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催眠海外华文媒体同入中国梦
美国《侨报》总编辑郑衣德本届论坛最关注的是媒体转型。他认为，今后，海外华文报纸要立足于内容的深入，多做调查式的报道。
每两年一届的论坛，已经成为北京检阅其在海外华人政治版图的例行活动。有关分析，转帖何清涟的文章如下：
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 ——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控制
原文链接：http://heqinglian.net/2013/04/15/overseaschinesemedia/
何清涟 • April 15, 2013
一、概述：华文媒体的生态变化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各国华文媒体进入政治上的重新定位及量的扩张时期。这种变化，既与华人移民数量及原居地构成变化有关，也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及国际地位变化有关。更重要的是，北京当局此时已经意识到将华文媒体作为政治工具的重要性，通过它可以控制海外华人并通过华人社团影响其所在国政治，可以很好地“维护中国形象”。中国的外宣负责人经常引用一个调查数据说明这一重要性：在美国少数民族中，1/4的人依赖本民族语言媒体获取信息并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类媒体的价值观、影响力超过所住国媒体的影响。西方许多媒体将这类媒体称之为“躲藏在平常人视野之后的巨人”。
既然华文媒体对海外华人能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中国经济上崛起之后，通过金钱统战并创办华文媒体，就构成中国“大外宣”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主要以美国华文媒体为研究对象。理由如下：
第一，在西方国家中，欧洲的华文报纸无论从质还是从量上，均逊于美国；第二，美国在中国外交中居于第一位置，因而也是中国“大外宣”的主要攻略目标。
1、20世纪80年代以前：华文媒体的政治取向多元化
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50~60年代放宽移民限制之后，大批港、台移民来此定居，许多港、台留学生也改变身份成为移民。与早期华人移民相比，这批移民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学历，成功地跻身为美国中产阶级行列。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多（在240万-260万之间）、聚居区域的形成及移民文化层次的提高，为华人报纸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条件。一批以港台移民为发行对象的报刊率先创办，香港《星岛日报》在美国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则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
美国华文报纸的市场定位与移民的政治倾向及文化偏好有关，而移民的政治倾向及文化偏好又与其原居地的政治形态有很大关系。从语言与历史传承看，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属“中华民族”这一种群，但自20世纪中期以后，两岸三地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由此决定了两岸三地的居民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亦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三地移民的价值取向与阅读偏好不同。华文媒体要想生存，必须适应这种口味不同的偏好，找准读者定位。也因此，市场本来就不大的华文媒体还被切割成为港、台、大陆读者三个不同的媒体群。
从华文媒体的资本金来源分析，最开始有居美华侨自营及港台报业财团投资等各种形态。以美国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华文媒体大致为三种资金来源：
第一类是有大陆背景的华文报纸。这类报纸的资本金分两种情况，一是中国政府或新闻媒体在美国投资经营的，这种类型包括《侨报》（国务院侨办投资）、《新民晚报》（母报是上海《新民晚报》）等；二是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纸。这类报纸据说在80年代已经出现，至90年代以后，这类报纸的数量不断跃升。据统计，目前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加拿大约有30多家华文报纸，其中的70%为大陆新移民所办；澳洲的20多家华文报刊，其中绝大部分由大陆新移民所办；日本现有华文报刊30余种，其中80%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与原有的“港台化”华文报纸不同的是，这些报纸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颇为大陆化：报纸的外观设计大部分为横排、右行文，一些报纸使用简化字。在行文风格、话语方式亦与大陆趋同，比如大量引用新华社、 中新社的电讯稿或国内报纸、网站上的信息，大量报道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这种特色是以前的华文报纸不曾具有的。[4]随着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增多，大陆背景的媒体渐成华文媒体的主流。
