁你，几个人纠合在一起围攻你，就为了争夺这区区十块钱，而这些人平日里和你一起喝酒，称兄道弟。后来我跟他们摊牌，声明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
不属于河南的张耀杰后来去北京读研究生，朋友们给他饯行。借着酒劲，张耀杰发了一句狂言：“如果我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一样掌握一个核按钮的话，我别的地方都不炸，我就把河南炸了。”张耀杰告诉记者，这样说当然不理智，但却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后来他在《河南的天灾与人祸》一文中写道：按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死也不该死在河南农村那样的鬼地方。
06年12月，记者询问张耀杰是否见到在美国的焦国标，他称相忘于江湖大概是河南人中的两个异类最好的相处之道：“焦国标思想和我相似，但我尽量不那样表述。我知道他是怎么成长的，为了到美国他牺牲了自己的工作，断了自己的后路，废了自己的言语空间，我不认同。”
固守住言语空间的张耀杰对自己文章的作用并不乐观，他甚至厌倦生存于其中的土地：“我不认为文章可以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个国家五千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我也不爱这个国家，因为我从小就被剥夺。我在苦难中长大，没有力量再去奔波了，所以不想到美国来从头开始。”
张耀杰希望12岁的儿子将来能在美国发展：“他比他爸爸优秀，12岁就是北京市级的三好学生，享受部级荣誉，我至今没有享受过局一级以上的荣誉。我希望他以后来美国上学，不回中国。”
06年底，张耀杰结束了美国国务院组织的美国农村考察计划，他对美国在1949年前后帮助台湾组织农扶会的历史甚感兴趣，当时美国把援助台湾经费的10％交给农扶会来扶持台湾农业，进而帮助农民组织自己的农会，由此在台湾农村植下了民主理念。 “回到中国后，我争取去台湾考察，也计划就此写一部专著《美国与台湾的农业NGO》，向大陆人民介绍台湾农村的民主制度。”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