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2010年，中国电影导演王兵两次来到加拿大，他带来的新片《夹边沟》使参加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和蒙特利尔新风格电影节的观众们坐立不安，这部有着中国残酷历史记忆的电影，无法在中国获得公映。这部电影被中国《当代艺术》杂志主编程美信评论为“政治灾难背后的人性悲剧，考验着中国人的历史勇气和人性良知。”王兵自己则说它阐述了新中国前30年“中国社会的基本生存和人与社会的关系。” 王兵的电影深受前苏联导演塔尔科夫斯基的影响，细致刻画人的内心压力和冲动，努力呈现现实中的真实秘密和内心世界。他曾在9小时的纪录长片《铁西区》中尝试用电影语言缩短影像与人物的距离，被欧洲影评界誉为“真实电影”的杰作。 十多年来，王兵一直试图用摄像机“看透人、行为及生存的真实性”。这一次，他在加拿大透露“拍完铁西区后，我个人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使得我对世界不再那么肯定，更相信宿命。” 王兵的新片《夹边沟》是一部剧情片，花了他六年时间制作。2004年他就确定了剧本和叙事框架，05年到07年采访了100多人，耗时3年的采访为的是找出历史的原始面貌。他说：“花那么大的精力做这部片子的重要原因就是，这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阐述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中一个基本的生存和生活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夹边沟讲述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从1957年到1960年，3千多名右派被遣送到甘肃酒泉戈壁滩夹边沟劳改营里，严酷的斗争和大饥荒把这里变成人间炼狱，一半以上的右派被活活饿死。王兵回忆道：“我最初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上海女人打动了我，她让我想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如孟姜女哭长城，窦娥冤等流传至今的中国民间历史故事，这些人物我们从小就记忆深刻，我觉得和她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尽管因拍摄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王兵弱化了这出悲剧的残酷程度和戏剧因素，最后的片子只是“基本完成故事”，达不到“原始事件的强度”，但《夹边沟》还是被国际影评人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和“奥斯威辛”。 在欧美参加电影节时，人们担心王兵的创作是否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空间所不容，他的回答是自己在中国拍片非常自由，没有人来干扰。他认为“政治在中国特别复杂多变，是一件很暧昧的事情，政治就是相互利用，说不定将来我的电影也会被人利用。但现在决定一切的，就是利益。” 王兵的电影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无论是《铁西区》还是《夹边沟》，都没有进入中国电影...

全球性的“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自1994年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首次大会以来，已分别在德国、捷克和比利时举办会议，最新一届的第六届大会在2010年11月回到印度新德里举行，正聚焦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中文媒体，除了发布本次会议的开闭幕消息外，对大会内容关注甚少。 第一次参加“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会”的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利，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了十分钟的演讲，其后3天，又与来自58个国家的近300名代表进行了广泛接触。他被世界各国民间力量对流亡藏人事业的支持所感动，也发现西方国家政府对西藏问题的虚伪态度。 目前在世界各国有15万流亡藏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却有40万多万会员，中国公民力量运动发起人杨建利认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实际上民间运动，是世界的公民力量运动。相比之下，海外华人的声援西藏运动，则是以异议人士为主体，在杨建利看来，它尚未成形、且无组织化。这次与会的共有十位华人，其中有政治学者，也有独立作家。 而声势浩大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让杨建利感觉到，流亡藏人的真正后台，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各国的民间力量。他说：“很多中国人认为，西藏问题是西方政府挑起来的，但在大会上，看到与会者都是来自各国民间，各国政府不爱理西藏的事情，是民间逼着政府去干预，民间力量非常大。中国政府总是指责西藏问题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一张牌，但了解美国政府的人知道，他们不愿意提这个问题，完全是被民间逼着的。” 在这次会议中，杨建利还接触了一些来自流亡藏人社区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使他深刻体会到失去家园民族的绝望与痛苦，他们的文字使国际间对西藏问题的惯常表述显得很虚弱，作为华人，杨建利觉得这种文字与中国抗战时期作家对日本人的描述相类似。他以流亡藏人的心态再次打量各国的西藏问题政策，发现了其虚伪。他说：“应该如何定义西藏问题，其本质是什么，西方政治家和流亡政府官员所讲的，因拘泥于政治现实的考虑，都不是真正准确的定义，我觉得，西藏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官方层面上处于一种虚假的状态中，他们都不愿意去触碰西藏问题的本质。” 杨建利发现，在这次会议中，达赖喇嘛将诉求从政治层面降低到具体问题上，将会议主题定为西藏的教育与环保问题，因为西藏的水资源，不仅影响到中国，也关系到整个亚洲特别是南亚，而汉人大量移民及经济开发威胁着西藏环保，达赖喇嘛及流亡藏人对此危机有紧迫感。 2010年，藏语教育在国内藏区引发骚乱，这一问题在第六届国际声援...

