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三角之一－印象王潮歌
记者万毅忠报导/印象系列是张艺谋铁三角在中国推出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03年《印象刘三姐》，06年7月《印象丽江》雪山篇，以及07年春天即将推出的《印象西湖》。大型山水演出取名印象，用王潮歌06年12月10日在纽约所作的阐释就是：印象就是没有故事和情节，是说人话，表达真实的情感，是一个人到了外乡后的感怀。
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先锋意识的舞台剧导演，王潮歌从歌剧《秦始皇》的排练中抽身而出，参加了该剧在曼哈顿的一次推介活动。她的言论尽显率真、机敏与智慧，其叙述的魅力足可纳入其印象系列。在印象系列中，王潮歌让当地农民表演，在本文中，我们让王潮歌说话。
我们仨竞相领跑
在铁三角中，张艺谋是个大大的名人，每到一处，人们像蜂团一样围住他签名，我俩就静静地在旁边看着。和他结成铁三角，我俩有心理压力：谁叫咱们上大学时就吐着大舌头看人家的作品。03年一起工作成为我们合作的机缘，我们发现互为竞争敌手。十年前我和樊跃成为两角，张艺谋插进来，成为第三者。铁三角的重要特征是竞争，而不是互补。
一起工作时，我们仨的脑子都要飞速运转，稍有懈怠就被对方超过，这时你的脸就没地方搁，赶紧再超，刚超一半儿，那边又上来了，就像运动员有领跑，速度就带出来了，否则永远出不了世界第一的速度。领跑者的重要性超越自己本身，我们仨就这样，互相领跑，到喘气歇腿时，猛然发现咱们仨今天更聪明了，咱们哥儿们很了不起嘛！
我们仨常这样发现自己从未有过的聪明从铁三角里迸出来。于是我们惺惺相惜，总找到对方谈论作品，为的是碰撞和刺激，这种刺激使作品越来越不像自己的，但越来越好看。
作为铁三角中唯一的女性，我是妈妈，是姥姥，是女儿，是妻子，还是情人。美国中国都是男权社会，人们会承认女人的勤奋和辛苦，但不愿承认你很厉害。在铁三角中，最年轻的我以多種姿態存在於两个强大又富个性的男人身旁，和他们平起平坐。如果一个女性能和男人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请相信她的智慧和能力是超越这个男人的。
和美国人聊中国皇帝
对中国人来说，秦始皇太复杂了。他是我们崇敬的第一个皇帝，我们的大中华就是从這个家伙开始的。但我们的教育给了他很多负面的东西：集权、焚书坑儒，是个坏人；又说帝王在建造帝国时，无法顾及妻子儿女，最后落得孤家寡人的境地。
不知外国人如何想象中国的皇帝，如果来自一个王权的民族，他会认为帝王伟大，是缔造民族文化的英雄；如果他来自个人主义的国度，他会认为帝王很坏，因为他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和个性。
在美国演《秦始皇》，我和张艺谋都有一些摇摆，摇摆就在于我们不知如何给他定位。大家能清晰地感觉到我们的摇摆：秦始皇施展强权时，我们给他辉煌；但在剧终，我们也指出权力使他落入孤独之境。
历史本身没有真实可言，谁知道秦始皇是怎么回事，可能要挖了他的坟才知道。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的境況評價历史，今天家里吃的不错，就喊皇帝不错；今天吃的不好，就喊皇帝不好。
我对秦始皇到底是谁不感兴趣，关键是我们在美国聊一聊我们的皇帝。美国对多元文化感兴趣，于是我们把秦始皇缔造统一国家，寻找统一音乐的故事搬到大都会歌剧院来演出，这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情。但举重若轻或是举轻若重在于我们，我们并不觉得它是一件伟大的和了不起的事件。其实就是个文化现象，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民族间相互的好奇心。
演员班子里除华人田浩江和傅海静之外，都是外国演员，如浑身都流淌着西班牙沸腾血液的多明戈。他把西方和东方文化攪在一起，非要把秦始皇人性化，在公主栎阳失身以后，他认为秦始皇非得拔剑把高渐离宰了！“我要是忍下这口气，还是个男人吗？还是个父亲吗？”多明戈不理解，这就是文化冲突。中国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宏图霸业我啥都能忍，为了更大的理想可以牺牲妻子。外国人说：那不行，得以人为本。他把我女儿给糟踏了，我得弄死他！
多明戈就此和我一再争论。排练时，一唱到栎阳那儿，他就软了：栎阳啊……一唱到高渐离，多明戈就怒目圆睁，脖子粗红。这时，我就得跟他讲中国人的想法，中国的帝王是怎么回事，中国的文化是什么。