第二类是港台新闻媒体投资的，比如《星岛日报》（香港）、《世界日报》（台湾《联合报》投资）、《自由时 报》（2000年起改为授权代理）。据业者分析，这些报纸在前5年开拓市场时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上述第一类及第二类报纸由于资本投入大，初期资金充裕时，在全美南加州、北加州、美南、美中、美东等5个市场区域均能见到。经营状态不佳时，则收缩市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冲击，上述三家港台报纸经营规模日渐缩小。只有《侨报》背后有政府资金，无需自负盈亏，至今在美国东西部大中城市华人聚居区的超市还可见到免费派送的《侨报》。
第三类是美国华人自行经营的报纸。这类报纸在21世纪零年代初期还可在一些华人经营的超市见到。后来，随着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日益增大，这些小本经营的报纸慢慢消失，即使存在也是惨淡经营。
媒体的风格往往由受众塑造，这种情况显然使得华文媒体很难走向规模化经营并提升文化品味。一些媒体业者对此观察得比较清楚：“华人群体的大部分，对华文传媒的需求还是比较简单的浅层的。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基本上还是在生活信息、经济信息和周边所发生的事情的领域里，而高品味的深度的中文文化还只是一个较小群体的需求。”
由于资金来源不同，媒体的受众存在政治区隔，整个20世纪80年代，华文媒体的党争、政争现象都相当突出。不过这种局面与90年代以后的媒体价值一元化相比，更符合自由媒体原则。
2、20世纪90年代：华文媒体逐渐向“祖国大陆”靠拢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日益重要，各国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增多，香港回归日久、台湾岛内政治生态亦发生重大改变，华文传媒港、台、大陆三足鼎立并因政治观点歧异而发生争执的情况到20世纪90年代已有很大改变。
这一时期，中共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并形成“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全球60多个国家成立了100多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以消解“台独”影响为主要目标。在政治环境与读者群体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众多华文媒体为了生存，逐渐向“祖国大陆”靠拢，渐以登载中国大陆的新闻与各种消息为主，价值取向发生极大变化。
但是，这种靠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华文媒体的生存，因为华人当中，有一大批人不读中文。在1980~90年代间来自大陆的华人，其中大多数人通过接受教育，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工作，早已融入互联网时代，很少订阅华文报纸。早期的港澳华人移民的子女即第二代华裔，他们成长于美国的环境中，绝大多数对中文和中国文化很陌生，缺乏亲近和归属感。华文媒体的生存越来越困难。华文媒体人承认：“今天在美国的华文传媒，能够做到赢利的，是很幸运的少数几家。因为华文传媒的规模和影响的有限，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广告和投资，显然就会困难。”
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政府与海外华文媒体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供求关系，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的中国政府需要在海外对华侨统战，并愿意为统战工作支付大量金钱；而华文媒体程度大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资金困难。基于这种互相需要的“供求关系”，中国政府与海外华文媒体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形式也日益多元化。一些聪明的华文媒体从业者预测：“在全球一片中国热中，美国华文媒体岂能置身事外，如何积极扮演好中国媒体与企业进军美国市场的桥梁与合作伙伴角色，恐怕是未来美国华文媒体发展的关键与机会。” 《英中商报》首席执行官杨腾波毫不隐讳地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外中文媒体的发展，也是中国全球影响力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这段话等于承认海外华文媒体就是中共延伸至海外的喉舌。为了在众多华文传媒中引起中国当局关注，华文传媒负责人竟相表达忠诚：“要发挥舆论工具的导向功能”，“大力宣传和努力推动反独促统（作者注：反对台湾独立，促进大陆统一台湾）是我们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
海外华文媒体为何愿意向“祖国母亲”靠拢？日本一位华文传媒人参加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之后，回到日本后写了一篇“在冷静与热情之间” ，谈了他本人对参会的感受。愿意公开表达这种细微的个人感受的文章极为少见，但魔鬼往往存在于细节之中，所以我多摘录几段。
谈到中国主办方的热情时，作者写道：“海外人士在异国他乡学会了低头，学会了忍耐，乍一下回归故园享受嘉宾待遇，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开会之外，武汉市政府精心安排了参观活动，湖北省博物馆 里的编钟表演，武汉杂技团的绝活，天下第一楼黄鹤楼，武汉市管理得最好的让温家宝总理感动得落泪的社区，我们都一一观赏或体验了”。与武汉同样热情的还有会议代表们兵分三路的参观之地，如广东、江西、山西等地。
