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在今年10月底于意大利罗马召开的G20峰会上，美欧一致同意未来两年达成全球可持续钢铝协议，削减过剩产能并鼓励更环保的生产方式，美国希望借此阻止中国的“不洁”钢铁输入。作为对美钢铁的第一出口国，加拿大钢铁碳足迹全球最低，绿色采购将成为其击败中国廉价钢铁的秘密武器。 从目前全球钢铁行业的数据看，中加两国生产规模相去甚远，2019年中国以9.96亿吨位居全球第一，加拿大以1280万吨排第十八位，且各有各自的国际市场，作为最大出口国的中国，2019年以6200万吨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5%，前10大出口对象都在亚洲，对美国出口由2006年的第2位猛降至2019年的第26位，而加拿大以出口580万吨钢铁排名第18，且89%出口到美国，6%到墨西哥，其次才是中国、孟加拉、秘鲁等国。 虽说两国钢铁业竞争面不大，但同场竞争的局面还是时有发生。去年8月加拿大西部钢铁工人联合会主管斯蒂芬·亨特 (Stephen Hunt) 致信卑斯省长约翰·霍根(John Horgan)，敦促他为耗资14亿美元的帕图洛大桥购买加拿大钢材，但这一恳请没有收效，这一加拿大最大在建基础项目采用了中国钢材，震动了加拿大钢铁业。亨特承认加拿大无法与中国的廉价钢材竞争，除非决定钢材采购的主要因素不再是价格。 不再由价格决定钢材采购，正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意向，渥太华准备为每年180亿美元的采购制定新标准，鼓励购买低碳足迹的建筑材料，根据财政部今年初发布的“绿色政府”指令，加拿大将从2025年开始通过使用再生和低碳材料，将主要建设项目中建材的“隐含碳”减少30%。加拿大国库委员会主席让·伊夫·杜克洛斯（Jean-Yves Duclos）认为保护环境过去被视为负担，现在已成为一种资产。加拿大的供应链比其他国家更早实现环保，秘诀就在于加拿大电力的清洁环保。但目前加拿大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所使用的钢、铝等建材，通常采购自最低投标者，这往往使中国受益。 根据美国蓝绿联盟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加拿大钢铁碳足迹在15个生产大国中最低，随着国际社会纷纷承诺减少碳排放，加拿大钢铁业将成为最终受益者。魁北克舍布鲁克大学法学教授吉纳维芙·杜福尔（Genevieve Dufour）指德国、西班牙和美国加州等地已经制定了保护环境的采购政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也宣布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并多次强调环保促进经济，“加拿大供应世上最清洁...

为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加拿大正重新布局印太，以获得更加多元的亚洲市场。继今年11月16日加拿大宣布与东盟正式展开贸易谈判后，11月28日又传来与印度已举行四次“视频磋商会议”的消息，并宣布历时十多年的加拿大印度自贸谈判即将重启。 在今年联邦大选期间，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就承诺要实施新战略，深化与亚洲的经贸关系，包括签署新的贸易协议。加拿大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CPTPP)“增加了6亿消费者”，优先进入了东盟十国中的四个：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 另一方面，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也正实施一项名为“早期收获计划”（early harvest）的贸易政策，目标是与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和阿联酋等国签订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也包括加拿大。 十多年前哈珀政府开始的与印度贸易谈判在2018年中断，当时渥太华迫于特朗普的压力集中精力与美国谈判新的北美自贸协定，这一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对印度做了一次不成功的访问，在印度引起广泛批评。 印度是加拿大的第十大贸易国，两国年贸易额仅为128亿美元，与中加的982亿相比，相去甚远。在今年秋天罗马G20会议上，加印两国贸易部长讨论了重启自贸谈判的可能性，双方相信“绝对有机会深化商贸关系”，印度驻加拿大副高级专员高尔（Anshuman Gaur）在11月底接受加通社访问时透露两国贸易谈判代表在10月的会议中提交了提案草案。加拿大商业理事会（The Business Council of Canada）非常看好印度，但其贸易和国际政策主任特雷弗肯尼迪（Trevor Kennedy）认为印度是一个广泛的区域利益联盟，“国情复杂谈判难度高”。 拥有庞大市场和高水平增长的印度是加拿大印太战略的重点，但与习近平一样，印度总理莫迪也因侵犯人权而广受批评，《人权观察》9月的一份报告指责莫迪政府对批评者进行监视、政治起诉、骚扰和税务审查，并关闭他们的机构。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部长伍凤仪强调“加拿大始终以价值观和利益为导向进行贸易”，不过高尔相信加强两国关系的基础是两国共同从英国继承的法律遗产，“议会民主国家对彼此的制度有更多的了解和信任，这是很多人将法治与民主的印度视为潜在贸易伙伴的强大动力”。 加拿大商界将印度视为其亚洲市场多元化的关键，加拿大铀是印度核反应堆的主要来源，除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外，两国金融服务业的增长潜力很大，加拿大养老...

中国议题在去年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大热，并继续在今届论坛上保有高热度，在11月19日到21日的三天论坛中，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就多达五场，且本届论坛在加拿大会议结束后两个月将移师台湾，与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联合召开其在亚洲的首场会议，这意味着这家北美顶级战略智库走出象牙塔，移师印太战略的最前线。 11月20日，参加论坛以《团结起来对抗中国》为题的全体会议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 (John C. Aquilino)表示，面对“中国日益强硬的军事行动，美国及盟国需要以更大的紧迫感开展行动”，这位美国海军上将强调“美国及其盟国要更频繁地在国际水域展开合作，增强操作性，尽快提升行动能力”，他提及习近平公开要求中国军队在2027年前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指出在“自由与开放或专制与封闭之间，人们会做什么选择？这对于志同道合的国家来说，答案很明显，我们正为价值观和自由而战。” 参加中国问题讨论的克罗地亚外长拉德曼（Gordan Grlić-Radman）指“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很强，作为邻国，克罗地亚感受到中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存在和影响力”，他呼吁北约和欧盟要更多地介入西巴尔干地区，以稳定那里的局势。 任内宣布禁止华为5G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麦肯·腾博（Malcolm Turnbull）在哈利法克斯强调面对中国压力“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能屈服，否则只会更受胁迫”，他指“中国在实施贸易制裁的同时申请加入CPTPP，没有道理”，只会让人觉得“中国是在制定自己的规则，但这种单边主义与成为贸易协定的成员不一致”，他称自己“最大的恐惧是战争，而台湾显然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潜在爆发点”。 美国参议院军事和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成员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成员吉姆·里施（Jim Risch）率美国两党国会代表团现身加拿大对论坛表示支持，珍妮·沙欣两年前曾提交法案，禁止联邦雇员退休基金投资中资企业股票，最近她又提案允许每年为台湾提供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建立美台联合传染病监测中心以及支持立陶宛加强对台关系，吉姆·里施参议员主张美欧联手对抗中国，并曾推动有关香港问题的立法，他也是《团结起来对抗中国》全体会议的主持人。 自09年创办以来，中国问题的讨论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从未缺席且所占分量越来越大，正...

