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忠的博客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唐军教授 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出报道《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事态发展超出他的预料：三鹿集团董事长被拘捕，石家庄市长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脸色凝重地回答毒奶粉问题。 到9月27日，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宣布抵制中国奶制品，凝聚了几代中国人记忆的“国糖”小白兔也被停产。 简光洲的这次新闻“扒粪”，会如何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说：“美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问题重重，但要解决问题，独立媒体和制衡机制不可或缺。这次毒牛奶在中国也是被媒体捅出来，尽管晚了一些。”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唐军则表示：“大家关注这次事件将如何为处于转型期失范状态的中国，带来新的社会规范。” “扒粪者”一夜无眠 到9月下旬，简光州在中国已成为英雄式人物，网民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良心，更有人说他应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9月20日，简光州在其个人博客上发文，披露报道的背后故事，并称在发出报道前“自己紧张的睡不着觉”。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 简光州说：“对于今天的记者来说，在市场化大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及自己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面前只不过是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小记。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多次报道，但是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奶粉企业时，都是说某企业。” “因此，当做这篇可能会让企业面临灭顶之灾的报道时，我有过很多顾虑和挣扎。我怕如果因为自己一篇可能错误的小小的报道给这家优秀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造成巨大的损失。到时，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还会成为千古罪人，甚至会被人扣上个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所以在奶粉与患病婴儿之间的关系的论据求证上我格外严谨，在行文写作时自然更是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回应，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闻标题里，我再次强调了三鹿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奶粉导致婴儿患肾病’的结论。” “虽然意识各种风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点出三鹿企业名字’的决定，否则我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

54岁的陈竺在2007年6月29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任卫生部长。这位留学法国的医学博士在中国的经历颇为有趣，16岁到22岁在江西农村插队，据农友回忆，在闭塞的农村，陈竺通过与在上海的父母写信，学习英语和法语。之后，陈竺被推荐去上饶地区卫生学校学习医士专业。1978年，陈竺考入父母任职教授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攻读硕士研究生。 陈竺父亲陈家伦和母亲许曼音1950年毕业于天主教耶稣会的震旦大学医学院，两年之后，教会大学全部从中国大陆消失。由于震旦大学全部采用英法语教学，在锁国年代，陈家伦和许曼音如洒在日渐贫瘠土地上的种子，用所掌握的英法双语为儿子开启了世界之门。 在陈竺登上21世纪中国政坛的第二天，在美国纽约，另一所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美东校友会聚会于曼哈顿，老人们操着流利的英语，唱着《光与真理》的校歌，在旧时音乐的伴奏中，跳着恰恰和吉特巴舞。这群丧失了母校的毕业生们，像是从一幅被尘封的旧画面中走出，将消逝了55年的教会大学重新带入人们的视野。 "东方哈佛"的毕业生们 一百多年前，来自英国的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走了三天山路，才由福州到达闽北山区建瓯的一个村子。不久，村中一位年轻的女子信了教，日后这名女子的儿子上了教会学校，后来还学了西医做了医生。再往后，医生的儿子读教会小学和中学，1950年考大学时，小伙子瞄准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这年轻人名叫黄德涵，就读于福州圣公会"三一中学"。他要上圣约翰的原因很简单，位于上海的圣约翰是福州同学们都向往的"东方哈佛"：那里的毕业生们操着中国最好的英语，做医生的医术高明，做教授的满腹经纶，做买办的生意兴隆。 圣约翰的入学考试采用美国方式，一本厚厚的全英文试卷让来上海赶考的黄德涵感到吃惊。当时考生来自全国各地普遍使用英语教学的教会中学，除英语外，圣约翰昂贵的学费也令公立中学的学生却步。开学时，一辆辆送子读书的名车停在校外，更为圣约翰铺洒了一层非富即贵的色彩。 圣约翰大学建在上海西乡苏州河畔的梵王渡，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三面环水。以建校者施约瑟主教之名命名的"怀施堂"是预科生黄德涵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他上课在一楼，住宿就在二楼，当时预科生住的比较拥挤，八九个人一间房，但每五六名学生就拥有一名提供生活服务的校工。 那时，刚执政的共产党对学校冲击不大，只是在英...

六四期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唯一敢于表达自已意见的几个月，人们表露出的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证明中国人不是麻木的民族，更不是个植物人社会。在六四20周年前夕，旅居伦敦的流亡作家马建在接受多维采访时说。 　　4月21日，马建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被授予2009年言论自由奖（Freedom of Expression Award）的图书奖。当晚他在英国王宫发表演讲：在中国，审查制度不仅仅把人变得幼稚和僵化，更使人怕提问题，怕思想了，政府希望把公民都变成植物人。坦率的讲，中国共产党成功了。他们已经使人们进入了原始的奴隶阶层。也就是说，个人无法再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更无法做公开的思想交流，并且很习惯了。 　　言论自由奖由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言论自由监察机构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评审颁发，09年共有四人获奖。在图书奖入围的四部小说中，马建以六四血腥镇压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脱颖而出。 守护垂死病人的小鸟 　　1989年4月，北京爆发学潮，从香港赶到天安门广场的马建，亲眼目睹了为争取自由民主而绝食的学生们，以及北京市民围堵戒严部队的场面。5月底，马建匆匆离开北京去探望摔伤住院的哥哥，在病房里，他听到了六四大屠杀的消息。 　　当时马建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己灭。直到有一天看他仅靠手指移动，写出了初恋情人的名字时，我便渴望自己的灵魂也能穿过死亡在肉体里复活，再去触到那股人间的温情。马建告诉多维。 　　三年后，马建开始写作这部关于植物人的爱情小说，想用回忆释放埋在肉牢里的心灵，让它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为此，他和书中被枪击的戴维在死亡和希望的梦幻中生活了十年，追寻著他常梦见的崇高境界：一只小鸟守护著垂死病人。 　　马建告诉多维，《北京植物人》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故事主人翁戴伟于文革中，硬著头皮从母亲肚子里挤到了北京医院的走廊上，说他挤到人世间，是因为他父亲是被劳教的右派分子，他原本是个不准出生的人。戴伟在右派后代的恐惧中长大，文革后，他考上大学，并爱上了香港姑娘媚媚，不喜欢中国教育制度的媚媚丢下他转学去了加拿大。情场失意，戴伟立志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生物学家，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后不久，他参加了学生地下组织，和同学王飞、木森等投入了争取民主自...

