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秋菊打官司之14:与南方都市报记者两次见面
刘士亮案没有开庭,朱莉在北京继续展开媒体攻势。11月21和22日,连着两天,南方都市报记者杨猛带着摄影记者两度约会朱 莉,了解案情和上访情况,并准备赴安徽五河旁听庭审。两次见面之后,朱莉把在中国国内媒体曝光的希望,寄于南方都市报:“杨猛他们尽管没有跟着我上访,但 每次都和我谈了3个小时。南方都市报是唯一能寄希望的国内报纸,听说它比较大胆。”
对于刘士亮被重新起诉后,五河法院迟迟不决定开庭日期一事,五河的家人引述律师刘咏梅的话说:“这未必是坏事,迟迟不开庭,说明可能是县司法部门在酝酿较大的决定。”
北京的洋秋菊和洋记者们
11月19日下午,就在首家国内媒体南方都市报记者接触朱莉的前一天,美联社驻京三名文字和摄影记者已经开始跟随朱莉上访,他们跟朱莉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一起壮着胆子,直奔了神秘的中南海,递交了朱莉写给胡温的信。
美国本土收听率最高的电台--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驻华记者多日来透过博讯的系列报道,掌握了洋秋菊的上访动态,这家电台和朱莉约定,待 11月30日记者从深圳回到北京后,将制作洋秋菊在中国上访的新闻节目。朱莉告诉博讯:“NPR记者说他从博讯的报道中,清晰全面地了解了整个情况,他判 断这个案子和我的上访都不是一天能解决的事。”
除美联社、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之外,法国国家电台和加拿大的一家媒体也和朱莉接触,朱莉告诉博讯:“他们以特别的眼光看待我的上访,因为我是第一个 在中国上访的洋人,所以我的故事很特别。他们询问我对中国司法程序的了解和看法,另外他们还想知道故事怎么会演变成目前这样,刘士亮的案子怎么可能错的这 么离谱,逼得我不得不上访。”
萌生在中国做律师的念头
25日周三,北京的大雾,被朱莉形容为和她的头脑一样,雾蒙蒙一片。她一大早出门坐大巴,等车的人超级多,朱莉刚挤上车,不知是车门有毛病还是其 他原因,门没关上,朱莉又从车上给猛地挤了下去。到了晚上,朱莉给博讯回忆挤车的情景时还说:“我就掉在路边,感觉真好玩,幸亏不在高速公路上,不然的话 我就完蛋了。”
刘士亮的案子没有消息,她上访又像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这些都让朱莉的头脑雾蒙蒙不甚清晰。五个月的上访所遭遇的挫折,磨去了她作为洋人所具备 的特殊感,朱莉告诉博讯:“现在上访,我觉得自己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国普通百姓,不同的只是我的白皮肤和金黄的头发,我所享有的权利并不比普通中国人 多。”
在北京,访民朱莉感觉到更多的是他人投来的充满疑问的目光,有人竟然怀疑她上访的动机。朱莉告诉博讯:“有一天,一个中国人问我,你来上访是被人唆使还是被人花钱买通的?原来他怀疑我是替国外哪家机构工作,并不是一个真的访民。”
从13日晚上到现在,朱莉已经在北京待了13天。她每天像上班一样,上午出门上访、找律师和记者,晚上回酒店,来回都和北京市民一样挤公共汽车。 “前天上午在汽车上,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去读中国大学的法律专业,毕业后可不可以考中国的律师证?”朱莉问博讯记者。
朱莉曾两次考美国的LSAT(法律学院)。第一次是在1999年大四那年,看同学大多在考,自己也就跟了风;第二次是2007年12月,她在香港又考一次。两次她都没做好准备,结果都不理想。
这次朱莉再度萌生这一想法,实在是被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冤情所逼。“我们所遇到的事情,非常不愉快不公正,希望在事情过去后,别人可以分享我们的经验,因为在中国,律师能帮助受苦的人做点事情。”
对于刘士亮被重新起诉后,五河法院迟迟不决定开庭日期一事,五河的家人引述律师刘咏梅的话说:“这未必是坏事,迟迟不开庭,说明可能是县司法部门在酝酿较大的决定。”
北京的洋秋菊和洋记者们
11月19日下午,就在首家国内媒体南方都市报记者接触朱莉的前一天,美联社驻京三名文字和摄影记者已经开始跟随朱莉上访,他们跟朱莉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一起壮着胆子,直奔了神秘的中南海,递交了朱莉写给胡温的信。
美国本土收听率最高的电台--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驻华记者多日来透过博讯的系列报道,掌握了洋秋菊的上访动态,这家电台和朱莉约定,待 11月30日记者从深圳回到北京后,将制作洋秋菊在中国上访的新闻节目。朱莉告诉博讯:“NPR记者说他从博讯的报道中,清晰全面地了解了整个情况,他判 断这个案子和我的上访都不是一天能解决的事。”
除美联社、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之外,法国国家电台和加拿大的一家媒体也和朱莉接触,朱莉告诉博讯:“他们以特别的眼光看待我的上访,因为我是第一个 在中国上访的洋人,所以我的故事很特别。他们询问我对中国司法程序的了解和看法,另外他们还想知道故事怎么会演变成目前这样,刘士亮的案子怎么可能错的这 么离谱,逼得我不得不上访。”
萌生在中国做律师的念头
25日周三,北京的大雾,被朱莉形容为和她的头脑一样,雾蒙蒙一片。她一大早出门坐大巴,等车的人超级多,朱莉刚挤上车,不知是车门有毛病还是其 他原因,门没关上,朱莉又从车上给猛地挤了下去。到了晚上,朱莉给博讯回忆挤车的情景时还说:“我就掉在路边,感觉真好玩,幸亏不在高速公路上,不然的话 我就完蛋了。”
刘士亮的案子没有消息,她上访又像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这些都让朱莉的头脑雾蒙蒙不甚清晰。五个月的上访所遭遇的挫折,磨去了她作为洋人所具备 的特殊感,朱莉告诉博讯:“现在上访,我觉得自己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国普通百姓,不同的只是我的白皮肤和金黄的头发,我所享有的权利并不比普通中国人 多。”
在北京,访民朱莉感觉到更多的是他人投来的充满疑问的目光,有人竟然怀疑她上访的动机。朱莉告诉博讯:“有一天,一个中国人问我,你来上访是被人唆使还是被人花钱买通的?原来他怀疑我是替国外哪家机构工作,并不是一个真的访民。”
从13日晚上到现在,朱莉已经在北京待了13天。她每天像上班一样,上午出门上访、找律师和记者,晚上回酒店,来回都和北京市民一样挤公共汽车。 “前天上午在汽车上,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去读中国大学的法律专业,毕业后可不可以考中国的律师证?”朱莉问博讯记者。
朱莉曾两次考美国的LSAT(法律学院)。第一次是在1999年大四那年,看同学大多在考,自己也就跟了风;第二次是2007年12月,她在香港又考一次。两次她都没做好准备,结果都不理想。
这次朱莉再度萌生这一想法,实在是被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冤情所逼。“我们所遇到的事情,非常不愉快不公正,希望在事情过去后,别人可以分享我们的经验,因为在中国,律师能帮助受苦的人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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