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里坤·艾沙：国际社会不把我当恐怖分子
多里坤·艾沙在接受记者访问前后各有一次引人关注的事件。09年7月，高雄世运会开幕前，他将赴台一事被台湾刑事局获悉，压力之下他被迫取消行程。09年9月，多里坤·艾沙赴韩国参加世界民主论坛亚洲会议，入境时被扣留在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五十七个小时，最后在德国和美国政府的干预下，18日被韩国政府送上飞往德国的班机，多里坤未能踏上韩国土地。
多里坤·艾沙是否真如中国政府所指控的那样是恐怖分子，东西方正在做出不同的诠释。
日内瓦专访/“03年中国指控我是东突第三号恐怖分子，要求德国遣返。德国要中国提供证据，德国警察还请乌鲁木齐公安提供证据，结果一无所获，06年我获得德国国籍。”09年8月，在瑞士日内瓦，多里坤·艾沙告诉记者：“如果德国相信我是恐怖分子，怎会让我入籍。中国试图使世人相信我是恐怖分子，但我却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这一点上，中国没有成功。”
中国政府除指控居住在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是恐怖分子之外，还指他是世维会三大头目之一和“狂热的暴力分子”。09年8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ommittee on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Discrimination）在日内瓦开会，就中国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情况，展开质询。多里坤与藏人、港人及《中国人权》组织的代表出现在会场，他在中国官方18人的代表团面前，就维吾尔人在中国的遭遇、宗教上所受的迫害进行了陈述，并向委员会递交了报告。
8月9日午夜，多里坤在世维会负责北美地区的副主席Omer Kanat的陪同下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这时距离他们在联合国举行记者会还有十四个小时，地点是在日内瓦火车站对面的一家土耳其餐厅。
仅仅五年我们走了很远
记者：中国指控热比亚想成为另一个达赖喇嘛，作为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秘书长，你如何看待这种指控？
多里坤：在中国，藏人和维吾尔人面临同样的问题，但藏人和维吾尔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达赖喇嘛是宗教领袖，是藏人的神，维吾尔人是穆斯林，我们的神是阿拉，在世界维吾尔人运动中，热比亚只是我们的精神领袖，不是神。
记者：热比亚在7月30日取消了在日本的公开演讲，有消息说是由于中国的压力，如果属实，是否意味着维吾尔人获取国际支持的努力受挫？
多里坤：不是这样。热比亚去日本前，就已经决定取消这次公开演讲，因为在美国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时间有冲突。当然，因为热比亚来访，日本受到中国很大的压力，但和演讲取消没有关系。
很多西方国家支持藏人的斗争，但对维吾尔人的问题还不清楚。要知道，达赖喇嘛奋斗了50年，才使人们了解西藏问题，而东突问题在国际上是个很新的问题，首个东突组织在1991年在德国成立时，达赖喇嘛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而那个时候，西方国家还不知道维吾尔人问题。东突问题是在1990年代维吾尔人有机会来到中亚国家，之后又去欧洲和北美等西方国家建立自己的维吾尔人组织之后，才逐渐为西方人所了解。
记者：为了更快地获得国际支持，你们有什么策略？中国把你们和恐怖组织挂钩，这对于你们获得国际支持有什么阻力？
多里坤：最初，散布在各国的维吾尔人有四五个组织，各自为政。2004年世界维吾尔人大会成立，05年热比亚到美国，仅仅五年，我们已经走了很远。我们在联合国、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都取得了很大的支持，我们的目标是将东土耳其斯坦问题国际化，告诉世界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中国试图利用基地组织来丑化我们，进而消灭我们，但没有成功。在反恐初期，中国的指控曾使我们遇到很大的麻烦，有些国际组织疏远我们，但在我们进行解释工作之后，他们接纳了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国际社会识破了中共的谎言，知道我们世界维吾尔大会反对任何暴力，只是在联合国的游戏规则内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记者：这次乌鲁木齐事件被指是你们策划的，你是否认为将来中国会改变对你们的恐怖分子的指控。
多里坤：乌鲁木齐事件，应该由中国负责任。但是中国将责任推到世维会身上，推到热比亚身上，这种做法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中国会继续指控我们是恐怖分子，这是当然的事情。
照片解说一：在记者拍照时，多里坤说“因为赶了一天路，很疲倦，恐怕照出来会像恐怖分子。”（记者摄于日内瓦）
在京开餐厅被指交流情报
记者：北京指控你是第三号恐怖分子，引起了人们对你的好奇，你能否简单介绍自己？
多里坤：我1967年出生在新疆阿克苏，曾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物理系读书，87年我在学校组织了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并任会长。1988年6月15日，针对维族人所受的歧视，我组织了游行。那时我即将毕业，但新疆大学却在9月27日开除我的学籍。中国教育部规定，如果是勒令退学，一年后还可以重新考大学，但如果是开除学籍，就没戏了。
1990年到92年，我自费去北京外语学院读了两年英语，92年在北京魏公村开了家维吾尔餐馆。那时北京的情况比乌鲁木齐好得多，我们可以说话，而新疆管制得很严。有时我回新疆阿克苏，警察就一直跟着我。
但从1994年开始，北京的警察也开始管我了，他们盘问我为何美国人来我的餐馆吃饭，因为魏公村有十几二十家维吾尔餐厅，我的餐厅价廉物美，所以人们爱来，但这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两边警察一通气，乌鲁木齐警察说我在北京开的餐厅，实际上是国际信息交流中心，也就是说我是间谍，结果是我在警察局的朋友提醒我注意，有情况。