这种接待的效果显而易见，参会者均“为海外华文传媒这一世界传媒中的‘弱势群体’在华文的故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欢欣鼓舞”，感动到开始想自己“能为这片广袤的故土做些什么？”接下来，他对另一位参加会议的华人传媒作者文扬所持的“招安”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与其说是“被招安”，倒不如说是海外传媒主动‘靠拢组织’。已有事实证明，有‘大陆背景’的海外华文传媒声势更壮大，腰杆挺得更直些”，“我承认，主办方对海外华文媒体有所期待，谁能说这种期待对海外辛苦经营的传媒业者来说不是一个方向呢？这次论坛的主题很精练很及时，……给正彷徨着的海外华文传媒提了个醒，报道中国是我们永远的主题，是生命力所在；以自己的方式报道‘中国热’，是最紧迫的课题。在海外为中国说话，维护中国的利益不必羞羞答答，……的确，能够让五湖四海的同行手牵手，在世界范围形成‘华文网’，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以希腊雅典为基地的中文报纸《中希时报》那奇特的生存状态，也许是说明海外华文媒体生存的一个样本。这份周报创办于2005年，每周出版一次。在该报的网站上有着这份报纸的“简介“与“本报大事记”。有趣的是，该报对自身做为媒体的特质介绍很简略，相当篇幅用来炫耀该报与中国政府及中国官方媒体的关系，比如“简介”里说：“2006年起，本报陆续与中新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同时在国务院侨办、中宣部等国家机构注册。”对于该报及其负责人与从业者的业务水平只字未提，最荣耀的事情是“2008年3月，和国内外众多媒体一同见证了奥运圣火在希腊奥林匹亚古遗址点燃的神圣瞬间，并作出了大量的文字及图片报道。本报社长吴海龙先生也荣幸的成为全世界海外华侨华人第一火炬手。”该报创办6年来，所经历的大事一大半是该报全程陪同中国政府高官来访以及该报被邀请参加了中国政府举办的某项活动，如“2006年5月，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访问希腊，本报随团全程采访报道”；“ 2008年9月，参加由国务院侨办文教宣传司和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200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希腊，本报记者随代表团全程采访报道，本报也有幸得到了代表团成员的指点和好评”。[13] 如果不是该报网站上有时出现“本报”及“采访”等字样，这个网站的内容很象中国的基层政府机构对自己的介绍，这类介绍的重点就是列举自己受到上级政府机构重视的各种“业绩”。
这些华文媒体的负责人有不少是当年千方百计从大陆移民至海外者，为什么现在却表现出这种与他们移民初衷完全相反的态度？关键还是生存压力，在华文媒体当中，认为“有大陆背景的华文媒体腰杆粗壮”已经成为共识，许多华文媒体将自己有大陆背景引以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并以此获得中国驻外领馆的信任与支持。一些老华文媒体因为在背景上无法与后来的新办媒体竞争，对此颇有怨言。美国休斯顿一家华文媒体的总编与社长就曾抱怨过这种竟相争宠带来的过度“竞争”：“由于新的媒体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有时甚至打着‘获得了XXXXX权威机构，权威人士支持’的旗号，很容易成为侨社（注：侨社往往由其所在地的中领馆领导）的新宠，所以原有媒体便担心侨社和广大侨胞可能会‘喜新厌旧’，一定会更加积极地参预侨社活动，努力地为侨社服务，争取在侨社和侨胞之中不会失宠。”这两位负责人还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国内某些方面的不恰当支持所造成的混乱。海外某些华文媒体在资金不足、创办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通常会寻求国内有关方面的支持。国内有关方面，尤其是某些领 导部门，如果给予了个别媒体以财力、物力或版面上的支持，实际上是对其它华文媒体的不公平。获得国内支持的某些媒体可以打着某种旗号，以更低的成本和特殊 的身份参加当地的市场竞争。国内这种实质支持的结果只会造成当地新闻传媒市场的更加混乱，造成其它一些热爱祖国华文媒体的更大困难。因此，笔者认为，国内有关部门对于海外华文媒体的支持应以精神鼓励为主，对于某些尚未取得信誉的新办媒体的实质性支持应该慎之又慎，对于热爱祖国的其它华文媒应该做到合理公平。”
为了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源支持，华文媒体之间的争宠已到如此地步，自然只会对北京政府这类提供资源者的要求予取予求，哪里还敢提什么媒体的独立性与媒体人的职业道德？
3、北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红色渗透
中国政府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控制，始于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从现有资料来看，最开始渗透，始于对香港的几家华文媒体，如《星岛日报》、《明报》等。
