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3月28日，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女头目、魁人党现任党魁鲍琳马华（Pauline Marois）获得了巴比诺奖，这个奖项由一个魁北克争取独立的组织每年度颁发一次，以鼓励领导独立斗争的领袖们，鲍琳是首位胜出的女性。 这个独立组织的缩写为RPS，来自法文“为主权国家而团结”，RPS自2005年开始颁发全称为路易-罗斯福-巴比诺的奖项，入选者必须是对魁北克政治生活和独立事业有过巨大贡献的议员们。先后获奖的魁北克名人有：2001至03年担任省长的前魁人党党魁贝尔纳-兰德里（Bernard Landry），为第一次独立公投和确立法语独尊地位立下汗马功劳、后成为省长的独立战士雅克-巴里卓（Jacques Parizeau），曾临时代理魁人党党魁的老牌议员弗朗索瓦-让农（François Gendron），1968年创党的魁人党之父、在1976至1985年间担任魁北克省长的热内-勒维格（René Lévesque），海牙国际法庭法官、魁北克议员雅克-依翁-莫汉（Jacques-Yvan Morin），目前代表魁北克在加拿大政坛发出声音的魁人集团首领基尔-杜舍普（Gilles Duceppe）。 不难发现，魁北克独立运动正形成一个由领袖人物组成的巴比诺高级俱乐部，尽管目前仅区区七位领袖，但每一位领袖下面，都有着不可小觑的群众力量，无论这位领袖是已故或在世，无论他（她）正咄咄逼人或早已退隐，一旦1970年10月风暴的气候再现，只要他们振臂一呼（或是以他们的亡灵为名发出号召），他们的信仰者们就会走上街头，和赶来镇压的加拿大军队对垒。 但为这个高级领袖俱乐部冠名的巴比诺是谁？ 1786年出生于蒙特利尔的路易-罗斯福-巴比诺（Louis-Joseph-Papineau）是19世纪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先驱，担任过“下加拿大立法会”的发言人和加拿大人党党魁，1837年他领导群众抗议，全面抵制英国进口货物，后与其他24名爱国者（Patriot）首领一起被通缉，当年年底逃亡美国，在美国政府宣布保持中立后，他1839年转往法国寻求支持并出版加拿大独立历史专著，但当时的路易-菲利普也宣布法国不干预加拿大的事务，保持中立。1845年，在流亡7年之后，巴比诺回到蒙特利尔，并获得赦免。巴比诺再度成为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并呼吁加拿大加入美利坚合众国，当时他的理由充足，美国是法国的盟国，法语当时是美国的...

纽约有一座建筑十分奇特，每每经过都会令人驻足观看。那就是位于第五大道、百老汇大道和23街交界处三角形地带的“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 它是芝加哥建筑师丹尼尔-伯恩罕（Daniel Burnham）在1902年完工的作品，一度以楼高22层成为纽约最老的摩天大厦，至今仍是纽约的地标建筑之一。 丹尼尔-伯恩罕建筑风格的大制作对美国城市影响深远，他主导了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建设，领导了芝加哥的城市美化运动，为首都华盛顿的建设制定了设计方案。此外，他还为克里夫兰，底特律，皮茨堡，旧金山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做过设计。 颇为神奇的是，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建筑教育，报考哈佛和耶鲁，也都名落孙山，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美国摩天大厦建设的先驱，他在城市建设上的大思路，一直影响着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建筑师们。