11月20日，第24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将最佳国际中短片奖授予由中国导演张家骏和韩国导演边禧暎联合拍摄的纪录片《赤子》，以表彰其“把过去和现在叠加在一起，哀悼失去的未来；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编织的网；在反乌托邦景观深处闪耀的温柔之美以及尘埃落定后的恍惚”。 出生于中国上海的张家骏和韩国首尔人边禧暎曾同在伦敦电影学院学习，他们同赴中国西北陇东拍摄被遗弃的石油小镇，在19分钟的影片里纪录一个旅人寻找记忆中的家乡：小镇的残垣断壁、冰冷绵长的暖气管道、空荡的电影院和斑驳的大型壁画。家乡似乎存在过，又好像消失了。《赤子》曾在今年4月获得过瑞士真实影展评审团奖。 本届电影节大奖被法国、荷兰和波黑联合拍摄的《寻马》（Looking for Horses）获得，曾两度摘得大奖的中国女导演朱声仄以新片《河流，奔跑着，倒映着》参与角逐，但未有斩获，法国和印度合拍的《一无所知之夜》（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获得评审团特别奖。因疫情，本届电影节在线上和影院同时举办，共有来自44个国家的120部电影参赛。

11月19日，加拿大新任女国防部长安妮塔·阿南德 (Anita Anand)主持了一年一度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开幕式，三日的论坛将举办8场全体会议，其中两场以中国为题，分别是20日的《团结起来对抗中国》和21日的《中国大后退》。 《团结起来对抗中国》由美国两位参议员吉姆·里施（Jim Risch）和克里斯·康斯（Chris Coons）主持，演讲人包括法国参议员海伦·穆雷（Hélène Conway-Mouret），前印度人民党全国总书记、新书《不安的邻居：战争五十年后的印度和中国》的作者拉姆·马达夫（Varanasi Ram Madhav），前澳大利亚总理麦肯·腾博，克罗地亚外交部长拉德曼（Gordan Grlić-Radman），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副主席罗宾·谢泼德（Robin Shepherd）和美国太空部队将军大卫·汤普森（David D. Thompson）。《中国大后退》演讲人包括北约副助理秘书长詹姆斯·阿帕图莱（James Appathurai），美国参议员乔尼·恩斯特（Joni Ernst），美国海军少将、波音全球销售副总裁迈克·马纳齐尔（Mike Manazir）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Josh Rogin)。 本届论坛还设有39场非正式会议，其中3场以中国为题的分别是《习近平的国家》、《台湾力量》和《新疆：种族灭绝2022》，另有法国与奥库斯、朝鲜核武器及稀土供应等主题。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前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台湾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徐斯俭、流亡英国的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昆阳与会并作发言。与去年相比，今年论坛的中国主题数量稍有减少，但特点是将于2022年1月21日至23日在台湾举行论坛在亚洲的首次会议，以声援台湾并表彰其蓬勃的民主体系，届时还将向蔡英文总统颁发2020年度“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

2021年9月澳英美宣布成立军事联盟奥库斯（AUKUS）后，澳大利亚环境安全、海洋治理专家史蒂夫·雷梅克斯（Steve Raaymakers）10月底在美国《外交家》网站发问比中等强国澳大利亚经济实力更强的另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加拿大哪儿去了？” 曾担任澳大利亚皇家海军预备役军官的雷梅克斯指“英美加澳新英语五眼联盟国家 ，不仅历史文化、政治法律和价值观相似，还都是充满活力的多元社会，且有军事结盟的传统，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并肩作战。但加拿大的国防义务仅限于以欧洲为重点的北约组织和北美防空司令部，而不是印太。” 加拿大在太平洋有25000 公里海岸线，仅比澳大利亚少8000公里。加拿大的谷物、矿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大量出口亚洲，也从亚洲大量进口工业品。太平洋的航行自由以及基于规则的海洋治理和航运安全对加拿大至关重要，面对中俄在太平洋的军事集结，加拿大远比英国更脆弱。 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相比，前者陆地面积一千万平方公里、海岸线24万公里、人口4千万、GDP1.7万亿美元，而后者分别只有770万平方公里、59000 公里、2500万人和1.4 万亿美元，加拿大的综合国力强于澳大利亚，但在军事上，加拿大仅列世界第21，澳大利亚第19，2020 年加拿大国防预算228亿美元，占GDP的1.4%，澳大利亚324 亿美元，占GDP的2%强。 加拿大武装部队有107000人，其中现役72000 人，澳大利亚国防军有8万人，现役6万。加拿大皇家空军有377 架飞机，没有F-35，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有300多架飞机，不仅有F-35，还有仅次于美英空军的最先进电子战、情报、监视和指挥控制系统。加拿大皇家海军64艘舰艇中有12 艘旧护卫舰和4艘旧常规潜艇，没有驱逐舰和两栖攻击舰。而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有50艘舰艇，其中8艘护卫舰、3艘驱逐舰、3艘两栖攻击舰和6艘常规潜艇，奥库斯还将为澳大利亚带来8艘核潜艇。加拿大陆军装甲机动性不足，没有攻击直升机，澳大利亚陆军正更新主战坦克，新增装甲侦察车、步兵战车、自动火炮和导弹系统。 两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澳大利亚积极构建印太安全联盟，如奥库斯、印日美澳四国机制、澳纽美安全条约（ANZUS）、澳马新纽英五国防卫安排、与印尼日菲韩及太平洋岛国的双边防务等，而加拿大在印太“缺乏行动”。在援助太平洋岛国方面，2019年澳大利...

两位迈克尔9月24日被北京释放回国，完成“核心工作”后的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10月1日赴白宫与美国官员密商印太政策，10月12日加拿大媒体曝光了他稍早前敦促加拿大企业抓住中国崛起机遇的讲话，引发舆论反弹，有人呼吁鲍达民辞职，也有人指一些国家可取代中国成为加拿大在亚洲的贸易伙伴。 鲍达民被曝光9月28日在加中贸易委员会关于中国第14个五年计划（2021至2025）研讨会上作视频发言，他鼓励加拿大企业研究这一新的五年计划、挖掘在华潜力。他说“任何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公司都将从该计划中受益”，“中国经济增长对加拿大经济繁荣有重大影响，无论人们看法如何，中国都不容忽视...加拿大企业需要在忠于加拿大价值观的同时支持加拿大的经济利益，利用中国经济崛起的机会至关重要”。2020年加拿大对华出口增长8%达250亿加元，鲍达民指在两国关系紧张之际“贸易进展非常显著，中国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和重要市场”。 商界领袖出身的鲍达民在2019年9月临危受命成为驻华大使，在人质危机的僵局中仍对加中关系前景保持乐观。2020年2月他对加拿大《国家邮报》表示如果两位迈克尔获释，加拿大就有在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中国都将在未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在很多方面需要加拿大，加拿大需要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同年9月他在阿尔伯塔大学加中经济政策论坛上指“世界重心正转移至亚洲，拥有自然资源、金融监管和人工智能优势的加拿大在中国将更有作为。” 今次加拿大《国家邮报》在曝光鲍达民讲话时强调“在北京日益专制的同时，鲍达民呼吁加拿大企业与中国接触，令批评者失望”。 资深媒体人特里·克雷文（Terry Glavin）10月13日在《国家邮报》直言“加拿大需要一位新的驻华大使”，称“如果杜鲁多真想恢复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的声誉并抵抗中国威胁，那就首先要让鲍达民走人”。克雷文历数了鲍达民与中国的渊源，指他担任麦肯锡公司驻华顾问期间忽视中国的碳排放、操纵货币和国家监控等问题，在担任麦肯锡高层的9 年间，为中国百大国企中的至少 22 家提供服务，其中包括在南海非法建造军事化岛屿的公司。在他任麦肯锡大老板的最后一年，还在新疆举办盛大的年度国际盛会，距维吾尔集中营仅几步之遥。克雷文指鲍达民任大使后观点没变，只是更加微妙。两位迈克尔被囚禁，鲍达民担忧的是北京伤害...

