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記者萬毅忠報導/望聞問切、號脈觀神這一將懸壺郎中與懨懨病患囊括其間的畫面，就像一部黑白默片中記錄下來的情景，在中國大地上存在了數千年。似乎在舊時的日子裏，人們生死無悔，從沒有人對這祖宗流傳下來的醫術說過不字。
但百多年前的鴉片戰爭不僅打開了國門，隨之而來的現代科學也讓中醫陷入了持續不斷的噩夢之中。06年4月，長沙的中南大學教授張功耀發表《告別中醫中藥》一文，10月6日他又和美國紐約的華人康復醫生王澄一起提出《關於促使中醫中藥逐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的建議》，並徵集簽名，由此引發了最新一波對中醫的撻伐，在海內外中文網站引起了激烈爭辯，10月16日，中國衛生部表態反對這樣的言論和做法，國內各門戶網站也接到論戰禁止令，讓處於守勢的中醫獲得了片刻的安寧。然而透過這一面由官方賜予的盾牌，人們再一次感覺到了中醫在百年噩夢中的悸動。
唯中國有兩個醫
06年10月，王澄在國際互聯網發表了一篇題為《中醫和我們，既生瑜何生亮》的文章，毫不掩飾自己對中醫疾惡如仇的立場。他在位於紐約法拉盛的一傢俬人診所內向多維記者講述了自己的立場，導致這一立場的既有來自其父的淵源，又基於自身的經歷。
王澄的父親早年就讀於瀋陽中國醫科大學的前身－日本滿洲國醫科大學，通德文和日文，畢業時滿洲已經解放，他父親投身於新中國的醫療事業，1955年赴新疆支援新成立的新疆醫學院，任學院病理科副主任，後被派去學俄文，並自學了英語。王澄認為他的父親具有開放的胸襟，對人類的知識充滿渴求，但後來被派去北京參加針對西醫專家的中醫培訓，卻無法接受中醫學說，回到烏魯木齊直對夫人說：中醫胡說八道。這是幼時王澄對中醫的第一印象。
王澄還告訴多維：「有一次我父親受令急飛北京，回來後我聽到他跟我媽媽說，原來有其他國家領導人聽說中醫能治癌症，希望中國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幫助治療一位病人，周總理一聽就害怕了，連忙召集專家開會。我爸爸作為專家去了北京，大家開會的結論是中醫治癌並非屬實。」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王澄自小對中醫就有一雙審視的眼睛，後來他個人的經歷和學識逐漸使他站在了中醫的對立面。
王澄上山下鄉時所在的村子裏有一個50多歲的老單身漢姓帥，由於雙手患有內風濕關節炎，無法乾重活，在村裏食堂裏做管理員。1969年時他存了一千元巨款，考慮是先娶老婆呢還是先治療雙手。考慮再三，他決定先把手治好了，因為有了健康，老婆自然就有了。那時王澄所在的村子裏有一位中醫，收了老帥的錢之後，鄭重其事地說：「你的病為時已久，我必須給你下重藥。」就在用藥的第二天，老帥暴死，郎中也跑了。老帥的死讓王澄至今還很激動：「最讓我難受的是，這件事情沒人管，人被害死了也沒人過問。在農村，你死活都沒人管，我發現社會底層原來就是這樣。」
76年，王澄已經是新疆醫學院工農兵學員中的高年級學生，一次隨醫療隊下鄉，遇到一個四癱的小夥子被人抬來搶救，他脖子以下都不能動彈了。原來這個小夥子有精神病，一位中醫用大針從他的大椎穴插進去，切斷了頸椎，送來醫療隊搶救，但回天無力，小夥子很快就死了。30年後，王澄向記者比劃著那根針的粗細：「我看到了那根大針，有打毛線的針那麼粗，可能在脖子裏還捻動了。」
王澄告訴多維，直到那個時候，他對中醫還沒有徹底絕望，他帶著更多的問題觀察中醫，但結果總是讓他失望。1977年，王澄畢業後到新疆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胸外科工作，聽患者說中醫不用開刀就能治愈食道癌。他慕名騎著自行車去烏魯木齊郊區，進入一間空房子裏，裏面有一個人聲稱自己治愈了食道癌，並拿出病人留下的醫院病歷，王澄發現那是他的同事寫的病歷，上面記載了患者吞咽困難，懷疑有食道腫瘤，但沒有確診。病人之後找到中醫，喫了一些藥後，吞咽問題消失了，這人就宣稱自己能治愈食道癌。王澄告訴多維：「要確診食道癌，要拍X光，要做活檢和病理分析。那時我還天真，騎了很久的自行車去尋找奇跡，結果認真而來，反感而去。」