前些年，一位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建设工地工作的法国专家说：“我不去评判目前正大兴土木的北京，因为在19世纪，巴黎也是这样。” 07年7月竣工的中国国家大剧院，被北京人戏称为“水煮蛋”，由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主持设计。实际上，十多年来，北京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建筑师的试验场，各种风格的建筑在此纷纷登场，央视大裤衩，奥运中心鸟蛋便是其中巨型之作。 08年奥运会开幕之前，我在纽约曾采访过艾未未之兄艾端午，他把大裤衩鸟蛋和水煮蛋混起来骂了一通，最后还加上了风水算命。后来，该篇报道以匿名方式发出，受访者的姓名也隐去，现在无法从网络中寻获，我也没有留底，十分遗憾。 对于北京的变化，艾未未的态度比其兄更鲜明大胆，他不仅在其工作室的外墙上写上了大大的“Fuck”，并且还一度在后脑勺上留了“F”字形的头发。 现在忙碌于北京的，除中国政府外，还有两类人。中国政府以拆除危房，建设新居为口号，把北京带入了“拆”时代，另外两类人，一是大发中国财的洋人，他们做着高级白领，主导着未来北京的形象，二是北京百姓的“拍击队”，他们到处按动快门，拍照留念，生怕一闪念的功夫，旧房就被扒倒。 北京百姓的“拍击队”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要为老北京建立记忆，他们除了搞展览外，还建立起了《中国记忆》网站，把记忆触角延伸到了中国各省。 北京人对过去的记忆五味杂陈：烧饼油条，胡同里的嬉闹，四合院里的炊烟，澡堂子里的搓背，街头卖卤菜的小店...这些东西布满灰尘，但都带着历史的沉香。

对失去帝国地位的俄国人来说，强势政治家普京是他们在国运衰弱时的一大安慰。 普京的强势不仅表现在他的政策上，还体现在他的举手投足之中。他借柔道展示无敌的征服力，曾获过圣彼得堡柔道冠军，2000年还出版《跟着普京学柔道》一书，发行世界20多个国家。他也是世界各国领袖中，唯一具有保镖功底的被保护者。 普京魅力的另一面，在其艺术素养。2009年1月，普京为圣彼得堡的一次慈善拍卖会挥毫作画，最后以86万英镑成交。 普京在15分钟内独立完成了这幅名为“平安夜”的作品，画面中央是规规矩矩的正方形窗子，被木头窗棱分割成大小均等的四块，窗玻璃呈天蓝色，夹杂着下坠的雪花，黄色的木窗棱外是卷起来的白色布帘。 油画买主是俄国女人娜达莉亚，普京的绝世之作到手后，她激动的满面红光，举杯祝贺。 有人说普京是俄国民主时代的“沙皇”，俄国女人早已折服于他的魅力，写出了流行于全国的名曲《嫁人要嫁普京这样的人》。在他的油画成交后，一位俄国男艺术家也赞赏说：“政治人物在我们俄国人的生活中很重要，尽管它不是什么重要的作品，但充满魅力。” 看普京的油画，恐怕得按照一位俄国现代艺术家说的话来做：“艺术不是给人看的，而是给人想的。”

“政府控制了一切，还要控制我们的灵魂，但他们要我们的灵魂做什么？！” 这不是中国人在批评自己的政府，而是俄国人在指责前苏联政府。在美国摇摆乐之父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1962年率队赴苏联演出48年后，一对德国摄制组追踪采访了双方还在世的音乐家们，一位前苏联乐手对着镜头说出了这句话。 1957年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之后，苏联开始出现翻译作品，从铁幕的缝隙中透出了一丝西方文明的光亮。作为美苏两国文化交流项目，美国政府派出了由19位青年艺术家组成的本尼-古德曼乐队，前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演出爵士乐30场，观众达18万之多。 当时冷战气氛正浓，对于美国首次派出的乐队，苏联KGB严阵以待，把大量探员布置在美国乐手们周围，例如三位苏联音乐家代表被政府派去机场接机，愣是没有机会靠近大名鼎鼎的本尼-古德曼，眼睁睁看着他被拥走，只得把鲜花送给了一位不怎么重要的乐手，弄得他受宠若惊。 不仅如此，在每场演出时，一色特工坐在前面，把苏联普通观众与美国人远远地隔开。一位苏联乐手回忆说，谁都不敢接触美国人，连摸一下他们衣服的勇气都没有，因为谁也不敢冒坐牢的风险。 不清楚为什么当时的苏联政府会接受美国派出的爵士乐队，他们带来的效果真像是一颗炸弹，因为在所有的音乐中，爵士乐是最政治化的音乐形式，它没有章法，独立且追求自由，被称为最民主的音乐形式。一位前苏联乐手在48年后还感叹道：看了他们的演出，感觉他们真是自由的音乐家。 尽管被KGB包围得水泄不通，美国乐手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到格鲁吉亚后的首场演出，一位美国女歌手唱苏联名曲《喀秋莎》，即遭到格鲁吉亚人反对，因为他们不喜欢俄国人的歌曲。 果不其然，苏联在91年12月正式解体，格鲁吉亚却早在4月份就宣布独立。