被加拿大扣留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和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迈克尔在9月24日重获自由各自回国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宣布是否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5G网络建设，在加拿大三大通信公司宣布放弃华为16个月后，另一只决定其在加拿大命运的官靴将正式落地。 9月28日，杜鲁多在大选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许多加拿大电信公司实际上已将华为从网络中移除，并正以不涉及华为公司的方式向前发展”。加拿大创新﹑科学及工业部也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将确保“加拿大网络安全和可靠”，“将考虑技术和安全因素，包括安全机构的建议，并考虑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决定”，加拿大政府“一直很清楚，将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重要因素，做出最好的决定”。这些言论都暗示加拿大政府很快将会向五眼联盟的其他成员国英美澳和新西兰看齐，宣布禁用华为5G设备。 早在2020年6月，加拿大电信企业就扔下了禁止华为5G的第一只靴子，当时加拿大两大通信公司贝尔（Bell）和研科（Telus ）宣布与瑞典爱立信和芬兰诺基亚合作建设5G网络，加上全加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罗杰斯（Rogers）在2018年就宣布与爱立信合作构建5G，加拿大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都舍弃华为选择了欧洲5G技术，为左右为难的加拿大政府减轻了压力，因为当时渥太华为避免伤及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而迟迟未能宣布禁令。 10月5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先驱报》发表专栏文章，称加拿大民调显示五分之四的国民希望禁止华为5G，该专栏还设想了华为5G进入加拿大将3800万加拿大人扣为人质的灾难：恼怒的习近平下令关闭多伦多市中心的地铁列车、关闭加拿大各省的交通信号、在寒冷的冬季关闭加拿大的发电厂、扰乱加拿大主要城市的水处理厂、关闭加拿大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截停高速公路上的无人驾驶汽车等。 加拿大环球新闻10 月4 日评论认为尽管杜鲁多面临着很多紧迫问题，但至少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决定对他来说易如反掌，那就是宣布把华为排除在加拿大5G 网络建设之外，在人质危机解决后“这个决定不仅呼之欲出，而且不再复杂”。评论认为孟晚舟案说明华为对中国政府的战略重要性，说明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这是评估5G 技术国家安全风险的重要因素。 华为曾以美国为北美战略重点，2011年已在美国设立了12家分公司和7个研发中心，在美国战略受挫后，华为战略重心2010年北移至加拿大...

9月24日，滞留加拿大1028天的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与美国司法部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搭乘包机返回中国，同时被中国拘押1019天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帕弗也被北京释放，搭机返回加拿大。这一困扰加拿大近三年的最棘手的外交难题，终于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帮助下获得解决。 9月21日，美国《政客》杂志驻加拿大记者安迪·布拉奇福德（ANDY BLATCHFORD）就在文章中透露“杜鲁多一直希望拜登促成中国释放两位迈克尔，逮住机会就向拜登提及此事，今年1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显然把这事作为优先处理事项，二月份就向杜鲁多承诺会提供帮助”。 相信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华盛顿与北京积极交涉寻找解决方案，甚至有可能在拜登9月9日与习近平的通话中做最后敲定。 美国民主党对加拿大自由党一直支持有加，在9月20日结束的选战中，杜鲁多获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的公开支持，重新赢得大选的第二天，拜登就在给杜鲁多发来的贺电中表示希望与“顶级合作伙伴之一”的加拿大深化合作。 现在，帮助两位迈克尔获释令美加关系前景更加看好，但安迪·布拉奇福德在9月21日的文章中指“两国间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在杜鲁多组建新政府时，有九个关键领域需要关注”。现在除被列为第八个问题的两位迈克尔获释后，还有八个领域值得关注： 首先是两国关系，自拜登 1 月入主白宫后，两国领导人只有三次正式通话，两人尚未进行正式的双边访问，仅在 6 月于英格兰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有过一次会面，以至于有人质疑拜登能否重振奥巴马与杜鲁多之间的“兄弟情谊”。 陆路边境问题：加拿大和美国长达5525 英里的陆路边境自2020年3月起关闭，加拿大单方面于今年8月9日开放了陆路边境，取消对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旅客的边境管制，而拜登政府一再推迟开放日期，就在加拿大大选日，美国政府又宣布将陆路边境关闭延期至10月21日。 气候问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前后将成为两国合作的关键领域，会前杜鲁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组建新内阁，气候变化会议将为加拿大新政府提供改变落后局面的机会。 购买美国货问题：今年拜登格外强调购买美国货政策，引起加拿大商界的密切关注，他们还担忧白宫的供应链审查。 贸易问题：2019 年美加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为 7180 亿美元，其中美国从加拿大进口 3580 亿美元，出口 3600 亿美元。软木交易是两国间...

自提前两年的加拿大联邦选战8月15日正式开打以来，两个主要政党的支持率出现戏剧性变化，根据每天公布结果的多伦多民调公司《主街研究》（Mainstreet Research）的数据，仅半个月自由党就由领先保守党3个百分点跌落到落后近8个百分点，9月13日又重新领先4个百分点，选情胶着不明，但无论哪一个党在9月20日胜出，加拿大未来的对华战略都会更加清晰。 8月29日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刊发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学院亚洲问题教授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的文章，指“自由党政府正转移对其软弱的中国政策的指责。它一方面用强硬语气谴责中国的行为，特别是‘人质外交’和‘任意拘押’，就两个迈克尔、新疆和香港问题向北京施压，并继续争取盟友支持。另一方面，它回避对北京的全面且夸大其词的批评。总理杜鲁多声明不将中国视为对手，而是制定了混合的5C政策，即‘竞争’（competition）、‘对抗’（confrontation）、‘合作’（cooperation）、‘协作’（collaboration）和‘共存’（coexistence）。渥太华尽管尚未阐明像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这样的新战略，但显然已经放弃了截至到2018年的接触政策，而与中国接触，正是加拿大前半个世纪对华政策的基石”。 文章认为加拿大目前沉默的对华战略，“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外交事务总体战略的厌恶，渥太华因敏感的两位迈克尔和孟晚舟危机而深陷美中零和冲突的高风险中，同时也反映出在取代不再获得公众支持的对华接触政策、应对习近平的中国日益强硬和压迫的复杂性方面，自由党少数派政府所面临的困难”。他建议自由党一旦赢得选举，就应立即阐明中国战略并做出一系列早该做出的决定。 在今次选战中越战越勇的加拿大保守党主张与全球民主国家合作，对抗北京对加拿大价值观的威胁，并进一步在国际上推进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具体内容包括“扩大对中国官员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向人权和民主支持者提供庇护、遏制中国影响力以及禁止前高级公职人员在离职五年内为中国服务，阻止加拿大大学与中国合作。还包括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将供应链的关键部分与中国脱钩，进一步限制中国投资，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参与捍卫航行自由的巡航，努力将中国排除在北极之外，退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在加拿大联邦选举中，外交政策通常是政党纲领和候选人辩...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万德山（Nathan VanderKlippe）在八年驻京工作结束前发表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聚焦中国人的幸福感，指“2013年习近平上任时，中国列《世界幸福报告》（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第93位，到2020年排名第94位，期间中国GDP增长了近50%，但中国仍比哈萨克斯坦、萨尔瓦多和摩尔多瓦等穷国更不幸福”，他质疑“尽管经济取得巨大进步，但中国人并不满意，为什么？” 文章说“统计数据和宣传中的中国故事阳光明媚，消除了极端贫困、引领了世界经济增长、还向火星发射了探测器。但在百姓层面，这个国家的故事暗淡，喧嚣的网络文化透露出厌倦和忧郁”，正是这些情绪催生了网络新词“打工人”、“摸鱼”、“躺平”和“内卷”等。“如果把生活分成十级，10最幸福1最痛苦，中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是5，也即凑合，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不开心？” 原来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伴随着强烈不满，90年代经济两位数增长时，中国人的幸福感急剧下降，因为国企员工大量下岗，失业工人焦虑情绪激增”。幸福研究先驱、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 (Richard Easterlin)认为“GDP是衡量人们福祉的糟糕指标”，因为“这导致重视增加产出，漠视人们的福祉”。研究认为导致中国人不幸福的因素很多：数十年来，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与儿女分离，造成“家庭分崩离析”，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去年每星期新增五名亿万富翁，而工薪阶层在深圳买一套普通公寓需要43.5年。有迹象表明中国人的情绪越来越糟，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在五分制下中国人的平均幸福感仅为3.86分。 研究发现在中低收入国家，幸福感更多地取决于政府提供的服务而非投票权。共产党专制的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兴建高铁地铁、改善医疗保健。《世界幸福报告》撰稿人、韩国发展研究院学者王顺说“自2000年以来，中国人对政府满意度不断提高”，对明天充满信心。但万德山从对八名中国人的采访中得出的结论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幸福仍然难以捉摸”。 万德山采访了28岁的北京脱口秀俱乐部“遇见喜剧”创始人杨梅，她给四川农村老家的父母寄钱盖房，给总是为钱吵架的父母带来了平静的生活，但自己却缺乏安全感；4月份获得加拿大难民身份的52岁异议艺术家华涌，在中国时因创作被关押，在加拿大“突然觉得像人一样活着”，找到了说真话而不担心入...