自从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积聚了财力之后，就开始通过资助或者直接出资创办貌似独立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并鼓励开办各种华人社团，作为海外“统战”的主要工具，并将这三者合称为中国政府海外统战的“三宝”。所谓“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当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治对抗时，曾使用“统一战线”这套方法，争取中间势力的广泛支持，其内容就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的势力”，通过“统战对象”的口向外界宣布中共的圣明，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中共建政之后，所有中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从事“统战”（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支持。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扶持华文媒体，塑造中国政府的好形象。中国官方一直认为，“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信息被西方媒体垄断”，因此，中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全力推行“大外宣计划”。这一计划分为中、英文（含其它语种）两大部分，现阶段正以雄厚的金钱做后盾在世界各国稳步推进。对于香港台湾两地的华文媒体，中国政府各有不同的控制与渗透方式，另有专章叙述。本章主要陈述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港台之外的世界华文媒体。
有关中共控制与渗透海外华文媒体的研究，最早的研究当是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会刊《中国简讯》（China Brief）上发表的“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 （2001年11月21日）。该文指出：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体，其主要策略有：投资控股、给予媒体（老板）在大陆的商业利益、安插人员等等。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媒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日益接近中国的官式语言。该文披露，当时美国主要的4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发行总量约70万份，但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
由于中国政府“金钱统战”的结果，这些以“中国主流媒体在海外延伸”自命的华文媒体，“在办报宗旨上秉承中国主流媒体的理念和观点”，已经有不少日益偏离新闻自由的轨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与西方主流媒体的价值判断相反。
除传统的媒体报纸外，中共还广泛涉足电台，电视业，操纵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华语电台，电视。美国现有华语电视台约10多家，大陆背景的华语电视公司也开始进军美国市场。继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下属的“凤凰卫视美洲台”于2001年在洛杉矶启播之后，洛杉矶的“洛城双语广播电台”、“洛杉矶中文广播电台”相继开办。2004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与美国第二大卫星电视公司“回音之星”推出中文“长城平台”套装，包括12个普通话 频道、2个粤语频道、1个闽南语频道、1个英语频道，1个西班牙语频道和1个法语频道，成为全方位展现今日中国的“平台”。
2004年，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为取得中国政府的好感，聘请了一位美国顾问帮助中央电视台的几套节目在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运营的美国电视网中落地。自从开始这项合作之后，时代华纳旗下的CNN对中共的态度变为“友好”。2010年，中央电视台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达成协议安排，中央台第九频道英语节目（CCTV-9 ）自2011年1月起将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和休斯顿三城市播放。作为回报，自2011年起中国准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 （AOL Time Warner ）的普通话电视频道CETV 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播出，这是美国的电视节目首度获准在中国境内播出。
为了将华文媒体“做大做强”，北京还支持海外华文媒体跨国合作合并。2007年1月，香港《明报》集团宣布与马来西亚最大的两家华文媒体――星洲媒体及南洋报业合并，交易涉及金额约34亿港元。《明报》大股东张晓卿表示，合并仅是第一步，集团其后将进军内地及全球媒体市场。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在国内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些华文媒体合并之后，将发展成全球最大华文印刷媒体平台之一，于北美洲、东南亚及大中华地区各主要城市拥有超过5份报章（约15个版本），每日发行量超过100万份，以及29份杂志刊物。北京的座上客、“爱国侨领”熊德龙在美国主办的《国际日报》，发行到泰国、印尼；法国《欧洲时报》与上海《新民晚报》合作，在法国共同出版《欧洲联合时报》，并在奥地利、德国、希腊、葡萄牙合作推出各个语种的版本。