74岁时死于斯洛文尼亚康涅斯卡小村庄的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被公认为史上最具观赏性的指挥家。 年轻时，他被指挥家父亲逼去学习化学，但作祟于体内的遗传因子，逼得他偷偷摸摸出去指挥，被其父发觉，斥责他说：世界上有一个指挥家克莱伯就行了。 结果他改姓Kell，继续在外指挥，直到父亲承认这家伙“确实是个天才”。看过他指挥的人，感叹他的双臂如获神助，时而大鹏展翅，气势如虹，时而小鸟啾啾，盘旋于天幕，人们有时还能发现，他在指挥过程中，无声地歌唱。 在他去世后，其妹在回忆中透露，早年曾送一本中国古代哲人庄子的《逍遥游》给哥哥，卡洛斯如获至宝，一直带在身边阅读，想必从中获益不少。 克莱伯曾指挥柏林爱乐，也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新年音乐会。他指尖所向，欢乐和痛苦、沮丧和激昂倾巢而出，如同晨鸟出笼，腾跃于天空。 原来卡洛斯·克莱伯腹中有诗：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盧奇諾·維斯孔蒂（Luchino Visconti）晚年接受法国人访问时说：我不惧怕死亡。死亡和吃饭、工作一样，和生下来一样，死亡的瞬间可能比诞生瞬间还好。 这位1976年去世的意大利名导演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命题：死亡的瞬间可能比诞生的瞬间好过。是否真的如此？从形式上说，死亡的瞬间寂静无声，而诞生总是伴随着啼哭，似乎肯定了他的说法。但诞生时无知无觉，肉体新鲜健康，周围的人们充满迎接生命的喜悦，而死亡时，肉体腐朽凋残，感觉冷如寒冬，周围的人们又一片的哀痛，使这一命题充满了矛盾。 大贵族出身的盧奇諾的一生就是一场盛宴，他活跃于舞台和电影，信奉过法西斯主義，又加入过共产党，在当时并不开放的社会环境里，他没有同性恋者受社会围剿的窘迫与尴尬，生活和事业如得水之鱼。对他来说，死亡只是一幕盛宴的休止符，他是这幕大戏的指挥，棍棒落下，曲终人散，所有的聚灯也都关闭。 只是在最后的瞬间，是快乐还是痛苦，无人知道他的感受。

从奥多-迪克斯（Otto Dix）的画作中得到的启示是：战争毁灭，战争也创造。 德国画家奥多为魏玛时期留下来许多无情和残酷现实的描绘，是新即物主义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多参军驻守西线，并受训成为伞兵，获上士军衔和铁十字勋章。战争在他的绘画中留下来深刻烙印，色彩充满痛苦犹如噩梦。希特勒上台后，把奥多归类于堕落艺术家。二战时，他被征召入民兵，战争结束时，被法国军队俘获，关押一年。后来，他的画多描写宗教寓言或战后苦难。 奥多说：我并不刻意去画丑，其实我看到的一切都是美的，因为最丑陋的事物里也都存在美。 有人说，奥多帮助人们理解了20世纪，他画的病态是世纪病，他是画画的波德莱尔，他画的是恶之花。