题记： 十年前在加拿大海关入关时，移民官听闻我是记者，便脱口说道“你们中国记者没有一个说真话！”当时我没有反驳，一是此问题过大，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二来谎言属于全人类，不为中国人所独有。更重要的是异族的误解之言不足挂怀，本族人自践自残才是真正的悲剧。今次在奥斯陆，来自日本香港的记者众，颁奖礼当日在新闻中心所在的大楼，有洋人冲着亚裔记者 上楼的背影说：“中国人都是冒牌记者！” 又是一句异族的胡言乱语。仿佛在十年间，世界一切都没有改变。 出发时的序言： 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发时，正处于满清末年的中国，和当时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对此奖茫然不知。后来中国历经腥风血雨，饱经战乱和动荡，并一度孤立于世界，纵然那时有人透过厚重苦难的缝隙，对诺贝尔奖有过瞬间幻想，也会很快发现这来自西方的光束如梦幻一般遥不可及。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海外华人开始与诺贝尔奖结缘，其中不乏出生于中国后又颠沛出国者。李政道和杨振宁1957年联袂获得物理奖，李远哲1986年获得化学奖，达赖喇嘛1989年获得和平奖，崔琦在1998年再获物理学奖，高行健2000年获得文学奖，高琨获得2009年物理学奖。这些获奖者身上流动着一脉相承的同胞血液和神奇的地气，传递给中国人关于诺贝尔奖的切肤之感，其中有被国际社会接受欣赏的喜悦，也有被西方国家贬责的刺痛。 对中国人情感冲击最大的，莫过于2010年 的诺贝尔和平奖了，刘晓波获奖不仅使中国政府极为愤怒，也使海外民运力量进一步分化。与前述各诺贝尔奖获奖者相比，刘晓波是首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获奖者， 因为他是第一位获奖时居住在大中华地区（包括大陆、港澳台）的诺贝尔奖得主，是首位出生于红色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首位具有明确中国公民身份的获奖者。 百年来，诺贝尔和平奖一直就比其他科学奖更具争议。作为既勇敢又走运的维京海盗的后代，挪威人把曾在奥斯陆做过访问学者的刘晓波视为惊涛骇浪中的勇者，因为他敢于反抗连美国人都犯憷的中国政府。10月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令中国政府感到既震怒又茫然，情急之下，中国有人重提设立孔子和平奖，以便和诺贝尔和平奖分庭抗礼，看似一场中外角力在仓促间就拉开了序幕。 如果中国果真要进行角力，它的结局会是什么？诺贝尔和平奖会不会在被中国人遥望百年之后，因为一次冒犯的触碰而改变命运？或是完全相反，诺贝尔和平奖真如神奇魔...