意大利《欧联时报》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欧洲知名的华文媒体，得益于与大陆主流媒体的合作。2007年《欧联时报》首先与中新社浙江分社合作，双方达成共同出版发行《欧联时报》的“战略协议”，随后《欧联时报》又与《人民日报》海外版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而《欧联时报》的编辑中心设在中国浙江省首府杭州市，发表的各种报道堪称《人民日报》的翻版（http://www.ouhuanews.com/），比如“海外华文媒体有责任让世界了解真实的西藏”、“中国走入西方用事实证明西藏进步”、“中国西藏政策必会凭自信赢得国际认同”。这些文章被中国官方用引述外媒的方式转载于中国网上。就是这么一家已经完全变“红”的媒体，不仅成为中国官方希望华文媒体学习的样板，也成为海外华文媒体争相仿效的Model。
毛泽东当年让新华社“将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一宏愿，他在世时未能通过其“世界革命领袖”的政治影响力达成，但终于在他逝世几十年后由其政治继承人运用金钱的影响力达成。按照中国政府的统计，目前全球有4500多万华人、2万多个侨团、5000多所中文学校、数百家华文媒体，如何控制管理这些华文媒体，影响华人的思想，增强中国政府的凝聚力，被中国政府视为相当重要的“海外统战工作”。
二、为世界华文媒体从业者提供交流平台
中国政府既然要实现“让新华社将地球管起来”这一政治愿望，仅有投资是不够的。还得通过一些组织活动形成向心力，既让海外华文媒体感到有“组织”可依靠，还有“组织”给定的工作原则与目标，并用这些原则来约束规范媒体报道。自21世纪零年代中期开始，北京政府对海外华文媒体采用了更成熟的控制与渗透策略。除了采取前述手法继续渗透并加强控制之外，还多管齐下，为世界各国华文媒体提供了各种交流与聚合的平台。负责与海外华文媒体联系的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侨办、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中国新闻社等机构。世界华文媒体合作联盟的名誉主席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赵阳担任。
目前北京与海外华文媒体的“指导交流”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几种模式：
1、开办专门为海外华文媒体服务的研究中心、网站、杂志
200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其目的是“聚合海内外研究资源”，该中心与中国专事对外传播的政府管理部门及世界华人报业协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合作关系，经常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为海内外华文媒体的合作及业务拓展提供“对策研究”，为配合两年一次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而编纂出版《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等。
国外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在这个平台上发表一些什么研究成果呢？大都是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即中国政府）的声音，还有世界各国华文媒体的工作心得，如美国华文杂志《彼岸》的副总编王威在“华文媒体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之间的互动”一文中，心领神会地指出，要“充分利用美国华文传媒的作用”，“影响美国主流社会”。如果说王的文章还比较含蓄，那么有些文章就更露骨。比如美国《芝加哥华语论坛》报社长兼发行人张大卫就干脆直接了当地表态：“大力宣传和努力推动反独促统是我们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作为海外华人的喉舌，应当运用自己的舆论工具大力反独促统”。为了让北京重视他的作用，张大卫还力陈其执掌的媒体优势：“由于具有非官方、非政治、非政党的色彩，发表的消息和言论比较更有亲和力和说服力”，可以“通过与当地主流社会的接触和对主流媒体的了解，可以有的放矢地通过各种方法推动反独促统，做好主流人士的工作”， 能“用较大篇幅报道或转发有关反独促统的消息和动态，包括当地的和世界各地的和平统一新闻”。并急切地表示“在反独促统中，媒体不能仅仅是冷漠的旁观者、客观报道者，而且应当是热情参与者、积极推动者。”这些华文媒体人以当喉舌为荣、竭力取宠之态跃然纸上。
如此交流经验，已经不是交流如何办媒体的经验，而是交流如何更好地充当宣传工具的经验。
2、举办各种海外华文媒体研修班，规训海外华文媒体从业者
在形式各异的研修班当中，目标比较固定而且密集举行的是“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这一研修班的主办者是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有时亦邀约中国新闻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充任共同主办机构。从2006年1月开办第一期以来，至2011年一共举办了6期。每次规模不大，一般为几十个人。参加者是北京认为在媒体所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华文媒体负责人及采编人员，如“第三届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2007年11月21日在北京开班），有来自15个国家22家海外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共20多人赶来北京“听课”，有法国《欧洲时报》、英国《英中时报》、芬兰大众明天媒体集团、葡萄牙《欧洲联合周报》、澳大利亚《生活周刊》、新西兰《中华电视网》、美国“中国之星”电视台、日本《日中新闻》等。为期一般四至五天。