這一反感而去，使王澄與中醫越行越遠。後來他在國內完成了西醫博士的課程，88年離開工作單位北京安真醫院，先後在美國的杜克大學、Emory大學、費城心臟研究所和紐約 Maimonides 醫院做研究，之後在紐約Maimonides 醫院和哥倫比亞大學長老會醫院做住院醫生，於哥倫比亞大學長老會醫院康復專業畢業後，開設了私人診所。
他帶著對中國的記憶行走在美利堅的土地上，有一天他突然省悟到：「全世界都衹有一種醫學，那就是現代醫學，衹有中國支持兩種醫學。要麼全世界錯了，要麼中國錯了。」在與多維的訪談中，王澄重申了他這一最引人矚目的發現。
這一省悟令他自己也大喫一驚，接著他就懷疑，中國的醫療體制可能從1949年開始就出錯了。在多年的觀察和思考之後，他於2006年1月寫了長文《從美國看中國大陸的醫療體系》，由於中國的《健康報》拒絕登載此文，王澄將全文上網並自行印刷成冊。王澄在封底寫上了自己的墓誌銘：「給我機會，讓我看讓我想，我會和別人說的不一樣。」
06年10月，王澄起草了《關於促使中醫中藥逐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的建議》，一些話語引起激烈震蕩。他敦促中國「修改憲法，刪除憲法第21條關於中醫的內容。」呼吁中國政府「采取適當措施，讓中醫在5年內全面退出國家醫療體制，回歸民間，使科學醫學（西醫）成為國家唯一的主流醫學」，並「立即停止中藥研究」。
王澄為中醫設想的情景是：和其他國家的傳統土醫一樣，中醫存在於民間文化之中，無聲地潛伏在街巷村陌，衹要不害人，信者盡可以去看，就如和它歷史同樣悠久的風水算命，遠離國家的醫療體制。王澄引用漢醫在日本明治維新後遭受廢醫存藥的命運，認為中國對中醫應該更嚴厲，要廢醫驗藥。
像一百多年來撻伐中醫的人一樣，王澄告訴多維他這次用的也是現代科學這一利器：「中醫往下垮的原因是它抗不過現代科學，科學帶來進步，電腦和X光連在一起就是CT，後來又產生了核磁共振，數學物理化學生化是現代科學的根，因為這些現代科學是在同一個體系裏的，各學科可以相互促進。而脫離現代科學的中醫，就像是一個孤兒，在現代人往前看時，他們還往後看，沈溺於祖先留下的稀少的古籍之中。」
《黃帝內經》等中醫古籍在王澄看來是沒有完成進化的古化石，他曾譔文說：「中醫是人類進化到17世紀以前的一塊化石，歸入中國的正統醫學是中國的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並導致中醫在中國泛濫成災，中醫與當代中國大陸社會進步格格不入。它不屬於科學，而屬於宗教範疇。」他在06年8月譔文猛烈抨擊中國工程院的四名中醫師院士，認為「喇嘛道士都會」隨著滿嘴陰陽五行的人「成為院士」。
王澄在06年11月發表的《疑難雜症－醫生水平極其低下的人類群體的黑話》一文中，對中醫的絕活－治療疑難雜症進行了猛烈攻擊。他提出美國沒有疑難雜症，中國的高級領導人也不會得疑難雜症，疑難雜症衹是水平低下的中醫的哄人之說。王澄舉毛澤東為例：1974年，毛得了一種病，吞咽無力流口水，兩手兩腿無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的肌肉明顯萎縮，被中國最頂尖的西醫診斷為極為罕見的運動神經元性肌肉萎縮病ALS，最多能活兩年，毛澤東果然於1976年9月逝世。王澄認為：「如果沒有西醫，毛澤東也會被中醫說成死於疑難雜症。」
劇烈的現代風掃蕩著古老的中國，有的地方煥然一新，有的地方淪為死角，王澄認定那被遺忘的死角，就是中醫。他相信自己參與發起的2006年中醫爭辯硬是活生生地把中醫這塊黑洞洞的天劃了一個大口子，讓陽光灑了進來。他告訴多維：「我們的觀點和做法，會借著中國的現代風張揚出去，多年之後，你會看到我們的觀點深入人心。」
為了減弱中醫的香火，王澄在06年8月向國內中醫學院的學生們發出了《王澄醫生寫給中醫學院和中醫藥大學青年學生的一封信》，信中呼吁「把學習內容轉換成100%的西醫內容，先把自己訓練成一個100%合格的西醫。」他提醒中國的年輕人「中醫在中國大陸將被趕出主流醫學的事是早晚的事，你們千萬不要做了中醫的殉葬品，千萬不要上你們騙子中醫老師的當。你們每天詠經的時候，自己都不知道是在考古還是在學藝。」令王澄意外興奮的是，這麼一封顛覆性的信件竟然登載在國內的新華網上。
