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勇士，我们是天安门三兄弟

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报导/“我们其实是普普通通三个人，如果在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三个人在1989年5月23日的行为实在是微不足道，但发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专制独裁的政治使我们三人最终成为悲剧性的人物。” 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鲁德成语速缓慢地告诉记者。

2006年4月11日，鲁德成以政治难民身份抵达加拿大，20日，他从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飞抵纽约，恰巧在同一天，正在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由西雅图飞抵华盛顿。4月21日，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 在曼哈顿中城的帝国大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天上午，各国游客如往常一样，在这座纽约最高的地标建筑前排起长龙，鲁德成从人龙的左边穿过，推开旋转门，由过道入安检门，搭电梯来到三十三楼“中国人权”的办公室，他向记者表明了他对自由的感悟：

获得自由，我既喜悦又难受。我个人获得自由，值得喜悦；但想想喻东岳，余志坚等失去自由，丧失健康的人，他们急需外面的帮助，他们更渴望自由。人们称我们为天安门三勇士，受之有愧。我知道人们之所以褒扬我们，是因为他们对毛泽东残酷统治的痛恨。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被称为天安门三兄弟更为贴切，尽管我们现在天各一方，地理的距离和状况的差异并不防碍我们三位一体的实质。

鲁德成，1963年生人。1989年5月23日他和喻东岳余志坚一起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用颜料涂污了毛泽东的画像。为此，三人在中国被长期囚禁。在鲁德成获得自由之时，喻东岳已经在监狱被迫害致疯，余志坚06年2月18日再次被囚禁。在经历了八年牢狱之灾，出狱后八年间又一直处于逃亡状态的鲁德成不是一个善于词令的政治人物，他神情严肃地坐在中国人权主任谭女士，联络员封从德和前主席刘青旁边，用缓慢的语速请记者提问：“各位要是有什么问题，只要是我能够回答的，我都愿意接受。因为我刚出来不久，如回答不妥，请大家谅解，我们是普普通通三个人，谢谢你们媒体的关注。”

我们从小就是朋友

我出生在一个汽车驾驶员家庭，我父亲在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开了一辈子车，我中学毕业后继了父业，在湖南省浏阳市的湘运公司做修理工。我在家里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我结婚比较早，1983年20岁就结了婚。

我和余志坚从小就是好朋友，我们是邻居，五六岁就在一起玩，我比他大一个月，读书时我们又在一起。中学毕业后，余志坚考取了湘潭师专学化学，也就是现在的湘潭大学；喻东岳和余志坚是大学同学，后来喻东岳分配到《浏阳日报》社做美术编辑，余志坚则分配去大湖镇滩头小学做了小学教师。他们刚工作不久的一天，喻东岳来到余志坚宿舍里来玩，我们三个人就认识了。他们俩兴趣很广泛，喻东岳喜欢绘画和书法，余志坚喜欢文学，我那时候也不太忙，住在汽车公司里，经常倒班，也就是两班倒，空闲时间多，我们三个人接触就频繁了，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

一九八九年四月份，我们湖南浏阳人，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以后，北京出现了学生运动，我记得很清楚《人民日报》在四月二十六日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态发展，当然我们也和别的人一起谈，我们反对中共一党专制，对毛泽东的独裁和暴政深恶痛绝，这一点也和当时的学生主张不一样。

去天安门，是我们三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并且都没有明白告诉家里人。

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晚上，我们一帮朋友共十多人在《浏阳日报》社开了一个会，决定第二天北上，那个时候，我们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运前景还是抱乐观态度，觉得学生和平的斗争或许会使政府做一些妥协。这个晚上，我们决定打出湖南请愿团浏阳分团的旗号。五月十七日天还没放亮，喻东岳，余志坚，我，浏阳一中的一位姓龚的教师，浏阳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叫李京，还有赵云谭旭等共八个人一起坐车离开浏阳去长沙。

在长沙，我们和长沙铁道学院，湖南师大的学生有一些串连，书写了一些传单和标语，我们带着传单标语和几件洗换衣服，挤上了十七日晚上长沙至北京的第二次列车，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各省都有学生进京，那火车拥挤不堪，到处都是人，我们坐在厕所的洗漱盆上，就这么摇晃着在十八日晚上进了北京。