参加“研修”的华文媒体负责人的任务是“听课”，讲课者多为中国政府的媒体管理部门及侨务部门负责人，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刘泽彭、中国新闻社总编辑郭招金、副总编辑王晓辉以及官方认为政治可靠的“新闻业务专家学者”，讲授“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采编业务、媒体管理、中国国情与经济形势、中华文化等课程，并组织学员与中国新闻媒体展开交流。
这类研修班有时根据北京政府的政治需要作专题“研修”。比如2010年8月29日开办的第六期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主题为“新疆和西藏的历史与文化”，参加者有来自23个国家的40家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及代表，如法国《欧洲时报》、英国《伦敦时报》、德国《欧洲新报》、匈牙利万事达传媒、美国《侨报》、加拿大《华侨新报》、日本《西日本侨报》、菲律宾《世界日报》、泰国《联合日报》、澳大利亚《移民镜报》等海外华文媒体。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到场讲课。北京的课程研修结束后，学员们将由专人带队去乌鲁木齐、喀什、阿克苏等地，就新疆民族历史与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进行“深入采访”。这种研修的目的是让海外华文媒体写出合格的宣传品，并用各种所谓“亲见亲闻”的宣传攻势去改变部分西方媒体的惯性思维，还原一个“真实的新疆”。
3、定期举办会议
这类会议有好几种，其中北京最为重视且定期举办的会议是“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每两年一次。从2001年9月举办首届以来，至2011年9月，一共已开办6次。
2001年9月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来自五大洲 30个国家及港澳台百余家华文媒体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海外主要的华文媒体几乎全部到齐，包括北美地区的《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报系，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菲律宾的《商报》、《世界日报》，法国的《欧洲时报》，香港的《亚洲周刊》、凤凰卫视、《大公报》、《文汇报》，台湾的《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尽管举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机构是中国国务院侨办与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社等，协办者是会议举办地的地方政府，如成都、上海等地的市政府，中国的宣传还是很坦然地宣称，“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被誉为“民办华文传媒之家”。按中国官方总结，这个论坛有四大特点：一是规模大，邀请的范围广，参会人数众多；二是传媒类别齐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等一应俱全；三是层次高，与会者均为华文媒体的董事长、总裁、社长、总编等； 四是地区分布广泛，世界上有华文媒体的国家和地区均有代表参会。 目前这类会议有越办越兴盛之势，例如2011年9月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规模号称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 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港澳台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华文媒体总编与会。
北京花费如此之大的精力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其目的是“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会者心中也明白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据一位与会者事后感概，这种“有吃有喝有玩乐有鼓掌有照相有发言有总结有资料有礼物有欢迎有道别，一种典型的中国庙会式的‘大会’，对于移民海外者确实有吸引力。举办者意在‘招安’”，而参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现好，在众多受招安者当中鹤立鸡群，备受中国当局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
每举办这些会议，中国媒体都受命刻意渲染，有意误导国内人民，让他们产生错觉，真以为心向北京的“华文媒体”已经挤入世界媒体主流。一些不明就里的中国媒体还煞有介事地报导海外华文媒体正在探寻与中国媒体的“合作之路”。没有人会指出一个事实，在参加世界华文媒体论坛的几百家华文媒体当中，有不少媒体事实上早就接受中国政府资助，更有媒体是中共自家创办，只不过妆扮成“独立媒体”的模样罢了。
三、华文媒体对北京的“大外宣”效力
海外华文媒体为报效北京的支持与重视，除了日常报道必须心向北京之外，在北京政府眼中的重大事件当中，都需要配合北京的宣传计划。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以及中共的重大活动如每年的“两会”及中共中央的历次代表大会，海外华文媒体都需要大篇幅地正面报道。