比利时小城奥斯滕德的画家詹姆斯-安索尔（James Ensor），一生只去过三个地方：巴黎、伦敦和荷兰，但他的画风却对后来在欧洲兴起的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绘画有极大的影响。 从画作被拒到因画获得男爵头衔，他花了20年时间。就在表现主义画家从他的绘画中寻找灵感时，他却无师自通地爱好上了音乐，尤其对风琴具有天赋，经常为来观赏他画作的游人演奏。在六万人的小城奥斯滕德，安索尔是个实实在在的风景，因为他的色彩会唱歌。

居住在北非摩洛哥的智利超现实主义画家克劳狄奥-布拉沃（Claudio Bravo）是个行事古怪夸张的家伙，他17岁在圣地亚哥首办画展，可谓少年得志，19岁在智利芭蕾舞团跳舞，24岁移民到西班牙，在马德里画肖像谋生，很快就以天才的能力闻名于西班牙首都，32岁受邀于摩洛哥总统和夫人，专程渡海去为两位贵人和其他上层社会人士画肖像。34岁首赴纽约开画展，获《纽约时报》评论。到目前为止，他的作品被10多家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世界顶级博物馆。 36岁时，克劳狄奥移民摩洛哥北部古城丹吉尔（Tangier），他在那里购买了19世纪的三层豪宅及大片土地，并开始大发梦想。首先他过着童话般的生活，请了大批佣人，为当地农民建立了慈善小学，还正在修建一座医院。 这位自称绝不谦虚的艺术家，有一个古怪荒唐的梦想：那就是要像莫卧儿王朝皇帝一样生活，同时又给自己修建一座纯白的泰姬陵，因为他今年已经75岁了，百年之后他想在泰姬陵里不朽。 本来泰姬陵是皇帝修给皇后或妃子用的，可这位克劳狄奥终身未娶，只能设想自己既是莫卧儿皇帝，又是皇帝的宠妃。 后记： 在我写此篇博文70天后，2011年6月4日克劳狄奥-布拉沃因癫痫导致两次心脏病发作，在摩洛哥Taroudant的家中病逝，享年74岁，他果真埋进了他的泰姬陵里，目前辟为他的纪念博物馆。作为同性恋，他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一直独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浪漫的爱情对我来说非常复杂......我太热情和太嫉妒了。我的画和我的动物是我最好的爱情来源。从50岁起我就不记得有过床第之欢了。我厌倦了”实际上，他长期受司机Bachir Tabchich及其妻子的照顾，他们住在一起，自1979年起担任画家的助手。 画家过世后遗下大量资产，司机Tabchich 获得了他生前的住宅和博物馆 Palais Claudio Bravo，博物馆开放给世人游览。他的养子Rashid 获得了他在Tangier的住宅和意大利花园。在摩洛哥Medina of Marrakech的老宅，是摩洛哥国家级文物，送给了好友、流亡的伊朗皇后法拉赫迪巴Farah Diba。他在巴黎的公寓送了朋友、助手和同事、西班牙现实主义画家Rafael Cidoncha。