自2018年12月10日被北京报复性抓捕到今年9月4日，将是康明凯和斯帕弗这两位加拿大“迈克尔”在中国被囚禁整1000天。8月11日，辽宁丹东中院一审判处斯帕弗11年有期徒刑，而康明凯则音讯全无。8月3日加拿大英文报纸《环球邮报》新任驻京记者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撰文介绍康明凯过去的朋克乐队加入了对他的救援活动，揭示了身为摇滚歌手的另一个康明凯。 7月15日，在热门的油管（youtube）视频网站上，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破产》（Bankrupt）摇滚乐队推出了一首新曲《飞往多伦多的班机》（The Plane to Toronto），还在网站呼吁全球团结和行动，鼓励世人用手机制作10到15秒的视频，以视频接力的形式施压北京释放康明凯。 《环球邮报》在这篇题为《请坚持，我们会让你回家》的报道中说，康明凯在1996年至1999年间是《破产》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1996年他在布达佩斯登台演唱过这样一首歌“我坐在房间里，无法对抗这种阴郁...你不倾听，我会一个人发疯”。2017年也即他在北京被捕前一年，康明凯还曾回布达佩斯拜访老友、看老乐队表演，当时他被老友们拽上舞台再度演唱。乐队贝斯手兼主唱萨卡蒂（Balazs Sarkadi）回忆说“那次真棒，就像我们从未分开一样，真是美好的时刻。但一年半后，我们得到了他被捕的消息”。 萨卡蒂第一次见到康明凯是在1990年代中期，当时康明凯24岁，是一家英文报纸派驻匈牙利的记者。1989年以后匈牙利过渡到民主体制，吸引了大批外国人涌入。康明凯的父亲生在匈牙利，他也由此具有匈牙利公民身份。当时萨卡蒂和几个朋友正组建一支乐队，想用英语演唱来摆脱匈牙利朋克小圈子的局限。他们在当地杂志登招聘广告，康明凯是来应聘的人之一。萨卡迪认定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最终对我们影响相当大，他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不为匈牙利人熟悉的乐队，如美国的另类摇滚小妖精乐队(Pixies)，他还借给我一本莱斯特·邦斯 (Lester Bangs) 的书，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康明凯在乐队演唱了近三年，除现场演出还录制歌曲。他的是艺名“迈克尔·K”，源自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小说讲述了一个人被极权主义国家任意起诉的故事。 1999年康明凯的原雇主破产，他离开匈牙利去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事务，日后又进入加拿大外交部，201...

在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之际，加拿大媒体回顾了45年前蒙特利尔奥运会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争议，台湾被拒绝以“中华民国”之名参赛，台湾运动员被加拿大拒发入境签证，这令美国考虑抵制奥运会，甚至国际奥委会也一度考虑取消赛事。《渥太华公民报》称这是“加拿大的耻辱”，是政治干扰体育，加拿大成为第一个拒绝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入场的东道国。 曾任《蒙特利尔公报》（Montreal Gazette）记者的布莱恩·梅勒（Bryan Meler）现任雅虎加拿大新闻编辑，7月22日他发表长篇调查报告《蒙特利尔1976奥运的丑事：关于两个中国争议的两大承诺》，指“1975年时任加拿大奥委会秘书长的理查德·庞德（Richard Pound）接待了四、五名中国外交官，他们要求不要让台湾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庞德以‘你们找错了办公室’为由婉拒，因为这不是国际奥运会或加拿大奥委会的问题，而是被夹在两个承诺之间的加拿大政府的问题。1969年加拿大在申办奥运会意向书中增加了一项条款，称将“按照正常规定”接受所有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参赛。国际奥委会对此无疑并于1970年5月授权蒙特利尔主办奥运，5个月后加拿大与中国建交。根据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奥运梦想：中国与体育1895-2008》一书作者徐国琦获得的加拿大外交部档案，加拿大和国际奥委会在1975年谈到了“正常规定”的含义，加拿大没有保证会接受中华民国，加拿大外交部1974年曾建议帮助中国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以避免出现“令人尴尬的问题”。然而这一提议并没有在1976年的奥运会前及时获得通过。后来担任了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首任主席的庞德指加拿大在与中国建交前加入这一条款，意味着“加拿大政府越位了，台湾按老规矩玩，而中国在玩弄政治”。 庞德称喜欢中国文化的皮埃尔·杜鲁多 (Pierre Elliott Trudeau)“有点像中国人……爱上了中国”，不会让奥运义务阻碍新建立的外交关系，尤其是破坏两国经济关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975年“加拿大对台湾贸易逆差为1.44亿美元，对北京贸易顺差为3.2亿美元；如果情况逆转，台湾倒是有可能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参加奥运会”，另据《纽约时报》报道，仅小麦一项1975年加拿大就对中国大陆销售了3.07亿美元。 加拿大对台湾的抵制令美国反感，1976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也是美国独立200周年，奥运成为总...

加拿大主要媒体《环球邮报》记者万德山(Nathan VanderKlippe)今年7月结束其八年的驻京使命回国，临行前发表系列文章分析中国对世界的挑战，指“中国拥有超级大国的所有特征：巨大的经济影响力、遍布全球的投资和媒体网络以及迅速扩张的军队，但中国经常辜负人们对它发挥与其地位相称领导作用的期望”，他引述刚刚出版《战狼外交的形成》一书的彭博社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的话，中国“在经济、贸易和投资等核心竞争力方面非常擅长成为领导者”，但在“塑造人们的观念方面，领导能力要差得多”。 万德山于2013年外派北京，2014年因报道新疆骚乱获大赦国际奖，2017年赴疆采访时被警察扣留三小时，今年5月因报道新疆强迫劳动营获加拿大世界新闻自由组织（World Press Freedom Canada）颁发新闻自由奖，6月8日他在离京系列中撰文《中国会成为下一个世界领袖吗？》，指“中国自我宣传是世界榜样”，但“没有中国的政治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就行不通”，中国“不容忍任何政治异见”。 他例举中国如何处理其邻邦缅甸的问题，为解决这一亚洲难题，北京在2013年迈出了大胆的一步，派出一名资深外交官作为特使前往缅甸，表明北京愿意帮助这个冲突数十年的邻国寻找出路。但接下来几年，中国哄骗、牵制甚至胁迫数十个武装民族中的一些人谈判，有时就在中国土地上。2015年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停火协议前夕，中国特使却敦促几个团体退出协议。当时缅甸和平中心高级官员敏佐乌（Min Zaw Oo）指中国对一项将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列为和平观察员的条款感到不满，最终15个民族中只有8个签署协议，另外两个几年后加入。一位深度参与和平进程的缅甸匿名人士表示，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在与缅甸共享的2000公里边界上实现“和平与稳定”，“并不是他们真的想要某种和解”。今年早些时候军事政变瘫痪昂山素季领导的文职政府后，中国软化了联合国安理会谴责的力度，并阻止实施制裁。曾在2018年帮助领导缅甸一个城市发展项目的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说他不认为“中国想介入并想把事情做好”，中国宁愿不选边站“首先是因为不会成功，其次是卷入内部纠纷会让自己受到伤害”。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全神贯注于国内问题”，对外部问题的回应通常是“非常防御性的”。 万德山指“拥有超级大国所有特征的中国，经常辜负人们的期望”，“北京希望获得全球尊重...