06年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王澄處於一種亢奮之中，他告訴多維：「我們的論點發表以後，中醫界自己炸了鍋，西醫在旁邊看熱鬧。」被國內媒體稱為「體制內培養出來的挑事者」的王澄，現在每天忙碌於自己位於紐約市皇后區的三家博愛復健醫療中心，他在接受多維訪問時，坦陳自己作為華裔美國西醫對中國醫療事業的關注：「我從小在中國受正統教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考慮的是中國的國家醫療體制，不針對任何具體的中醫醫生。」
對中醫的百年撻伐
1568年澳門區主教卡內羅在澳門創辦了中國境內的第一所西醫教會醫院，傳教士醫生在珠江三角洲以行醫的方式輔助傳教。1827年，東印度公司的傳教醫生郭雷樞來華，在澳門開設眼科診所,為貧民免費治病。他的一個建議加速了西醫進入中國的速度和規模，1835年他在《中國叢報》發表論文《對用醫生來中國傳教的提議》，提出以醫學為先鋒進入中國。1838年郭雷樞發起「醫學傳道會」，遊說西醫來華服務。值得注意的是，西醫最初進入中國時並沒有引發中西醫之爭。
對中醫的抵制首先開始於日本。日本的「漢醫」源自中醫，在日本曾一度佔據了醫學主流，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運動引進了現代醫學，日本醫學界廣泛要求廢除漢醫。與此同時，日本對漢醫藥「廢醫存藥」，基於對中藥有效成分的提取、分離和鑒定開發了很多漢方藥。
這股對傳統的撻伐之風很快就傳回了中醫一枝獨秀的中國，最初的反中醫者們以浙江省籍人士居多。1879年，浙江儒學保守派人士俞樾發表《廢醫論》，首度明確提出了廢除中醫的主張。1914年，錢塘舉人、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汪大燮決定廢止中醫，不用中藥：「餘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一節，難以照準。」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廢中醫之議。在抗議人士不斷的請願下，北洋政府回應：「非有廢棄中醫之意」，廢醫之事不了了之。
1920年代開始，海歸人士成為反對中醫的主流，如主導全面廢止中醫活動的餘雲岫、大作家魯迅、現代中國之父孫中山、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戊戌變法領袖梁啟超、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被稱為「歐化和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丁文江、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等都倡導廢除中醫。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指出「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認定「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
1925年中醫界謀求將中醫納入學校體制，卻因受西醫界抵制而流產。此事導致中西醫界關係迅速惡化，兩大陣營間水火之勢漸成。1929年餘雲岫以委員身份出席中華民國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提出建議要求全面廢止中醫，並由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因遭到全國中醫界強烈反對而未能付諸實施。上海中醫藥界人士為了慶祝這一勝利，把每年3月17日定為「中國國醫節」。
1933年，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汪精衛說：「中醫言陰陽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學上實無根據；至國藥全無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張「凡屬中醫應一律不許開業，全國中藥店也應限令歇業。以現在提倡國醫，等於用刀劍去擋坦克車。」