2011年的世界局势，以风起云涌的茉莉花革命作为开场，到3月份，它已经使突尼斯执政长达23年的本阿里总统亡命他国，在位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隐退，利比亚42年的独裁统治者卡扎菲，则以铁血手段与反对派兵戎相见，顽强抵抗这一股茉莉花革命潮流。在中国，网络上三番五次地发起了茉莉花革命的号召，令中国政府大为紧张，命维稳机构全力打压。 有人认为，本次茉莉花革命是自20年前东欧国家的颜色革命以来，另一场伟大的变革运动。然而，颜色革命20年过去，东欧的情形到底如何？流亡美国的前罗马尼亚犹太裔作家诺曼·马内阿3月9日在智库网站《辛迪加计划》project-syndicate发表《革命的阴影》一文，就东欧现状给茉莉花革命热情提出了忠告。 诺曼·马内阿写道：“革命的极度兴奋消逝后会发生什么？东欧在1989年也经历了一场革命。约二十年后，今日的东欧可能为眼下兴高采烈且目无一切的阿拉伯青年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警醒，他们必须保持警惕。” 诺曼·马内阿长期关注犹太大屠杀和共产集权统治下人们的生活，其代表作是年代跨度达80年的长篇小说《流氓回归》，他还获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等国际荣誉。1986年他被逐出罗马尼亚开始流亡，目前是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住校作家。颜色革命后，他多次回到罗马尼亚，“感到深刻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危机席卷这个国家。”他惊讶地发现：“据说现在大约有70％的罗马尼亚人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的死亡感到遗憾，当年对他的处决曾激起了普遍的热情。” 诺曼·马内阿作为最具声誉的当代作家，出席罗马尼亚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与他谈“黑手党和罗马尼亚的反犹太主义等问题”，让他感到“五色杂陈的滋味”。他发现在同一个节目中，还有嘉宾对“二战前正统的极右翼恐怖组织”表示赞赏，虽然引发抗议，但“没有人提到这个节目的危险，它对于已经很极端的观众是火上浇油。事实上，从公众的反响到这些公开论战，大都透出一种庸俗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思想的气味。” 他认为这种黑色喜剧不仅在罗马尼亚复活，它们也出现在匈牙利和俄罗斯，连托尔斯泰也被指控为“原生的共产主义者”，这说明“一种更深刻的返祖现象正在东欧各地出现”。 他引用他在纽约的一名学生的话说，“现今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人口迁移、邪恶的全球化、现代化的矛盾和冲突及愤怒的恐怖主义回应，还有理性而务实的西方人与理想化而迷信的东方人的差异，这些都容易...

曾有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华人朋友跟我感慨道：美国人化腐朽为神奇，中国人化神奇为腐朽。这位朋友话语的后半段，埋在我心里多年，之所以没有说出口，是因为我看到那些“同胞”在自我毁灭和毁灭他人的撕咬中双目滴血，齿间挂着人肉，形容张狂兽形毕露，面对这幅非人的景象，面对这些心智野蛮、耳目不聪的兽类，我感到羞耻，且无言以对。 神奇与腐朽的相互转换，决定了不同人群生存状态的质的差异，也决定着一个族群文化的优劣。好的文化能改良恶人，坏的文化则将高尚之人逼上绝路。飘在海外，为了不被形似同胞实为邪魔的兽类逼迫污染，远避于异族，观赏他人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也是人生一乐。 故事一：神奇的床单 法国电影艺术家阿兰-弗莱舍（Alain Fleischer）的床单艺术近日在北美展出：早晨起床后皱巴巴的床单，被旭日光影幻变成千百个人头像，实为化腐朽为神奇的新例。 67岁的阿兰-弗莱舍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电影艺术家、作家、行为艺术家，他已经出版了30部长短篇小说和散文集，拍摄过两百部故事片、实验电影和艺术电影，在世界各地走马灯似地办展览。 坐在布展了他的最新作品《床单里的人》（les hommes dans les draps）的大厅里，灯光暗淡，两边墙壁的屏幕上只有白色的床单在挤拉过程中呈现出各色男人头像，其形变幻缓慢，但各具神态：有的在吃东西，有的打哈欠，有的愤怒，有的凝重，有的掉了满嘴牙，有的鹰勾鼻子高翘。阿兰构思新颖手法娴熟，所有头像一气呵成，如太阳在晨间的山峦中升起，给世界带来清新的幻影。 皱巴巴的床单与人头像，本来风牛马不相及，如今成为现实，仍化腐朽为神奇之功。 故事二：自闭症男孩 22岁的纽约青年阿列克斯玛斯科特（Alex Masket）患有严重的自闭症，他不能说话，智商如同幼儿，但却身怀绝技。 他是出色的拼图艺术家，对色彩和光线有超出常人的认识。由于无法读书，任何学派对于阿列克斯来说，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这使他天生成为传统之外的人。两岁时，他出于对色彩的本能反应开始玩字母和数字拼图，20年过去，他已是色彩王国的王子，作品不时在画廊展出，拥有自己的市场，在世界各地还有不少粉丝。 阿列克斯不能说话，只有在粘贴彩纸时，会一边拍打一边发出不连贯的叫声。但那一箱箱用色大胆的作品，却是他对外部世界的绝妙演讲。 故事三：涂鸦大师 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是80年代的纽约涂...