中共需要海外华文媒体配合报道，目的不只是在海外华人社群中宣传，更重要的是用来在国内媒体上渲染中共德政让天下归心的气氛。比如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中国人民网（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网站）及各大网站纷纷刊登了如下消息：“海外华侨华人和华文媒体高度评价中共十七大：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23日举办座谈会，与会侨领高度评价十七大取得的成果以及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美国华文媒体对此关注度日益升温。翻开九日纽约出版的《侨报》、《世界日报》等报纸，“中共十七大”成为这些报纸要闻版或者中国新闻版的关键词。”“俄罗斯华文媒体高度关注十七大 纷纷推出专版、专刊、专题”。
有时北京政府担心海外华文媒体不能很好地领略意图，只是简单地照抄新华社新闻，影响宣传效果，于是由政府大员出面耳提面命，亲授机宜。为了宣传2008年奥运，北京奥组委于2007年11月1日在中国驻纽约总总领馆召开了华文媒体见面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出席会议，当面向华文媒体传达宣传要求。外国媒体对国际残奥会的热情不高，为避免冷落，北京奥组委又特别致函给海外华文媒体，要求它们尽快注册采访残奥。
从功能来说，这些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海外华文媒体基本上是中共宣传机器的延伸，它们与其所在国的独立媒体的报道很不相同，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当局规定的口径宣传。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海外华文媒体也均不避讳这点。2010年广州亚运会时，为了扩大广州亚运会在海外的影响，由广州市侨办和广州亚组委宣传部联合主 办的“2010年，相约广州——海外华文媒体广州亚运行”于 5月16日至20日在广州启动，近20家来自亚洲、美洲的海外华文媒体，将在广州集中采访报道广州2010年亚运会筹备情况。来穗的海外华文媒体包括美国《美中报道》、加拿大《华侨时报》、泰国中文电视台、日本《新华侨报》与《中文导报》、菲律宾《世界日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印尼《千岛日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与《星岛日报》、《澳门日报》等。这些媒体刚参加过国务院侨办举办的“华侨华人回家看世博”的系列采访报道，立刻又接受广州亚组委宣传部邀请采访广州亚运会的筹备情况。东道主广州市政府的目的也很明确，是让这些华媒“感受‘激情盛会，和谐亚洲’的亚运理念，在 世界华人社会营造良好的亚运氛围，使更多的海外侨胞来广州观看亚运会。” 上海世博会也同样组织了多家海外华文媒体集中报道。2010年5月9日至15日，24家海外华文媒体的27位记者参与了国务院侨办与上海市侨办联合举办的“海外华文媒体世博采访周”活动。
可以说，自21世纪零年代中国推行大外宣计划以来，世界华文媒体的版图已呈红色与粉红色。还能够坚持独立立场且有规模效应的中文媒体只有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少数几家。其他少数异议中文网站由于其内容的限制，与其说是公共媒体，勿宁说更象是同仁讨论圈。除了港台两地媒体被北京采用种种手法渗透控制之外，世界各国的中文媒体也早就被中共采取本章所述各种手法收归己用，其报导方针迥异于中资入主之前的90年代前中期，虽然增加很多关于中国政经民情的报导，但却有意忽略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种涉及侵害人权、民间抗争、官员腐败与社会不公的消息，只侧重于中国经济如何飞速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如何提高等，几乎就是新华社消息的延伸。
这样办出来的华文报纸，究竟是种什么面貌呢？2011年9月，在“第七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多年的重要统战对象、新加坡《联合报》前总编林任君有个发言，表达了他对这种拙劣制式的外宣产品的不满。林任君是这样说的：“这些海外华文报，有很多是以‘侨报’（作者注：中国国务院侨办在世界各国发行的中文报纸）的身份存在，以‘侨报’模式经营的；有些连效忠的对象也是中国，而不是所在的国家。在资源方面，包括报社的资金和人力，新闻来源等，则相当依赖中国国内的支持。由于它们的新闻主要由中国的媒体提供，甚至整个新闻版面都由国内媒体直接承包传送，其内容受到很大的局限，即 使本地新闻也仅仅报道当地的华社活动。不但新闻如此，连言论也不是自己的，而是中国的，有时甚至与中国官方的口径相当一致。这种现象，使这些报章在客观上 形成了‘部分中国化’的倾向，与其说它们是“海外华文报”，不如说是中国报章的海外延伸版。”林的意思是，希望这些华文报纸向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学习，即使与中国关系密切，也必须外表上象独立媒体，才能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
这些由北京支持的海外华文媒体越来越象宣传品。在网络时代，这些宣传品的华人读者主要限于5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这种宣传品的继续再生产完全无法依靠市场，只能依靠北京方面持续不断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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