1934年，後來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傅斯年發表文章，指出「政府的責任，即是逐步廢止中醫論 …… 這本是同治、光緒間便應解決的問題，到現在還成問題，中國人太不長進了。」他認為：「中國現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氣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他聲明：「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不如此，便對不住我受的教育」。
1950年5月，餘雲岫參加第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再度提出廢止中醫方案，遭到與會者一致反對。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王斌提出，中醫是封建醫，應隨封建社會的消滅而消滅。還開設了中醫進修學校，讓中醫學習西醫，學習解剖學。1953年這些做法受到毛澤東批評，副部長兼黨組書記賀誠與副部長王斌被撤職。
1961年台灣的的李熬發表過兩篇關於廢除中醫的文章，他在《修改醫師法與廢止中醫》中說：「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為民族進化計、為民生改善計，不可不取斷然手段以廢止舊醫，此乃國家大計，非區區主奴之見也！
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政府對中醫學給予了政策上扶植，中醫得到很大的發展。在當時的情況下，幾乎沒有人試圖反對中醫。在1979年衛生部的廣州會議上，當時力量均衡的中西醫就曾有過一場「誰是主導」的激烈爭論。爭辯的起因是在五六十年代對抗傳染性疾病中，「抗生素」和西醫力量居功至偉，自然科學的理性動搖了中醫的民間基礎，官員也明顯出現「中西兩派」。時任衛生部長的崔月犁平衡雙方意見，以「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並重」方針，從表面上結束了這次紛爭。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定的《憲法》試圖在醫學上用兩條腿走路，它在第21條中規定：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
從20世紀末開始，國際互聯網上出現了新的一波對中醫的批判，有些網站還開闢了批判中醫的專欄，一些網絡名人活躍其間。直到2006年6月，長沙的中南大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張功耀教授在博客上發表系列文章，溫和地提出了：「我們的主張既不是廢除中醫，也不是取消中醫，而是推動中醫中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回歸民間 …… 在我國目前這種社會狀況下取消中醫，既無必要，也不可能，而且未必就有好處。」後來，他又與住在紐約的王澄發起了「徵集促使中醫中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簽名公告」，引起激烈爭辯。
三聯生活週刊發表《西醫非要逼死中醫？》一文，認為簽名是一百年來多次爭辯的持續，衹是中西醫的力量對比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中醫每戰每退。公告的首位籤名者、紐約醫生何剛在接受多維采訪時說：「中醫是滯後了兩千年的國粹，在西醫不斷淘汰、糾正、創新和發展自己的同時，中醫抱殘守缺、停滯不前，兩千年保持同一張面孔。」