11月中旬，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等香港人士，收到出席挪威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邀请。李卓人当时告诉香港媒体，将在颁奖典礼期间联合其他人权组织代表，到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外抗议，要求释放刘晓波。 哈佛大学研究员，本次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活动协调人杨建利认为抗议不应该成为华人去奥斯陆活动的主调，而应该给中国政府留下一定的改正的空间。杨建利说：“在颁奖仪式后的第二天，我们会有聚会，聚会显见的两个题目会是中国的良心犯问题和08宪章问题，大家会集中在一起进行商讨。港支联提出要到中国大使馆门口进行抗议，我与欧洲朋友进行过协调，聚会之后，可以去大使馆门口进行抗议。但抗议不应该成为主调。因为讨论本身是一个严肃的题目，要尽量体现刘晓波获奖的意义。” 之所以说要给中国政府留下一定的改正空间，是因为杨建利希望，中国政府把刘晓波获奖当作一个朝野共同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机会，至少是一个开始进步的机会，这才应该是活动的主调。他说：“要在我们的活动中给中国政府留下一定的改正的空间。我们要表达，不管中国政府在历史上做了多少恶行，甚至这一次颁奖仪式限制了很多人出境，使文明社会不能接受，中国政府没有表现一个基本的文明姿态。我们仍然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把刘晓波获奖当作全中国人民共同进步的机会，而不是认为全世界人民与它为敌，中国人民与它为敌。” 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结束后，中国政府将如何对付这位获奖者，刘晓波未来会怎么样，杨建利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实用性政府，对它的行为难以预测。“预测难度很大，与预测中国政府未来要做什么一样的难，因为中国政府本身没有了意识形态，是一个绝对实用化的政府，实用性政府的特点是，根据当时自己的需要，什么对它有利它就做什么，说不定明天国际国内形势使它认为把刘晓波放出监狱会好些，它就会做了。 ” 尽管难以预测，但人们还是在“继续关押，保外就医，流放等几种可能性”中做着猜测，或许刘晓波会像缅甸的昂山素季一样被长期软禁。但杨建利觉得以上各种可能都无法令人接受，因为刘晓波是无辜者。“无论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用何种方式，我们都必须提出严正的要求，刘晓波是不能被关押的，他没有犯罪，把他关押在监狱里是不合适的，他是无辜的人。” 杨建利认为，刘霞被软禁更令人无法接受，早在10月29日，杨建利在《关于诺贝尔奖颁奖仪式联络工作的一些说明》一文中，就“在警方的控制下，刘霞与外界失去联系...

曾在今年7月访问北京并引起轰动的波兰团结工会时期的重要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的次日表示：“20年前，东欧共产党崩溃于经济上的贫乏，现在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将崩溃于经济上的成就。” 米奇尼克在奥斯陆参加由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利主持的《刘晓波、零八宪章与中国良心犯》的主题会议时发表演讲，他认为“共产党在本质上非常保守，不喜欢变化，他们想垄断一切权利。”今年七月是他第三次访问中国，在这次访问中，米奇尼克非常惊讶地发现了中国庞大的民间社会，那几天，他上午出席官方会议，下午参加反对派的聚会，这使他感觉到中国的现状与共产党时期的波兰情况相似。 米奇尼克留意到新加坡华人政治领袖李光耀曾强调亚洲人的价值观与西方人不同，他在北京时，也有中国官员向他表示民主是西方人的理想，对中国人而言，和谐是最重要的。米奇尼克就此反驳道：“没有普世价值作为基础的社会，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和谐。” 谈及刘晓波获奖，米奇尼克透露欧洲左派有人批评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他的回答是“监狱就是监狱，酷刑就是酷刑，不存在左右派之分。”曾在波兰共产党时期坐了6年监狱的米奇尼克说“过去东欧的民主人士也曾感到毫无希望，现在刘晓波获奖正是希望的象征”，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在自由的北京见面”。 参加会议的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强调美国众议院以402对1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的决议，长期关注中国女婴命运的史密斯还说中国几十年来实行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使上亿女婴从地球上消失，这种强迫堕胎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即将成为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的史密斯透露，明年他会就这一问题做更大的努力。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强调香港对于中国民主未来的重要性，表示他们会充分利用香港有限的自由空间，宣讲自由民主的信息。他称共产党一直试图瓦解香港的民主力量，但民主力量在香港得以传承，因为大量的教师在向年轻人传输民主自由的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参加到纪念六四活动的原因。 杨建利表示不仅被关进监狱的异见人士是良心犯，被软禁的人士也是中国特有的良心犯。参加会议的陶业透露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已经失去联络达4个月，傅希秋牧师介绍了援救高智晟妻子女儿的经历，独立中文笔会代表张裕分析了中国政府设立“煽动颠覆政府罪”以来，对独立写作者的打压和判刑情况。 昨天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演奏《茉莉花》的美国华裔小提...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家人缺席了今天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市政厅礼堂举行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主席台的西侧有七把椅子，首位坐的是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第二位就是留给刘晓波的空椅。