今年5月，一份被美国加州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引用的警察数据令加拿大温哥华名声大噪，温哥华警方在2020年立案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数量竟超过美国十大都市之和，平均每两名亚裔就有一人遭遇仇恨事件，5月7日美国彭博社发布长篇调查报告《这是北美反亚裔仇恨犯罪之都》，加拿大《国家邮报》12日转载此文时改为“温哥华为何沦为犯罪之都”，并在副标题中注明：长期的歧视性官方信息造成紧张气氛，令仇恨在疫情中大爆发。 在该份排名中，加拿大三大城市都黑得亮眼，温哥华、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四，其中尤以温哥华为甚，去年全年该市警方录得98起反亚裔仇恨犯罪，比前一年增长八倍，是排名第三的纽约的三倍，而后者人口是温哥华的十多倍。 彭博社指“人们都说温哥华是亚洲以外最亚洲的城市，四分之一居民会说中文，按理说种族主义不会在这里流行，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民怨已累积了数十年，新冠疫情只是种族仇恨的导火索。2020年初随着疫情扩散到中国境外，温哥华就开始抵制亚裔社区，因为它与中国大陆的直飞航班多过美欧任何城市，尽管数月后人们发现温哥华疫情主要感染源来自欧洲、加拿大东部和美国华盛顿州，但亚裔还是受攻击，被骂“病毒传播者”、“滚回中国”，唐人街建筑被涂鸦上种族主义字眼等，并很快恶化到袭击个人：92岁老人被扔到街上、光天化日下妇女在车站被人殴打头部。更多事件没有报告警方，温哥华民调机构Insights West4月9日的调查显示近半人相信情况还将恶化。其实，当地华人在疫情中有卓越表现。在华裔人口占比高达54％的列治文（Richmond）市，人们在大温地区没有出现病例前就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一年多来感染率极低，仿佛不是身处温哥华都会区而是在人口稀少的努纳武特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官员和研究人员赞扬列治文华人为遏制病毒传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另一个信息误导是关于华人财富及购置房产，报告指加拿大“亚裔一度被蔑视为下等移民阶级，现在却越来越被视为腐败的财富精英”，这引发新的仇恨。报告以李嘉诚为例，1988年他收购了六分之一的市区物业，以一栋栋玻璃摩天大楼公寓改变了温哥华的天际线，但他的房产只面向香港买家，不面向本地市场，当年3月温哥华商业杂志《公平》（Equity）在封面惊呼“温哥华正成为香港郊区”，1990年代愤怒的温哥华人还因这些怪兽式住宅破坏了传统白人富人区的美学举办过听...

七国峰会前夕加拿大资深媒体人黛安·弗朗西斯（Diane Francis）公开否认加拿大的与会资格，因为“衰退的加拿大已失去国际影响力”，今年4月布鲁塞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CEPS)研究员扎卡里·佩金（Zachary Paikin）也曾发问加拿大还是中等强国吗？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加拿大面临的强国身份危机。 担任美国安全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的黛安·弗朗西斯6月10日在加拿大《金融邮报》撰文《加拿大不配在七国集团占有一席之地》，指“不再是七大经济体之一”的“加拿大经济增长乏力、高税收、低生产力和过度监管，国内生产总值少于中国和印度，目前是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几年内可能被韩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超越”。在国际参与方面，加拿大无视北约将GDP 2% 用于国防的目标，北约 30 个成员国中美国、英国和法国等10个国家实现了这一承诺，加拿大国防开支仅占 GDP 的 1.45%，少于非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的2.1%和乌克兰的7%。 黛安指“加拿大的弱点正被中国轻松利用，中国人羞辱我们，取消贸易合同，在我们的土地上欺负华裔公民，将两名无辜的加拿大人扣为人质”，“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北约谈判桌上，加拿大人也失去了曾经强有力的话语权”，“更糟糕的是，自从国家情报协调中心负责人因涉嫌与中国合作而被判入狱以来，加拿大在重要的五眼联盟中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玷污”。 研究未来国际秩序的扎卡里·佩金博士是加拿大和平与外交研究所（Institute for Peace & Diplomacy）非常驻研究员，今年4月他在和平与外交研究所网站撰文《加拿大还是中等强国吗？》，指“在全球转型时期，加拿大与几个主要大国关系岌岌可危。十年间两次争夺安理会席位失利的加拿大，能否为塑造新秩序发挥实质性作用或被迫降低目标，尚不清楚”。他指冷战期间，加拿大的核心利益是防止美苏冲突。由于力量局限，加拿大专注以维和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利用多边主义找到了塑造全球秩序的途径。现在多边结构支离破碎，世界需要更灵活的联盟来维持。国际影响弱化的加拿大，需集中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自21世纪以来，加拿大外交常被人诟病过于“以价值观为中心”，过度关注“扩音器外交”，这是因为加拿大在以自由贸易和“自由国际秩序”扩张为特色的后冷战时代过度依赖美国。现在面临“全球力量平衡不断变化，动态不受控制”的结构性挑战，加拿大不可能简单...

自2018年12月10日被中国抓捕至今，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弗已被囚超过930天，尽管渥太华极力营救，但各种努力均告失败，而孟晚舟在未来法律程序中却有获胜可能，为避免在北京面前陷于被动，加拿大人重提政治干预，希望司法部长终止孟晚舟案的引渡程序，迫北京放人。 这种政治干预的呼声曾在去年6月集中出现，康明凯妻子纳吉布拉（Vina Nadjibulla）呼吁司法部长出手孟晚舟案，加拿大最高法院前法官阿尔博尔也表示司法部应该停止孟晚舟引渡程序，包括前司法部长、前外交部长和前驻联合国大使等19名加拿大政要联名致信总理杜鲁多要求政治干预，遭杜鲁多拒绝，称“这将危及在海外生活与旅行的数百万加拿大人”。 今年2月15日加拿大联合50多国签署《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3月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审理康明凯和斯帕弗，中国问题专家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称“渥太华的安静外交策略失败”，前驻华大使赵朴（Guy Saint-Jacques）指“绥靖使加拿大一无所获”，并主张阻止中国官员到访，拒绝中国冬季项目运动员入境训练等。 但无论加拿大方面态度软硬及如何纵横捭阖，北京都不放人。6月2日加拿大《国家邮报》驻渥太华首席记者约翰·艾维森（John Ivison）撰文指“旧路行不通，改变策略并不可耻。唯政治干预，才会令两位迈克尔获释”。他说“杜鲁多去年获得支持，是因为当时人们希望华盛顿干预，通过延期起诉让孟晚舟认罪，但这一希望已破灭，美国司法部坚持引渡”，现在“加拿大只能依靠拜登说服中国，杜鲁多和拜登将于6月11至13日在英国举行的七国峰会上会晤，杜鲁多会优先提及两位迈克尔，希望拜登帮忙。但这就像美式足球中的万福玛丽亚长传（Hail Mary pass），乃无望之举”，因为“美国人有自己的优先事项，加拿大不能指望美国，必须自己照顾自己”。 他指加拿大正与中国打一场价值观战争，“但正如英国外交官查尔斯·帕顿(Charles Parton)所主张，西方与中国分道扬镳而不脱钩，在利益重叠处要最大限度合作，在其他方面则切断联系”。在孟晚舟和两位迈克尔的问题上，双方利益重叠，都希望要回自己的公民。孟晚舟案8月开庭，法官将决定是否将她引渡到美国，6月晚些时候她的律师将提交汇丰银行内部文件，以证明美国的引渡要求站不住脚。 重要的是，加拿大司法部长大卫·拉梅蒂(Dav...