簽名發起人王澄告訴多維：「這次對中醫的撻伐自下而上，是民間打中醫，不同於從前，以前是留東洋和西洋回國的人當了高官之後搞洋務，當時草根是護著中醫的。這次政府表態不同意我們，中醫也要批判我們。本來我們作為草根，就如小草一樣一腳就能被踩死，但這次沒有死，是因為我們說的是真話。我告訴對手：從80年到現在，你們垮得一塌糊塗，就是因為中國現代化進程，衹要中國前進，你們就會繼續往下垮。」
中醫的窘況
民國初年，中國有中醫80萬人，1949年有50萬，1978年人數大為減少，但仍有近30萬之多，目前在中國大陸，衹有27萬名中醫，西醫人數在1949年不足9萬，今天已達175萬，西醫和中醫呈五比一的對比態勢。但實際上，在27萬中醫中，衹有3萬人還在用中醫看病，其餘都是用西醫的辦法看病。在中國目前的醫療實踐中，西醫和中醫的比例達到了近70比1。
有資料顯示，中國的名中醫人數從1980年代的5千多人也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500人，有人直嘆中醫藥傳承出現危機。儘管中國大陸現有32所中醫院校，但1/3至1/2的課時都是講授西醫課程，畢業生多數不會望聞問切，被人譏為假中醫。
迴首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施行「低成本、廣覆蓋」的合作醫療政策，這種「中醫為體，西醫為用」的結合式方針使低成本的中醫能徧及中國大面積的貧困地區，以應對迫在眉睫的流行病問題。那個年代可謂是百年間中醫少有的黃金年代：中醫被鼓勵、中醫學院廣泛設立、中醫人才井噴式出現。
王澄告訴多維，目前中國大陸，認為醫院講求經濟效益，能賺錢的是英雄，CT、核磁共振、手術室都很賺錢，中醫科因為勢弱不盈利，被戲稱為豆芽科。王澄說：「本來應該是現代科學打敗中醫，但現實中，醫院追求金錢這個極為錯誤的做法，一下子把中醫打得沒影兒了。」
有報導說，一家有200名醫生的醫院，中醫科人數有14名，由於缺少患者登門，中醫科近乎關門，醫院被迫裁人，除針灸、按摩、理療等項目保留4名醫生之外，其餘十人每月領取350元生活費，打道回府自謀出路。但矛盾的是，一方面年富力強的中醫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國家還在大批地培養新的中醫學院畢業生，儘管畢業生的去向可能是推銷藥品或去娛樂中心做按摩。
王澄留意到在他和張功耀聯合發出《關於促使中醫中藥逐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的建議》之後，西安交通大學的博士生導師司履生教授譔文《中醫在中國已經退出了主流醫學》，稱中醫早已退回民間了，因為現在已經很少有醫院還用中醫診病。王澄告訴多維：「我知道在國內，就有醫院院長揚言說如果不是評三甲醫院規定一定要配置中醫科，早把中醫踢出醫院了。」
作為病理學與病理生理學教授，司履生指出的事實是在中國哪怕一個鎮一級的衛生院，都是由學過現代醫學的醫生佔主導地位，就連殘留下來的部分赤腳醫生，也在用抗菌素和打吊針，不采用現代醫學，醫院恐怕無法生存。
在司履生的文章中，中醫的活動範圍被描述成衹是在那些偏遠山區農村的老大
爺老大娘，得了病沒辦法，才找當地的中醫，聊以自慰。城里人相信中醫得病看
中醫的的已經不多了，哪些人去找中醫呢，一是得了晚期癌症，奄奄一息，想在
中醫中創造個奇跡，死馬當成活馬醫的人，去找那些自吹有祖傳秘方的中醫，或
者他們的家人，為了盡心而已。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中醫早已被邊緣化了，而且還要越來越遠地退出主流醫學，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趨勢。
無獨有偶，中醫的衰退在台灣也早已出現，根據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1996年的一項研究，台灣經由正規中醫教育體系所培育的中醫系學生，在畢業後大部分都選擇執業西醫，僅極少數選擇中醫執業，九成的中醫系學生選擇一畢業後先至西醫受訓。研究發現台灣的醫療體系是一個不整合且偏西醫的局面，不僅醫療結構如此，中醫系的醫學教育亦呈現雙元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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