十八日，广场学生大绝食进入第六天，三千学生决以死相谏。晚上九点钟我们浏阳分团到了天安门广场，那时学生正在静坐绝食，广场上人山人海，当晚我们就随学生一起游行示威，还坐车去了郊区，当时传说部队已经到了郊外。十九日凌晨，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情愿的学生，这天深夜，我们三人起草了一封信给广场指挥部，谈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其实在长沙时我们书写的横幅就与学生的说法不同，我们的横幅是“倒邓拥方”，打到邓小平，拥护方励之，在我们看来首次学潮中被政府批判的方励之是自由思想的代表，他的自由主义和中共的独裁专制相对立。我们在广场打出这个横幅之后，很多人不明其义，倒邓好说，但拥方是谁呢？二十二日晚上，北京市街头流传着部队要镇压学生的说法，几十万市民涌向街头，涌向广场支援学生。一直到这一天，我们浏阳分团的八个人还在一起，但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时，其他人认为我们三个人的主张过于偏激，他们不同意我们的想法，于是我们浏阳分团就在这一天分道扬镳了。

朝天安门城楼扔鸡蛋的人

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喻东岳，余志坚和我三个人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前的一排矮房子的房顶上开了一个小会，当时我们有三个准备实施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自焚，我们对这个方案的顾虑是，在我们自焚之后，围观者误解我们的想法和主张，我们的行为是想使这一运动往前推进，但在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已经无法述说了，被人误解那就糟了。第一方案尽管壮怀激烈，也只能暂时搁置。第二方案是，用蛋壳装颜料投掷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第三个方案是，找一个楼梯爬上天安门城楼，把毛泽东的像取下来，或用油漆把它刷掉。这个方案也不现实，因为不等我们触及毛泽东的挂像，就会有人把我们抓住。

二十二日晚上，在可以纵观整个广场这个房顶上，我们三个人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因为在所有的非暴力手段中，没有别的方法比对这一独裁的象征采取行动更引人瞩目了。后来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不用玻璃瓶而用蛋壳来装颜料，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用非暴力，用蛋壳不会伤人，玻璃瓶碎了会伤人。

在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我们三个人处于一种介乎于兴奋和亢奋之间的状态，一宿都没有睡，我们知道这一行动对我们一生意味着什么，我们孤注一掷。

二十三日上午，我们三人去王府井百货商店置办了些宣纸，墨水，油画颜料，毛笔和稀释剂，喻东岳是画画的，他对这些在行。后来我们又到了一家邮局，给家里发了诀别信。

中午我们回到广场，当时在长安街的北边金水桥旁有一些卖煎饼果子的小摊，有面粉油条鸡蛋等，我们买了二十个鸡蛋，把蛋黄蛋青做了煎饼果子，当我们三个人的午餐，蛋壳用塑料袋装好。我们把鸡蛋按平常的方法敲开两半，我们就在金水桥旁的中山公园的门口装填蛋壳，当时中山公园没有开放，四周很安静，我们三个人就在公园的门槛旁席地而坐，弄好的鸡蛋和写好的横幅就放在地上，没人围观我们，但天安门城楼底下倒是人来人往。

我们大概是下午2点多开始行动的，在行动之前，我们三个人还合了影。我们小心翼翼地拎着装有颜料鸡蛋的塑料袋来到城楼下，余志坚负责拦住进出门洞的人流，维持秩序，喻东岳和我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门洞的两侧张贴了两幅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之后我和喻东岳站在金水桥与城楼之间开始向毛泽东像扔鸡蛋，我记得那是一个斜的仰角。

我记得在扔出去最初的几个鸡蛋之后，听见有人鼓掌欢呼，我没有看见人们的表情，但很受鼓舞。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两个人帮我们扔鸡蛋，是两个陌不相识的年轻人，整个扔鸡蛋的过程不超过五六分钟，之后人们围拢过来，人群也像开了锅一样，人声嘈杂，估计能有一二百人吧。这些人有人欢呼，有人反对，有人不置可否。其中甚至有一个人扯着我的肩膀，要我赔他的衬衣，因为鸡蛋中的颜料掉下来，弄脏了他的衣服，当时我也是五颜六色。

扔完鸡蛋后，我们在原地待了十多分钟，后来学生纠察队来找我们，要我们去广场指挥部去说明情况。我们压根就没想要跑，正好我们可以借此和他们说明情况。

后来我听一些说法，说我们和学生有一些肢体接触，其实我们并没有被强迫，如果我们三个人想溜走，我们完全可以和另两个帮我们扔鸡蛋的人一样趁乱溜走。但我们在前一晚上甚至考虑过自焚，命都可以豁出去，怎么会逃跑呢。在采取行动之前，我连牙膏牙刷都扔掉了。在行动之前，我们预计会是中共的专政力量会介入，而不是学生。

我们三个人敢作敢为，毅然决然地和纠察队一起去广场指挥部。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在浏阳看到有人把毛泽东白磁像章别在胸前，不小心摔碎了，这个人吓得要死，跪在地下把碎片一点一点捡起来。