自2020年11月以来加拿大为港人推出了多项移民政策，如5年内完成大专学业可申请3年工签，在加港人工作一年后语言达标可成永久居民等，这些因降低门槛而被称为“救生艇”的政策仍不足以应对港人的移民潮，有学者认为作为港人移民首选国家，加拿大应立即启动难民庇护系统，《渥太华公民报》更载文指“港人寻求庇护是北京送给加拿大的礼物”。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难民及移民政策助理研究员法尔康纳（Robert Falconer）和渥太华智库麦克唐纳德·劳里尔研究所（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通讯官刘奕雯去年曾联合在《环球邮报》撰文指“难民庇护系统会是加拿大应对北京香港政策的一张牌”，他们预计“当国际旅行完全恢复时，会有创纪录的港人逃港来加拿大寻求庇护”，而“加拿大简化的庇护制度特别适合接收港人”，“开放的难民政策将方便港人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用脚投票”。 今年2月底，曾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担任志愿者的加拿大金融专业人士萨莎·拉玛尼（Sasha Ramani）在《渥太华公民报》刊文，指港人寻求庇护是北京送给渥太华的大礼。具有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的萨莎回顾了“在纳粹统治期间，超过34万犹太人逃离德国和奥地利，移居世界各地。作家让·梅达瓦尔（Jean Medawar）和大卫·皮克（David Pyke）在《希特勒的礼物》一书中指出，流亡的犹太科学家丰富了西方社会，给西方科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他说“现在类似纳粹的暴行卷土重来，习近平实施自希特勒大屠杀以来人类最大规模的拘押行动，被特朗普和拜登两任美国总统和加拿大议会视为种族灭绝。北京在香港大规模逮捕、压制媒体和互联网及言论自由，图谋对青年进行洗脑。作为回应，英国实施BNO签证计划，向占人口三分之二的500万港人提供签证和公民身份。加拿大政策较为温和，宣布向完成大专以上教育的港人提供签证和永久居留权，但这种择优选才的移民制度不能为受迫害的寻求庇护者提供人道支持，正如国会议员拉奎尔·丹乔（Raquel Dancho）所指，著名活动家黄之锋就没有资格移民加拿大”。 他认为“受迫害港人护照被扣、被限制离港和被秘密警察监视等，香港遭遇的非常规人道危机令常规解决方案无效”。他呼吁“渥太华尽快为港人开放庇护，欣然接受习近平送来的礼物。庇护不仅是人道，且具更大意义。逃离纳粹的犹太移民后来以获各类诺贝尔奖为接纳国做出贡献...

2021年5月3日，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宣布将把2020年“约翰‧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授予台湾总统蔡英文，以表彰她反对北京持续施压的坚定态度，美国《政客》网站（politico.com）在发布这一消息时，特别在标题上注明论坛组织者“顶住了来自渥太华和北京的压力”，以渲染这一奖项的来之不易。 《政客》网站曾在4月11日独家爆料，这一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论坛因计划颁奖给蔡英文而与渥太华产生分歧。网站引述多名爆料者的话说，早在2020年底，论坛就决定颁奖给蔡英文，并得到麦凯恩参议员遗孀的支持。约翰‧麦凯恩生前与台湾关系密切，曾与2015年访美的蔡英文会面，2016年又率美国参议院代表团访台与蔡英文会晤。2018年麦凯恩去世后，哈利法克斯论坛以他的名义设立公共服务领袖奖，首奖颁给挽救难民的希腊列士波斯岛民，次年授予争取民主的香港人，2020年第三次颁奖对象是蔡英文，不料当年的论坛因疫情取消。 《政客》网站指在获悉论坛计划后渥太华明确表示如果组织者不改变主意，加拿大政府将撤回每年300万加元的赞助。论坛和最大金主的关系由此陷入持续数月的僵局，直到《政客》以曝光的方式为渥太华减压，原来渥太华的苦衷是自2018年12月以来加中关系越来越岌岌可危，杜鲁多政府一直小心翼翼避免激怒北京，为的是不想破坏解救两名被扣加拿大人的努力。 渥太华的态度一经曝光，立即受到加拿大国会议员的批评，4月12日加拿大国防部长石俊在接受保守党议员詹姆斯·贝赞(James Bezan)质询时坚称“论坛是独立组织，有权决定颁奖给谁”，他还透露曾在去年9月和11月两次拨款给论坛。4月14日，总理杜鲁多在接受保守党议员庄文浩质询时表示“一直支持与赞助哈利法克斯论坛，每年都派部长与会，以后也会这样”，他强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多边论坛，会持续强化与台湾的贸易及民间关系。” 4月14日，加拿大众议院无异议通过庄文浩提出的动议，同意论坛副主席罗宾·谢泼德（Robin Shepherd）关于“蔡英文是受人尊敬的国际领导人，是全球民主的坚定倡导者，是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的理想人选”的声明，并建议渥太华在颁奖后维持目前的赞助水平。国会的举动成功转移了北京的注意力，再次为渥太华减压，第二天北京警告加拿大“审慎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否则会进一步损害双边关系。5月3日论坛正式宣布蔡英文获奖后，北京把矛头指向哈利法...

自2020年秋加拿大华裔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代表保守党敦促自由党政府抵制2022北京冬奥以来，抵制的呼声逐渐升高，并蔓延到西方多国。近日渥太华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克斯·内夫（Alex Neve）提出北京冬奥人权战略，建议渥太华以三个步骤就人权问题向北京施压。 3月15日，亚历克斯·内夫在《渥太华公民报》撰文《北京冬奥的人权战略》，指“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每天都在窒息香港的自由，面临生存危机的维吾尔人、受虐待的藏人、法轮功、民运人士，被不公正监禁的加拿大公民玉山江、两位迈克尔、法轮功学员孙茜及被中国判处死刑的四名加拿大人的命运都令人担忧。在一个有着如此大规模人权危机的国家举办奥运会，存在争议理所应当”。针对抵制奥运是将体育政治化的说法，他反驳说“关注普遍人权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的国际义务”，更何况《奥林匹克宪章》早有申明“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使体育服务于人类的和谐发展，促进与维护人类尊严有关的和平社会。”他认为“捍卫普遍人权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远大目标，各国政府和奥委会反对抵制是放弃责任，并不合适。但无论抵制与否，都必须为奥运会制定人权规则”。 亚历克斯·内夫说“在犯下诸多人权罪行后，北京还决意举办奥运，这给国际社会向它施压提供了机会”。具体到加拿大，他建议实施三个步骤。“一是与其他政府合作，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施压中国。冬奥前人权理事会还将有两次会议，各国政府必须下决心在这个世界主要人权机构里谴责世界上最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中国。二是落实加拿大已通过的对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对中国官员有针对性的制裁、保护在加拿大面临威胁的中国人权活动者的具体措施、难民专项计划、近几个月众议院关于加中关系、国际人权和移民问题的建议。三是加拿大政府、奥委会、媒体、赞助商和运动员都要关注奥林匹克人权战略”。他建议“在奥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加拿大政府与其他国家协调一致，在关键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持续施压，就官员是否出席开幕式协调一致。确保奥运期间记者采访自由，鼓励报道中国人权问题。购买了奥运转播权的媒体及赞助商，都需要弄清楚自己的人权使命”。他强调人权战略“不是政治游戏，而是尊重奥林匹克运动追求的目标”。 今年2月4日，加拿大奥委会表示不赞成抵制北京冬奥，因“抵制行不通”，并举例1980年美国带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最终加拿大和中国等66个国家...

