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与北京大外宣战略公开决裂的西方记者

2012年8月22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作家兼自由撰稿人马克布里（Mark Bourrie）告诉加拿大通讯社，4月份新华社驻渥太华记者站主任张大成要他监视到访的达赖喇嘛，他立即辞去了这份工作。马克布里成为自北京2009年启动大外宣战略以来，从西方国家招募的记者中首位以公开的方式与新华社决裂的人。在8月22日的《国家邮报》和23日出版的九月号《渥太华》杂志上，马克布里讲述了他在新华社工作的离奇故事：

故事开始于2009年国会山的圣诞晚会，当时我、妻子和孩子们与一家友善的中国人坐在一起，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会结束在加拿大的四年任期回北京。杨士龙当时是新华社驻渥太华记者站主任，他告诉我为了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新华社正准备聘请加拿大本地记者撰写政治及经济新闻，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读者的阅读需求。

那时我刚结束在蒙特利尔协和大学两年的教学工作，重新做回自由撰稿人，但经济衰退使之前景黯淡，新华社工作的稳定前景对我颇有吸引力。几个月后，他们招聘全职的渥太华记者站英语负责人。但当我和朋友们提及此事，他们的第一反应总是你不会是去做间谍吧？

我当时想这种态度是否过时？加拿大的企业正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加拿大政府也在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把加拿大的新闻告诉中国人呢？那里有着巨大的读者群，新华社的读者比全加拿大人口总数还要多。不过我当时还是心存疑虑，他们真是间谍吗？我是否会成为东方专制政体里的西方帮凶？在应聘前，我对新华社和它的报道做了调查，甚至还给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写信，但没有得到答复。我发现北京只负担新华社40%的费用，其余得靠向西方国家的华文媒体和第三世界的报纸出卖新闻，尤其是经济新闻来赚钱。当时它正雄心勃勃地要把其海外记者站数量翻倍到200家，还要雇请6000名海外记者。

新华社在加拿大规模不大，只有四、五人，两人在渥太华，一到两人在多伦多，一人在温哥华。我90%的工作属于正常与合法。第一次感到意外是在2010年6月，胡锦涛来多伦多参加20国峰会，张大成不仅要我确认抗议者的身份，还要了解他们呆在哪里。我抗议说“加拿大记者不会干这些”。派给我的任务很快被取消，我回去撰写加拿大银行和移民法的新闻。

后来我又接到了一些古怪的指令，如“加拿大如何对待邪教”。我参加过法轮功在国会的新闻发布会和活动，但所写的文章从未被新华社发表，我相信它们被直接寄往了北京。

2012年4月28日，达赖喇嘛在渥太华举行新闻发布会。我和妻子及孩子们刚刚听完达赖喇嘛在渥太华的公开演讲，就接到了张大成的电话，他要我记录达赖喇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内容，并弄清他与哈珀私人会晤的情况。我询问文章是否会被公开发表，张的回答是新华社通常不会发布达赖喇嘛的消息，因为他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当天我给张大成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中断与新华社的一切关系，并通知了国会新闻办公室。

新华社迅速用另一位渥太华的自由撰稿人取代了马克布里，目前加拿大国会新闻办公室还在等待双方前来陈述各自观点。

马克布里从滑铁卢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卡尔顿大学新闻硕士和渥太华大学媒体历史博士及桂尔夫大学的研究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的公共政策及管理学位。他在2001年获加拿大国家杂志奖，2011年出版论述二次大战时期的加拿大新闻管制的畅销书《战争之雾》。曾为《环球邮报》，《多伦多星报》，《赫芬顿邮报》加拿大版以及《国家邮报》自由撰稿，1994年成为加拿大国会记者团成员。回忆在新华社工作的两年，马克布里强调“我给新华社写的东西，不会比写给加拿大媒体的多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