但三言两语，哪里讲的清楚。他们吃面包，咱们吃米饭。我觉得永远讲不清楚，我也期盼着这样，因为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特征，全都明白了，有什么意思啊，世界就没劲了。所以他吃他的，咱吃咱的，他不理解正好，他能接受多少是多少，多明戈就这样演绎一个他自己的秦始皇。其实，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就和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日本一样，带着一层摸不透的面纱，它引发你触摸的欲望，这比真摸到了有趣，一如谈恋爱，初恋最美好，是因为不明白，真明白了，就那么回事。
歌剧这个洋玩意
目前在大陆，歌剧没有市场。一场歌剧囔囔半天卖票，到时坐了半场人，一看都是自己人。所以一说歌剧，肯定是在西方，是人家的事儿，导演就更少机会去导歌剧了。没钱没市，干嘛要去做。
接到大都会邀请时，我们很犹豫，犹豫有三。一是歌剧太耗时，占我们的精力太多；二是异地作战，我们不愿来纽约工作，我们现在不太想离开家乡，不太愿意离开自己睡熟了的那张床；三是对于整个工作流程的陌生，其中有对歌剧的陌生，更多的是对大都会歌剧院的陌生。在歌剧的幕后，复杂一如小金字塔，买票看戏的观众只能看到一个尖儿，下面越来越大。在基座上，人员之多、环节复杂的程度、所需金钱之巨都不是大家能想象的。
在接戏时，我们对这些麻烦有所准備，但实际的麻烦大大超过预想。今天，我们回头一看，有点后怕：这么长时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这些麻烦有：一是歌剧以歌唱为主，歌唱演员在上劲的时候，导演不可乱动弹，得听他唱完再说，这需要一个习惯。我觉得我们仨都非常聪明，太聪明了，聪明的了不得，这个麻烦很快就被打发了。
麻烦之二是英文和音乐，对这我们都不是手拿把杈的熟烙，他们一唱你就烦，你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我们英文不好，张艺谋根本就不懂英文，一听到英文就急。翻译用紧逼盯人法盯在我们身边，把正在唱的东西告诉我们，这挺烦人。
最麻烦的是大都会的工作流程。整个大都会歌剧院像是一个巨复杂的机器，每天都上演一个不同的剧目。为此每天下午四点有一个大的舞台转换，非常壮观。你站在那里看到，上出戏一点点没了，下一出戏嘎地就来了，所有的灯光都要转换方向。
这在中国无法想象，中国舞台上需要五到七天的合成，大都会只要几个小时，而在当晚它又换一个，不可思议。
大都会歌剧院地下有三层极深的大地库，以比舞台大三倍的空间来完成机械转换。人人各司其职，每个人像钉子一样轻轻牢牢地钉在自己的位子上，保证这个巨复杂机器的运转。这个运转把我吓了一大跳，到现在我还吐着舌头瞪着眼睛看着他们，还在琢磨呢，这个机制很了不起。
在中国，人们常在工作时聊天，说闲话，但大都会工作人员的职业精神让我印象深刻，他们非常敬业，这是在职业基础之上的敬业。在中国，人说敬业就是特拼命特努力，但少人说到职业道德。从大都会一个普通工人身上，也能发现他对自己工作的热爱、专注和毫无怨言。我回去要收拾收拾工作班子，我要整他们，要他们看看人家怎么弄的。
在大都会，艺术家们保持充分的好奇心，每天琢磨自己能否做的更好。这种好奇心反馈给导演就是：你再给我一点戏，我还能试一试。这对我们导演是个鼓励，假如《秦始皇》再排练半年，我们还能排下去，因为大家都没有完结的意识。
演秦始皇夫人的演员戏份本来不多，在公主唱白时，她本可以在一边待着。她走过来跟我说：“我设计了一个小动作，能否随着女儿也来这么一两下？”原来她设计了模仿女儿的手势，以示对女儿的深爱。她对我触动很大，她想尽可能在舞台上抓住瞬间多表现一点东西。她使我想起在中国合作的演员，常不耐烦地催促我们：什么事儿，快快快，我还有事儿呢，赶紧！
限制本身是最大的自由
在大都会导演歌剧有很多限制，我认为限制本身是最大的自由。你站在一个空寂的旷野中间，接到命令开路，你会问往哪儿走啊。这时你有自由，但发现无法行走，自由成了巨大的限制。而在一条由两堵高墙相夹而成的胡同里让你走，你就知道往哪儿走，还可以和人比快和比誰走得漂亮。
大都会歌剧院、歌剧和音乐本身也给我们限制，进入乐队合成阶段后，导演成了最令人讨厌的人。人家正在拉呢，你如果喊“停停，把调子调一下。”这可不行。你只有在旁边等着，等乐队停的时候，你以米老鼠的速度飕地跑过去，说几句又哒哒哒地跑回来，老老实实地等在一旁。在乐队时间里，导演没有优先權。在演员唱的时候也一样，当歌手正唱到最高的高腔时，你如果喊停，会憋死他。對我們的限制还来自工会，如果规定12点结束，不能拖到12点零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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