什么样的亚洲政策才能使加拿大在未来获得最大利益？加拿大亚太基金会（APF）三名高级研究员近来连续撰文，主张对美国倡导的印太战略持谨慎态度，改变以中国为主的亚洲战略，采取多元化的亚洲政策，特别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1984年成立的亚太基金会是专门研究与亚洲关系的独立智库，每年三月底向加拿大外交部呈交年度报告并转呈国会各部门，辅佐联邦政府制定亚洲政策。2月17日基金会研究副总裁杰夫·里夫斯（Jeff Reeves）和高级研究员蒂娜·霍顿（Deanna Horton）联名在加拿大国际理事会（CIC）网站撰文《为什么加拿大应谨慎对待印太地区》，从去年11月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入手，认为“有关印度在经济或政治上融入亚太的猜测为时过早”，“印度在没有充分利用南亚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要想成功地与亚洲较发达经济体相提并论，距离还很远”，并“质疑华盛顿、堪培拉和东京驱动的将亚太更名为印太的必要性”。 杰夫·里夫斯曾担任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亚洲研究主任，蒂娜·霍顿是前加拿大驻越南大使，曾参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他们认为“RCEP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是因为它在不同的亚太经济体之间建立了更深层次的关系，总体上排除了美国和欧盟等区域外国家，表明亚太国家正在排除美国的情况下在亚太地区层面进行经济整合”，“其次，RCEP在设计上并没有排除印度，但新德里选择将保护主义置于与其他RCEP谈判国的经济一体化之上，尽管它将来可能加入，但鉴于印度对RCEP的不安以及亚太各国在没有新德里的情况下继续前进的意愿，都暗示着有关印度在经济或政治上融入亚太的猜测为时过早”，“第三，RCEP进一步确立了由十国组成的东盟（ASEAN）作为亚太地区经济重心和主导政治力量的地位”，“第四，RCEP表明经济关系胜过所有亚太国家对安全的关切，尽管其中作为美国亲密盟友的澳大利亚和日本被与中国的安全关系困扰。RCEP证明西方对中国经济‘恶巫’（boogeyman）的评论并没有转化为亚太各国政府或公众的情绪，在被问及亚太地区是否更需要中国时，其他14个国家都以加入RCEP的方式做了毫不含糊的积极回应”。 文章认为“自2018年以来，美、日、澳、印倡导超级印太地区，表面上是为了反映亚洲、中东和非洲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实质上是由美日制定的遏制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安全战略。然而，RCEP和《全面与进...

在北京与西方关系日趋紧张的大背景下，加中关系前景吉凶未卜，两国还能成为伙伴吗？加拿大180万华裔如何看待这一问题？3月20日加拿大主流英文媒体《多伦多星报》在每周六例行文章辩论中为两名华裔摆了一场擂台，正方是著名华裔学者姜闻然，反方是2015年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林耶凡。 姜闻然是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创始董事、智库和平与外交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eace & Diplomacy )顾问，他认为“加中关系终将翻过孟晚舟和两个迈克尔这一页”，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对华关系”问题上，他引用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前主席胡元豹对中国的定义“全球邻居，一个必须习惯和与之相处的邻居”以及温迪·多布森（Wendy Dobson）和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教授主张的“与中国共处，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去改变它”。 姜闻然建议渥太华主动与北京建立“竞争性伙伴关系”，首先是因为中国对加拿大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北京既不会派军舰绕行加拿大海岸，也尊重加拿大的北极主权，与试图遏制中国保持全球主导地位的美国不同，加中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其次渥太华没有理由与北京进行军备竞赛或贸易战，在前总理哈珀任内加中进行了联合研究，认为两个经济体高度互补，贸易和投资都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第三是疫情后的复苏、创造就业和贸易多元化是与中国建立竞争性伙伴关系的核心。加拿大重新关注经济多元化的动力，中国是不能忽视的最大单一市场，几年后将完成跨山能源管道（Trans Mountain）和液化天然气项目(LNG Canada project)扩建，加拿大要通过西海岸将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到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第四是建立伙伴关系既不是认可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忽视中国人权问题，但必须认识到促进中国发生积极变化的最佳方法不是妖魔化或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种族灭绝的标签。加拿大要通过可行方案使中国的改革力量参与进来，以其内在动力去改善人权。 反方林耶凡是人权活动家，加拿大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尔研究所（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加中政策大使，蒙特利尔拉乌尔瓦伦贝格人权中心（RWCHR）高级研究员。她说“加拿大曾指望与中国康希诺生物制药合作开发新冠疫苗，在被中国海关耽搁后失败了，造成加拿大在疫苗方面落后于盟国，人民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一旦试图与中共结成伙伴关...

2月22日加拿大国会以266比0通过动议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进行了种族灭绝，政府官员只有外交部长加诺（Marc Garneau）一人代表联邦政府投了弃权票，鉴于总理杜鲁多一直不愿意用种族灭绝一词来形容中国在新疆的作为，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社论指渥太华不是第一次在“棘手的外交问题上发出令人困惑的信号”。 3月9日，《环球邮报》在其社论《渥太华对北京侵犯人权反应矛盾》一文中说“在处理人权问题时，面临更高理想与现实政治撕扯的民主国家表现复杂，令公众疑惑为何政府不能像对待其他问题一样是非分明。杜鲁多在多个棘手的外交问题发出了令人困惑的信号。一方面，因北京拘押两个迈克尔，渥太华广泛寻求国际支持，上个月说服50多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声明，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扣押人质。这种团结国际的举动，无疑是个积极信号。但另一方面，在盟友已经采取行动后，渥太华却对制裁北京侵犯人权行为反应迟缓。在香港问题上，华盛顿制裁香港官员后，尽管有国会议员敦促，渥太华并没有理会制裁的呼吁。在新疆问题上，渥太华有类似的反应。杜鲁多只是表示国际社会极为关切北京的行为，但并未与美国一道宣布制裁”。《环球邮报》认为“诚然在面对北京时，必须考虑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对加拿大农民和企业的报复手段。但渥太华如果希望志趣相投的国家支持其倡议，就必须响应盟国的行动。尽管说审慎是外交的核心，但在棘手问题上与朋友团结一致很重要”。 《渥太华公民报》专栏作者特里·格拉文（Terry Glavin）3月10日撰文《不要指望渥太华对中国种族灭绝行为采取行动》，他说美国“自由之家”最近发布的《2020世界自由调查报告》指“民主国家不曾在外交问题上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即使在维吾尔妇女被大规模强迫绝育这样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问题上，也没有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或施以惩罚”，说的正是渥太华对北京维吾尔人种族灭绝问题上的态度。加拿大没有以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北京，杜鲁多的借口是“必须与盟国一道工作”。但当盟国采取行动时，加拿大却缺席了。上个月国会认定北京是种族灭绝后，杜鲁多没有跟随加拿大最亲密的盟友美国，而是找到另一个盟友约翰逊，和陷入困境的英国一道呼吁“中国允许对新疆的种族灭绝指控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正当杜鲁多强调要做“可信的国际调查”时，加拿大拉乌尔·沃伦伯格人权中心（Raoul Wallenberg Center for Human R...

