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个中国傻子来到蒙特利尔
“义渡艄公”万其珍生活在群山环抱的湖北恩施地区建始县，其祖上在清末来这里逃荒时，当地山民没有排斥他们。为报邻里关爱之恩，万家自造木筏，为村民摆渡，不收分文。至万其珍接过撑杆以来，万家已有四代六人接力坚守了近130多年。这种传统美德中“信义”在当今中国堪称至珍至贵，熟悉中国国情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席洛赛克去中国选片时，特地把它选来参加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最终它获得了人道主义奖（ECUMENICAL PRIZES）提名的殊荣。
然而，正当万其珍守着家徒四壁的老屋、忍着风湿性关节炎的疼痛，以每日的艰难摆渡换取日常食物时，在他居住的恩施地界以北的直辖市重庆，主政的薄熙来正高调唱红打黑。当万其珍以道德楷模田老爹的形象出现在蒙特利尔时，薄熙来正在山东济南接受贪污受贿罪的庭审，几乎没有中国人相信官方所指控的2500万金额，传言中薄熙来仅北京一栋房产价值就超过3亿。巨大的对比下，难怪《我的渡口》的导演会让田老爹发出“我们家是祖传的傻子啊”这样的感慨。
与活在闭塞山村的万其珍相比，“宁波好人”王延勤显得更加另类。在由中国残联和宁波市海曙区宣传部拍摄的故事片《一生有爱》中，这位居住在生意头脑发达的宁波市区的基层党员干部，像圣人一般行事，他把家里唯一的空调送给盲人按摩院，自己和家人则在南方酷热的夏日里受煎熬，把为给儿子结婚购房预备的首期款借给一个腿部残疾的年轻人。有意思的是，导演也让片中主人公李东海发出了“要是中国多一些像李家这样的傻子，这个国家该多么美好！”的慨叹。
两位导演之所以不约而同借片中主人公之口发出慨叹，是因为中国正处于空前沦丧时期，官员无官不贪且大耍淫威，贫富分化严重的同时为富不仁者比比皆是，大量官员携带巨额资金外逃，社会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各种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频频发生。
根据中国官方2011年发布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事业单位、国企高管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高达16000至18000人，卷款8000亿人民币。尽管这些数字很快被官方否认，但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官员外逃人数以及携款数额远高于官方公开披露的数字。有资料显示，在中国共产党的三百名中央委员中，有百分之九十家属常住国外或已是外国公民；中国贪官及其家属，每年把五百亿美元带到外国。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官僚贪污的总数约佔ＧＤＰ百分之三，也即中国官员每年贪腐的金额高达二千亿美元。
据中国媒体八月的最新报道，外逃中国官员正从大官向小官蔓延，以下新闻可让世人窥见其冰山一角：在截至到2012年9月30号的2011财政年度，全美各国际机场从中国公民那里收缴了将近200万美元的未申报现金。在加拿大，仅仅从2011年4月到6月初的二个多月时间里，多伦多和温哥华两个机场就从中国公民那里收缴了约1300万美元的未申报现金。
难怪一位魁北克女士在参加影片《我的渡口》的新闻发布会后，质疑中国官方拍摄这样影片的动机：“这部电影拍给谁看，在中国有谁会为它鼓掌？它又想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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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自辩书的一处硬伤
周永康自辩书1月下旬在读者的质疑声中出炉，1月25日博讯首发《周永康自辩书（续1）：关于“杀妻”再娶》，其中有一处明显的错误，令这一自辩书更加可疑。 文中这样讲述周永康与前妻相识和结婚的过程：我跟我的前妻王淑華是同學，我們是同一年考上北京石油學院的，我讀地球物理勘探專業，她讀分析化驗專業，我們在學校時相識，但是直到一九六七年共同分配到大慶油田才開始談戀愛。王淑華是揚州人，她的姨媽是後來的江澤民總書記的妻子王冶平女士，不過當時江澤民同志還是第一機械工業部下屬的武漢某研究所的技術員。而我已經官居正局級，所以我們當時沒有政治聯姻關係。 根据资料，周永康的实际经历是： 1967年，24岁的周永康大学毕业分配至大庆油田，而此时江泽民已41岁，在前一年5月被任命为一机部在武汉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并代理党委书记，此职务至少是正处级。如果文中所指是1967年开始谈恋爱时，周永康与江泽民的官职比较，那江泽民是正处级，周永康只是个办事员级别的小人物。 因为博讯文章语焉不详，另一种可能是周永康与江泽民的官位比较是在他与前妻结婚的那一年，那就是1971年春天，此时江泽民45岁，已在1970年被调回北京一机部任外事局副局长，官至副厅级。而1971年的周永康28岁，才刚刚被辽河石油勘探指挥部政委刘长亮赏识，在辽河石油会战中充当技术小官，直到1976年才成为行政官员，当上了辽河石油勘探局政治部副主任。 在中共官场中混迹一辈子的周永康，不可能对自己的升迁编年史记忆混乱到文中所述的程度。如果周永康真有机会自辩，应该不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 仅是匆忙一瞥，便发现这一硬伤，仔细推敲的话，所谓的自辩书恐怕是漏洞百出。
资料库：北京认定的25名恐怖分子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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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大陆版被删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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