整个仪式长达1小时15分钟，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和王后宋雅坐在大厅中央监礼。 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在讲话中称赞刘晓波不再仅仅是中国人权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言人，一夜之间，他已成为国际人权运动的象征。他说在历史上曾有多位和平奖得主无法亲自出席颁奖仪式，但最有历史意义和最具荣誉的几项和平奖中，有好几次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也有好几次虽然获奖者得以前来，但却遭到了本国政府的强烈谴责。 他列举了1935年德国人卡尔-冯-奥西茨基、1975年安德烈-萨哈罗夫、1983年瓦文萨和1991年昂山素季等人的得奖情况，说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其遗嘱中所提出的更深层次的‘各国间兄弟般的友情’，即真正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在没有人权和民主的前提下是无法建立的。” 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的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他在演讲中还提及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他说：“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大国像中国那样，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保持迅猛的发展势头。从1978年开始，中国连年保持着10%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几年前中国超过了德国，今年又超过了日本，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中国高出三倍，但中国继续前进，美国却面临着重重困难。” 他说“经济发展是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但促进减少世界贫困人口的努力中，中国的重要贡献不可磨灭。”他对中国的赞赏也令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随后，托尔比约恩-亚格兰质疑道：“今日中国处处显示强大的实力，但一个公民因为对国家治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被监禁11年，是否恰恰显示出中国的弱点所在。”刘晓波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而获刑，亚格兰提醒中国“畏惧技术进步的人，最该畏惧的其实是未来。”他引用了俄罗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话“新的信息技术给了我们与世界相联系的可能。即使统治阶级对此抱敌视态度，世界和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开放。” 他强调刘晓波正是在践行中国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他的所作所为无错无罪，刘晓波必须得到释放。 颁奖仪式在挪威女歌唱家演唱的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中开始，在托尔比约恩-亚格兰致辞后，来自美国的华人小提琴家张万钧演奏了中国名曲《茉莉花》和《彩云...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被中国政府囚禁的刘晓波获得和平奖，颁奖仪式将于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10月24日，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通过海外网站发出《给晓波朋友的公开信》，称被囚禁的晓波和被软禁的自己出席颁奖典礼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她提出了一份包括于浩成，鲍彤，王朔，姜文，陈凯歌，韩寒等143人的邀请名单，希望他们能够出席奥斯陆的颁奖仪式。刘霞在公开信中说她“已经委托杨建利先生进行联络和处理”。 早在刘霞发表公开信之前一星期，也就是10月16日，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利就接受了她的委托。在刘霞发表公开信之后，他们之间的联系突然中断。 受人之托，杨建利当即着手开展工作。但在中国在各大出境口岸，对刘霞邀请名单上的人员展开了堵截。11月7日早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想从首都机场前往香港参加一个学术讲座，被边防警察拦截；1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何光沪欲前往新加坡，在北京国际机场被堵截。 “困难非常大，有些被控制的朋友虽然出国并非为了颁奖仪式，也被阻拦了。这说明中国政府的策略是不愿意放任何一个人出国来出席颁奖典礼。”杨建利发现中国政府的网撒的很广，国内的人得到了邀请，却出不来。 前往奥斯陆观礼存在着两份名单，一份是10月份刘霞的邀请名单，另一份是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在11月份中旬发出了邀请函的名单，前者因为是通过公开信发布，路人皆知，而后者则处于保密状态，也是中国政府一直急于打探的秘密。令杨建利担心的是，由于中国政府严控出境，届时从国内到达奥斯陆的人会寥寥无几。 “刘晓波获奖的荣誉，首先应该由在中国国内的朋友来分享，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比国外困难的多，他们的贡献比海外更直接更大。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被控制出不来，但大家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我们会在颁奖仪式当中凸显这个事实。让大家一看就明白，有些人是应该来而未能来的，不能来的原因是什么？” 在办理刘霞委托事宜之外，杨建利还帮助海外华人前往奥斯陆观礼，由于人数众多，诺贝尔奖委员会特别在市政厅主会场旁提供一个可容纳200人的大厅，使其他人可以通过大型屏幕观摩典礼实况。 杨建利没有透露将要与会的华人总数：“嘉宾总数不便透露，但每年固定的是，得奖人可以邀请的嘉宾是30位，由于我们的特殊情况，中国人口众多，成形的明确的民主运动，异议人士和独立知识分子的普遍存在，在中国有三十年的历史。这30年一代代的人所累积的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