在开餐馆时，我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维族人不被允许学习自己的历史，我就整理了一本维吾尔人历史大事记，复印了三百多份，这令我在北京的处境更危险，因为我被限制出境，于是我在1994年买了本护照跑到了土耳其，在土耳其学了两年经济，96年来到德国慕尼黑，96年我们成立了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我任执行委员会主席，之前在土耳其还成立了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2004年，在这两个组织的基础之上，成立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84年就与达赖喇嘛合作
记者：你提到初期的维吾尔人组织各自为政，好像还有一个东突流亡政府？
多里坤（大笑）：他们自称是流亡政府，我们也不承认也不反对，但他们代表不了维吾尔人，我也没有听说他们有活动。
记者：他们是否也加入了世界维吾尔大会？
多里坤：我们并没有说所有的维吾尔人都加入了世维会，但我们说有95%以上的维吾尔人参加了世维会，我们的组织有这么大的代表性已经足够了，因为在民主游戏中，有50%以上就行了。可以说在2004年后，海外维吾尔人山头林立，各路诸侯纷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声音，一位领袖，那就是热比亚。
记者：世维会主席热比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而世维会总部却在德国慕尼黑，是否总部将会搬迁去美国？
多里坤：没有必要，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的首任主席就在德国，热比亚当选主席后，设了五位副主席，分别负责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美国、德国和挪威等国家。
记者：乌鲁木齐事件后，曾有消息说世维会曾向达赖喇嘛求援，希望维藏联手对付中国，你能否透露内情？
多里坤：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我们写了一份信给达赖喇嘛对他表示感谢，就这封信自由亚洲电台还采访过我。
其实，我们和达赖喇嘛的合作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1984年，在瑞士成立了东突、藏人和内蒙古联合委员会（The Allied Committeeof the Peoples of Eastern Turkestan, Inner Mongolia andTibet），这个组织在1990年代很活跃，现在它还存在，但已经没有活力了，但我们已经干我们自己的了。
记者：七五乌鲁木齐事件后，曾有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urkistan Islamic Party）通过视频发布追杀令，要追杀全球华人，你知道情况吗？
多里坤：我也是从网络上知道的，有人质疑这段视频的真实性。美国国会也有人提出，如果这个组织存在，它在哪里。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怀疑这是中共的计谋。
图片二：中国政府03年12月公布东突恐怖分子名单，多里坤·艾沙为第三号人物
对汉族知识分子失望
记者：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十一将有大庆，此时中国对治安情况高度戒备，不单怕你们闹事，也怕藏人。中国在新疆有何新的高压政策？
多里坤：广东韶关事件后，网上有消息说乌鲁木齐可能会出事情，但中共并没有采取措施，我们怀疑这是官方有意放纵事态的发展。现在中共在乌鲁木齐、阿克苏和伊犁等城市已经抓了很多人，海外向新疆打电话打不通，据说会在十月以后恢复，也就是为了保证国庆前不出事情。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和家人无法联系，家人是否平安我无法知道。
中国现在大规模抓人，和奥运前如出一辙，待国庆后再放人出去。
记者：中国指责热比亚出示的乌鲁木齐事件的照片有假，这是怎么回事？
多里坤：这有可能，因为事发突然，有些照片是从网络上来的，有些是有人寄给我们的，可能有误解，但要注意的是，中共时时在造假。
记者：8月初中国报道说，在广东有一维吾尔人因为和你有电子邮件的来往，被捕，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多里坤：我看了中央电视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也没有发过电子邮件。这则消息还是我老婆先看到的，我回家她就告诉我，我看他受审的视频，但我不认识这个人。
记者：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已经谈判多次，和海外华人的对话也已经开始，你认为维吾尔问题是否有谈判的前景？
多里坤：谈判的可能性很小，但我们还抱希望。我们曾表示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中共不理我们，因为中共相信高压和暴力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哪怕是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维吾尔人口都有900万，中共不可能杀完维吾尔人，也不可能把维吾尔人都投入监狱。维吾尔人的问题必须谈判解决，但正如大家看到的，达赖喇嘛谈判了八次，毫无结果，连藏人都失望了。我们有不同的要求，藏人要求自治，维吾尔人要求有自决权。
我们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很失望，对汉族知识分子也失望。1985年，乌鲁木齐就有了游行，那时我们要求民族平等和民主选举，但没有一个汉族知识分子支持我们，没有一个汉族学生参加游行。88年我领导的游行，情况也是一样。现在在海外，有汉族知识分子支持我们的民族权利和自决主张，但这还不够，应该教育国内的汉族百姓。
记者：是否未来也会有民间的维汉对话？
多里坤：以前我们参加人权会议，我们和魏京生做过沟通，后来我们还和吴弘达一起召开过记者招待会，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种对话。
记者：是否会有和藏人联合起来，和汉人进行对话的前景？
多里坤：当然有。
记者：对很多汉人而言，新疆和王洛宾的浪漫旋律联系在一起，而它的前景却越来越僵化和火爆，世界维吾尔大会希望问题如何解决？
多里坤：这种情况不是单方面造成的，首先是中共不同意和我们谈判对话，海外华人也不理解我们的事业。乌鲁木齐事件后，我们7月8日在慕尼黑召开新闻发布会，来了五个汉族人，进行中共的宣传，我们怀疑他们是中国驻慕尼黑领事馆派来的，想激怒我们，但要知道他们不是在国内读书的，而是在德国留学的，他们应当了解民主制度。
（本文发表于2009年10月1日出版的香港《开放》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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