我现在敢在万众瞩目的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像扔鸡蛋，我觉得大义凛然。

我们被带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台阶处，那里有铺着油布的帐篷，我主动地把我的居民身份证递给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他满脸严肃，把我的身份证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好像对我充满怀疑。后来我们被带到停在广场旁边的一长串公共汽车上等了两三个小时，我们被命令在那里写了我们三个人的基本情况和想法，当时我的想法是我们被学生滞留了。

再后来，广场学生指挥部在历史博物馆门口的台阶上开了一个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我当时估计有十几二十家新闻机构，围观的人也有五六百人。我们借此机会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立场观点亮出来，我记得当时是我一个人讲了话，余志坚和喻东岳站在主办者的后面，没有出现在镜头里，我一直觉得很纳闷。我当时说了我们的身份，表明我们与学生无关，我理清了一些关系，说明是我们的自发行为，对自己的行动负完全的责任，我的言语就是简短地谈了这些情况。

在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之后，中央电视台在傍晚时分采访了我们，那是在一辆巴士车上，这次我们三个人都亮相了，都说了话。在我们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同时，国安部已经有几台车在旁边等着我们。那一天，有两个学生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是郭海峰，一个是杨朝辉。郭海峰自报家门是高自联的秘书长，还让我们三个人每人给他写下了名字，他亲手把我们交给广场公安管理处。在把我们移交给公安之前，郭海峰告诉我们他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他反对把我们三人交给政府，但在场的高自联常委投票表决，结果主张移交我们的人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他作为秘书长，也只好保留自己的意见，服从决议。在移交的时候，郭海峰要求管理处出具一份接受我们的收条，并说：我现在把这三个人交给你们，我们对这三个人的命运还是会关注的。

我们很快被送到南池子派出所，在晚上七点半左右，有一个小伙子大概是警察家属，从外面跑进来，看着我说：你就是电视上谁谁谁。原来他刚看完新闻联播，进来看热闹的。

我远在湖南的父母在当天晚上也从新闻联播里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当时就几乎昏过去了，一下子就瘫在地上了。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当时他直说：完了完了。

后来不停地有人问我一个问题，问我朝毛泽东像扔鸡蛋后悔不后悔。我肯定地回答：不后悔！要唤醒民众，粉碎专制，必须这样做。这件事情无论从政治上来讲还是从历史意义上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也有人问我在我们扔完鸡蛋后，是广场的学生把我们抓住，并扭送中国的专政机关，我怎么看这段历史？我的回答是八九学生运动无庸置疑是爱国民主运动，学生把我们扭送给中共，应该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吧，我们不恨学生。归根结底，学生这样做的罪魁祸首是中共的集权统治，学生这么做，是他们当时有他们的考虑，直言不讳地说，就是学生当时对中共抱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一点我必须指出。

不再寄出的明信片

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南池子派出所待了一个小时左右，派出所在了解我们的基本情况之后，把我们转到了东城区看守所，我们三个人被分开关押。

关我的号子是一个三米见方的小房间，四面墙上是帆布，里面是海绵和棉花，是一间蛮特别的牢房。里面已经有三个被判刑的北京人，刑罚很轻，从半年到一两年都有，这些人也被叫着劳动号。他们负责对我二十四小时监控。

从五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中旬，外面的变化非常大，监视我的三个劳动号经常被警察叫出去问情况，了解我的言谈和情绪反映，警察甚至给他们啤酒喝，大概是鼓励他们继续监视吧。他们三个人对我说话总是哄我：这事没什么大不了，就是罚点款或者拘留拘留。我听他们说话直觉得好笑，这些假话也太没边了，事已至此，绝不是那么简单了。

我在东城区看守所被关押到被正式逮捕，那是六月十五日。那一天，有五六部车载满全副武装，头戴钢盔的武警，把我们三人押送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也就是宣武区半步桥，也叫着K字楼。警察们坐在中吉普上，我们手脚被拷住，警察用脚踩在我们的手铐上，我们只能趴在地下，就这样押送过去的。

在半步桥，我们三个人又被分开关押。

在看守所里，受虐待的事情太多了，不用我多说大家也能想象。

对我们的第一次开庭是在七月十二日，八月份宣判。第一次开庭的那天，正好我的妻子赶到北京来，法院不给她旁听。后来她写了一封信，买了一些日常用品，托看守所的看守转给我，在很多天之后，我接到她的信和物品，我才知道她在我开庭的日子到了北京。所以我对开庭的日子记得特别清楚。