法兰西学院创建于1635年，院士因其名额始终保持40名不变，被称为“不朽者”。到1980年之前，从来没有女性进入不朽者之列，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这一年首开了先河。 男院士们如何看待女士加入自己的行列，从让·端木松(Jean d' Ormesson)的答词可见一斑。1981年1月，当尤瑟纳尔於法兰西學院發表了院士就職演說后，讓·端木松用浪漫的語言说道：“夫人，您今天來到這裡並不是因為您是女人，而是因為您是大作家……如果您是男性，我們也會選您 也許更容易，更快，這我承認。但願三百五十年來我們所選出的男性都具有您這位女性的超人才華。……我們不願意屈從於當今盛行的女權主義的風頭或潮流。我們只是努力忠實於我們的傳統使命：在法蘭西文學方面儘可能地尋找最優秀、最有價值、最持久的東西。您使我們成功了，夫人。”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1987)，作家、翻译家，公开的女同性恋者，酷爱旅游，是进入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美国籍，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逝世于美国缅因州。1980年当选，第三席。她最经典的文字是：“一个人真正的出生地是他第一次用智慧审视自己的地方：我的出生地是在书籍里。”摘自其代表作《哈德良回忆录》 犹太裔法国学者、古希腊语言和文化专家、作家雅克琳娜·罗米伊（Jacqueline Romilly）夫人，第二位女院士。 1988年入选，第七席。1995年被希腊授予荣誉国籍，2000年被任命为希腊大使。 第三位是海伦娜·迦海尔·丹高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俄国贵族后裔，俄国历史学家，也是法兰西学院秘书。1990年入选，第十四席。 第四位女院士是佛罗伦斯·德莱（Florence DELAY），演员作家和翻译家。2000年当选，第十席。 第五位是阿霞·迪阿巴（Assia DJEBAR），原名Fatima-Zohra Imalayen，阿尔及利亚作家，翻译家和电影制作人。2005年入选，第五席。她也是马格里布国家首位进入法兰西学院的作家。 第六位是西蒙娜·韦依Simone VEIL，犹太裔政治家，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曾任法国卫生部长，欧洲议会议长。2008年入选，第十三席。 目前，法兰西学院已有708位男性院士，6位女院士，其中尚有四人在世。

大西洋長城不是连绵不绝的墙，甚至也不像中国的长城，在局部保持连贯的墙体，它修建时，就仅仅是相互隔离的厚重的水泥堡垒，敦实地趴在大洋边的荒漠上，星星点点，从挪威沿岸南行到法国西班牙交界，全长达2700公里，其绝大部分在法国境内。 这并不是人类建筑悬案，而是1940年夏天由希特勒下令修建的军事堡垒，为的是抵御大西洋对岸的英国，以及英国背后的美国，本来第三帝国想凭此打持久战，不料长城尚未竣工，神话就已破灭，1944年6月6日的联军诺曼底登陆，一举击溃了这号称“固若金汤”的防线。 这座当代长城的修建，是二战时最大的建筑工程，共有30万人参加，仅法国就有20万人，根据当时德国和法国维希政权的资料，1940年，法国失业人口是100多万，到1943年，下降到1万零五百人。它为千万个家庭提供了面包和牛奶，给法兰西民族提供了残喘延续的机会。 2010年，法国人拍了一部纪录片，片名就叫《大西洋长城，合作的纪念物》，导演没有寻找中国传说中的孟姜女一类的人物，来把自己的人民和历史弄得很刚烈。他们把贝当执掌的维希政权称为合作政府，以区别于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