今年一月，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NSERC）宣布继续与华为合作，向加拿大大学里的前沿计算机等项目提供研究资金。此一消息面世正值加拿大反对党保守党去年11月18日在国会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要求政府30天内正式禁止华为之际。对此，加拿大科技创新部澄清“与该委员会保持距离”，并称“政府与大学和国家安全机构建立了工作组，以开发资源和工具，帮助研究人员确定潜在风险”。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由加拿大联邦资助的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向异构结构上的芯片间通信、智能计算存储系统、光子计算以及隐私保护图形分析等研究提供480万美元经费，其中有来自华为数额不明的资助，此举“正当美国和英国顶尖大学出于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方面考虑回避华为提供的研究经费”。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拒绝华为给出的研究资金，英国牛津大学也于2019年停止接受华为的资助。早在2018年，英国白金汉大学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教授格里斯（Anthony Glees）就“中国资金促进英国大学电子研究构成国家安全问题”时指“华为公司在英国高校赞助研究是军工行动”，华为的"未来种子"计划 “绝对是经典的共产党颠覆战术”，“具有军事、政治和工业意义”。 本台2018年9月曾刊发“华为大举进军加拿大大学”一文，记录了华为在加拿大高等学府里的“未来种子”活动。2015年首次活动时有10所加拿大顶尖高校多名工程专业学生参加，2017年3月，安大略省宣布与华为合作研发5G技术，卡尔顿大学加入，当年5月《环球邮报》调查指“华为已向13所加拿大大学提供约5千万元资金，用于资助5G技术开发”，“加拿大人才和资金帮助华为成为科技巨人，华为研究经费高达5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一用在了加拿大”。美国专利商标局报告显示，加拿大教授向华为转让了40项专利。2018年6月，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称华为已将加拿大变成下一代移动技术的重要研究中心。2018年9月华为与多伦多大学签约，将双方在研发领域的合作延长五年。 到2021年，受打压的华为涉足国际关键技术领域的空间已极度萎缩，2月份甚至传来华为转向在中国开展人工智能养猪的消息。此时曝光华为逆势继续为加拿大大学提供研究资金，令加拿大黑莓公司前首席执行长、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创始人吉姆·巴尔西利（Jim Balsillie）感到惊讶，他...

1月12日加拿大机构纳诺斯研究公司（Nanos Research）民调显示45%的受访者希望加拿大减少对华贸易，而詹姆斯·理查森父子有限公司（James Richardson & Sons）首席执行官哈特利·理查森（Hartley T. Richardson）1月6日对彭博社表示加中关系恶化“非常令人沮丧”，希望“拜登政府帮助解冻”，从目前情况看，加拿大学者克莱奥·帕斯卡尔（Cleo Paskal）所指促成加中关系发展三大因素“传教士、具反美倾向的左翼及工商界”中，工商界仍然活跃。 在中国因孟晚舟事件对加拿大实施的经济报复中，詹姆斯·理查森公司最先受到冲击，2019年3月1日中国以发现有害物质为由，停止向加拿大两家主要的油菜籽出口商理查森国际及另一家公司进口菜籽油，当月，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与哈特利·理查森讨论了中国与加拿大的油菜籽争端不断升级的问题。詹姆斯·理查森父子公司成立于1857年，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家族企业之一，业务涉及食品加工、运输、能源、房地产和财富管理等，哈特利自1993年起成为第七代家族总裁。 克莱奥·帕斯卡尔是蒙特利尔国际研究中心（CÉRIUM）印太项目主任，同时兼任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印太战略问题副研究员，1月2日她在英国星期日卫报生活网站撰文《中国如何融入美国的后院加拿大》，以加拿大军方单方面停止自2018年开始的与中国军队合作的冬季训练项目引发加拿大外交界批评为由，从源头梳理两国关系，归纳出早期促成中加关系发展的三大因素。 19世纪末大批加拿大传教士前往中国，仅卫理公会就有500名传教士去华西开办医院和学校，二战期间，加拿大传教士及其后代支持国民党及盟军，如1898年出生于中国的文幼章（James Endicott）成为蒋介石“新生活运动”顾问和美国战略情报局情报员，但后来文幼章更亲近周恩来，为中共出版《上海时事通讯》，1947年返回加拿大后继续出版《加拿大远东通讯》支持中共。一些与文幼章背景相似的传教士后代进入了加拿大外交部，主张承认红色中国。 1960年代越战爆发，加拿大在政治上越发宽容具反美倾向的左翼。1968年老杜鲁多任总理前已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时，1960年他再次以劳工律师身份正式访问中国。承认北京是他任总理后的重点工作之一，这与外交系统中传教士后代们的目标一致，1970年加中建交后毛泽东说“现在我...

2020年对住在多伦多的俾路支流亡者萨默·梅拉布（Sameer Mehrab）来说，悲事连连。4月份其39岁的合伙人萨吉德·侯赛因（Sajid Hussain）淹死在瑞典的一条河里，12月与他同城的妹妹卡里玛·梅拉布（Karima Mehrab Baloch）又淹死在安大略湖滨。俾路支年轻流亡者连续神秘死亡后，有人怀疑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是罪魁祸首，甚至相信中国情报机构也牵扯其中。 2015年与萨默共创网络媒体《俾路支时报》（ Balochistan Times）的萨吉德，出生于俾路支政治世家， 2018年流亡瑞典，在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任兼职讲师， 协助开发世界上第一本数字版俾路支语字典， 他本计划修读伊朗文学硕士，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准备来瑞典团聚。 2020年3月1日，萨吉德与萨默讨论网络媒体的发展后， 第二天搭火车从斯德哥尔摩去乌普萨拉后失踪， 4月23日被发现死于河中，瑞典警方宣布的死因是意外或自杀。 1983年出生的卡里玛· 梅拉布在2015年成为俾路支学生组织强硬派阿扎德（BSO- Azad）的领袖，作为俾路支解放军和俾路支共和军的后备力量， 阿扎德在2016年被巴基斯坦政府宣布为恐怖组织。 卡里玛是俾路支民族运动（Baloch National Movement）成员， 2015年来加拿大避难后其巴基斯坦家人被绑架、 叔叔被杀害肢解， 2016年卡里玛被BBC评为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女性。 2020年12月21日，她在失踪一天后被发现死在安大略湖畔， 加拿大警方初步判定其死因不涉及犯罪。事发后萨默告诉加通社， 卡里玛曾为入读一年的多伦多大学经济课考试感到焦虑， 但医生没有发现抑郁迹象，只开了安眠药。20日是星期天， 她独自离家，公交卡和监控录像显示她一个人去了多伦多岛。 12月24日，卡里玛家人和俾路支活动人士发起网络签名， 敦促加拿大政府对其死因做“高级别彻底调查”，敦促“ 加拿大政府考虑事件背景，俾路支流亡者被神秘绑架及杀害， 不仅是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参与其中，世界其他敌对机构也参与– 尤其是与俾路支息息相关的中国”。加拿大布兰登大学（ Brandon University）教授基兰·纳齐什（Kiran Nazish）12月23日在《环球邮报》撰文《 卡里玛的死值得认真调查》，指“就连加拿大前移民部长克里斯· 亚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