官方为我们指定了辩护律师，并且收取了我们每人一百元的律师费。这是后来我家里人告诉我的，家里补缴了一百元的律师费用，这样造成一个我们真的花钱请了律师的错觉，实际上并非如此。

八月份对我们判决下来，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喻东岳被判二十年，我获刑十六年，那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庭，同庭被宣判。获刑的轻与重对我们三个人来说没有区别，当时我们估计虽然我们刑期不同，但很可能三个人会在同一天出狱。判刑后，我们还是被羁押在北京，直到十一月三十日，我们三人才被押送回湖南。

那是坐火车回湖南，我们三个人被两幅手铐拷住，只要我们一说话，公安便蛮横地制止我们。

我们被直接押送到位于湖南衡阳的湖南省第二监狱，估计是当时的司法部以每个省为单位，把和六四有关的政治犯统一监禁在一个地方，我们湖南就集中在衡阳。我们这些政治犯有的被判两年，有的被判无期，刑期相差很大，但都关在一起。我们组成了一个入监队，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班，学习中共的政策，洗了四个月的脑子。

在衡阳的时候，喻东岳余志坚和我三个人在一个监仓里，三个人像三兄弟一样，三个通铺连在一起，那个时候，喻东岳生龙活虎，身体特棒，人又开朗又幽默风趣。我的性格比较安静，而喻东岳则健谈，和很多人都处得好，他又画画又搞书法，在大冬天每天一起身，就去洗簌间冲冷水澡，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再洗一次。我和余志坚都认为，喻东岳是一个很优秀很坚强的人。他最后疯了，可想而知他经历的虐待是如何非人。

有一张照片是我和余志坚喻东岳三个人紧靠在一起拍的，那个背景就是湖南第二监狱。拍照者是狱中所谓的关系户，那时刚好是九零年过年，和警察关系处得好的犯人就弄一个照相机进来帮人拍照，以此赚钱。我们这张照片当时交了八块钱，而当时得市面价才一块。这张照片是我们牢狱生涯的珍贵记录，底片不知道在哪里，可能余志坚的姐姐知道。

我们在入监队四个月后，打过一次狠架，因为我们这些政治犯被其他的犯人虐待，我们组织起来和他们干了一场，为此，湖南省就决定把政治犯分开监禁。

九零年三月底，我们三人被分开，喻东岳分在位于沅江的湖南省第一监狱，余志坚去了醴陵的湖南省第三监狱，我留在衡阳的省二监。我们在分手之前约定，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相互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上圣诞快乐几个字，互报平安。为什么用明信片，是因为如果通信，监狱方面会把信件扣押，不如寄明信片，一目了然，无秘密可言。

九零和九一年的十二月我和余志坚都收到了喻东岳的明信片，到九二年十二月以后，就再也没有收到喻东岳的明信片了，我和余志坚都猜测喻东岳出事了。

我的第一个妻子在九五年十月四日和我离婚，那时她在工作单位受到的压力太大，为了不拖累她，我很多次要跟她分手，最后她只好离了。那一天，我在湖南省第二监狱正好拍了一张照片，我就把这个日子记下了。

记者：你们三人是否在一起服刑？

鲁德成：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我们三个人都在北京的看守所被监禁，在我们被判刑后，被同时转送到湖南，一起相处了4个月，后来被分别关押在湖南省第一第二和第三监狱，我获刑16年，喻东岳20年，余志坚无期徒刑。但结果是我在1998年元月获假释出狱，余志坚被监禁12年后也被释放，喻东岳在被关押将近17年后才出狱，这些都不是按法律程序作出的决定，而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量。我认为我们三人的问题纯属政治，但被他们用所为的法律来解决，这也可以说是侵犯人权的一个具体事例。

在监狱八年多，每天喝没有过滤的自来水，使我落下了肾结石这个病，氧化铁积压在肾脏，激光击石都击不下来，现在痛起来还不得了。出狱后，我在大陆没有做过全面体检，只查过肾结石和甲状腺瘤，因没有条件，只做了一些简单的治疗。

记者：喻东岳的近况？

鲁德成：我和喻东岳余志坚三个人在90年年底在湖南监狱朝夕相处了四个月，在分别被押送到三个不同的监狱之际，我们有一个约定，每年的12月25日相互寄一张明信片，以互报平安。到92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喻东岳的明信片了，当时我有一种猜测可能他已经出事了，因为余志坚每年都在12月25日给我寄上有“圣诞快乐” 四个字的明信片。06年2月喻东岳从监狱被释放，出来时他连父母都不认识了。一个人被关押到精神完全失常，却还一直被关押。我想不出具体能帮助喻东岳的办法，希望大家关注他的现状，群策群力地去帮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