1976年，日本导演大島渚以电影《感官世界》惊世骇俗。这部取材于阿部定事件的情欲片，由法国制片人Anatole Dauman 投资，于1975年在日本封闭式拍摄。1976年5月，《感官世界》在嘎纳电影节一票难求，不得不加演十多场以满足日夜排队的购票长龙。在日本国内，它被媒体普遍斥为“变态”，遭到封杀。连女主角Eiko Matsuda 也被迫和音乐家丈夫远走法国，最后销声匿迹于人世。 在日本，阿部定（Sada Abe）事件妇孺皆知，1936年5月18日，女傭阿部定在東京都荒川區尾久的茶室，將情人絞殺並切除其生殖器，拿它當項鍊在東京逛街炫耀。法官裁定阿部定杀人系由癡情所致，判处她服刑6年，於1941年刑滿出獄。阿部定事件发生于日本发动二次大战期间，青年男女为国征战，阿部定及情人则沉溺于肉欲王国，日夜在情欲中消遣，最后导致骇人结局。 大島渚是黑泽明之后享誉国际的日本大导演，在拍摄情欲片《感官世界》时，为寻找男女主角费了不少周折，因为男女主角需要在片中“打真军”，很难有演员敢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最后找到了Eiko Matsuda 和出生在北京的男演员藤竜也Tatsuya Fuji（黑泽明的御用男演员三船敏夫出生于青岛，两人同属海归派）。为了让他们拍摄时进入状态，大島渚只允许摄像和自己留在现场，现场黑灯瞎火，一旦演员进入兴奋状态，开灯即拍。 一反过去男性主导情欲片的传统，大島渚在此片中大胆宣泄女性欲望，性愛大多是由女方主導，片中的塞雞蛋場面也具象征意味，连偷窥他们性交的人也都是女性。 值得探究的是，大島渚拍摄此片前后的心理状况，但我暂时没有时间寻找资料，有待日后细究。大島渚后来还拍摄了一些情欲片和同性恋电影。作为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导演，大島渚踏足色情，创艺术另类，与日本发乎自然的情色文化同宗，可以说是日本宽松的情色氛围造就了大島渚。 设想在中国，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或姜文之流，哪怕是喝光了满仓的红高粱，酩酊大醉之后也没有胆子走这条路。

美国密蘇里州圣路易社区大学美术系教授左映雪，可能不了解张晓刚。他在07年7月来纽约举办个展时，对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张晓刚进行了猛烈抨击。当时他正接受我的专访，随后我写了篇《喧囂与炒作：誰買了張曉剛們的畫》，在艺术网站引发了一场热战。 一年后，在纽约皇后区美术馆见到张晓刚，当时他很沉默，没有纠正左映雪带给我的印象。 翁菱的艺术访谈片《张晓刚》使我发现了一个很具吸引力的人物，他形象厚重朴实，用低沉的嗓音讲述实实在在的人生经历，令我心生好感，更何况他和我一样，逛世界时，都以博物馆为第一目标。 这位初次卖画只卖了100元人民币的大画家，现在北京有着一个2000平米的大画室，这与他20年前在四川美院8平米的宿舍兼画室相比，有天壤之别。现在，张晓刚是千万元身价的天王巨星，对于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功，他认为只是“概念上的炒作，市场是个大游戏，画家本人无法掌控。” 在四川美院执教的十年，被他称为最痛苦的年月，因为他白天是教师，晚上是魔鬼，那时他关注死亡，否定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根本不相信爱情。 走了欧洲的美术馆后，张晓刚对名家的感情由原先的爱慕变成绝望，原来他深刻感受到这些大师们都是“外国人”，他们具有自己独有的民族性。张晓刚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中国人，他回国后平生第一次好好地打量了中国人的脸，并学会了读照片，随之就有了他的《老照片》系列。 在张晓刚看来，艺术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找到自己的生活经历就行，他形容过去就像藏在抽屉里的东西，只要打开，它们就在里面，一动不动。这抽屉就是他的宝库，因为他只对过去感兴趣，对流行时尚无动于衷。 他认为中国艺术家与社会有着一种奇怪的关系，前者可有可无，自己成功后，这种关系也没有变，对中国社会而言，艺术家只是个另类的寄生虫。 张晓刚认为人是自私的，艺术家要承认这一点，否则就无法理解别人的自私。他很实在地说，人不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