赵本山的07年春节美国之行造成的风波和他带给人的笑声一样连绵不断。 大年初六在洛杉矶，主办者因害怕剧场不满座抹了主办者和赵本山大腕的面子，送出大量门票，结果造成2000人的剧场来了3000人，最终酿成场面失控和观众索赔。 在纽约，赵本山的演出定在3月2日，而在此前不足7天的日子，能容纳2000人的皇后大学寇登剧场，只售出不到100张门票。惊惶失措的承办者韩京平含泪找到了美东辽宁同乡会会长冯洁，冯洁立即把他引荐给了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联席会立即发动了一场抢救赵本山的运动，侨领们把高出百老汇的门票降低到最高 40$，几天内售出一千多张。 与此同时，纽约《侨报》也刊出了记者余小平的报导，对售票窘况和社团的抢救做了及时报导，在文中，余小平引述了韩京平和冯洁两位辽宁老乡二人转式的话语“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赵本山睡到大街上去”，这话经网络流传，令今日中国二人转大王自尊大伤，调侃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赵本山大腕怎么也无法消化这句调侃式的话语，也无法接受在纽约票房被抢救的事实。 3 月2日，赵本山一到纽约，就在法拉盛说了“我的票不用你们推，推什么呢？我的票房不用操心，更不用你操心”这句大话，这使跑了几天腿、打了几百通电话、磨了很多牙推票的纽约侨领大为光火，主办者甚至称在2月19日门票就销售一空，何来侨社救场之说。这次笑星给纽约侨社带了的不是笑声，而是颠倒黑白的当众侮辱。 为澄清赵本山纽约演出中的售票风波，3月5日下午，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在法拉盛发表声明，为自己热心救场换来演出方及代理者的扭曲和奚落而感到不解和心寒。该会共同主席兼秘书长朱立创在召集记者会的同时，还特地约了悦洋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代表李山和负责赵本山纽约演出接待和票务的韩京平来拿票款。为网路上流传“恐怕会流落纽约街头”的说法窝火的赵本山一到纽约就称“我的票不用你们推”，华人社团被激怒，一度表示拒付票款。 纽约承办人韩京平来到记者会现场，拿到国泰银行的14880$票款支票后，发现联席会发表了声明后立即就与联席会成员及在场的《侨报》记者发生争吵，将一场记者会变成火爆的舞台，上演了一出赵本山纽约二人转后的戏外戏。这天，结束了美国巡演的赵本山已经自己先期回国，辽宁民间艺术团的演员们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吃了华人社团联席会送去的盒饭之后方启程飞往北京。 冯洁引赵本山演出入华人社团 美东辽宁同乡联谊会会长冯洁是将赵本山纽约演出引进华人社团联席...

08年5月12日发生的里氏8级汶川大地震不仅震撼了中国，也惊动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美国最大的电影频道HBO特拨经费，派出15次获得艾美奖的纪录片名导Jon Alpert及其助理Matt O’Neill前往四川，希望拍摄一部地震科教片，以警醒可能发生大地震的美国西岸民众，为美国人寻找最佳的抢救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摄制组还有两名来自纽约市立大学的华裔学者，广东籍的邝治中教授和四川籍的夏明教授。四人于震后第十日飞抵成都，在震区拍摄了十天，地震暴露出的中国社会矛盾改变了他们拍片的初衷，制作出了一部中国社会问题纪录片。在纽约，HBO执行总裁Sheila Nevin看完样片，决定追加投资精心制作，这位顶尖的纪录片制作人认定该片有望摘取09年奥斯卡纪录片奖。 09年5月5日，HBO在时代广场总部为该片首映举办酒会，7日晚8时该片将在全美HBO频道播放，这部片的片名是《劫后天府泪纵横》（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总长度39分钟。 震区拍摄十日 摄制组于5月22日到达成都，四人带着卫星电话，下了飞机还在当地配了手机，租用了两辆吉普车。他们从报道中选取了两个重灾区，夏明和Jon Alpert去绵竹市的汉旺镇，邝治中和Matt O’Neill去都江堰市的向峨乡。 第一天（23日）：汉旺是绵竹的工业大镇，位于绵竹市正北偏西10公里处，人口有七八万之多。因为灾情严重，这里驻扎了很多军人。摄制组在汉旺拍摄到了片中第一个画面，一位小女孩走向倒塌的学校，向死在废墟里的同学鞠躬。 第二天（24日）：听说绵竹市富新镇家长要游行到60里开外的成都请愿，倒塌的富新二小死了很多学生，家长们在废墟上搭设灵堂，花圈一直摆到了街上。摄制组立即转向富新，在路上遇见了游行队伍，Jon Alpert扛起摄像机混入游行队伍中，在都江堰的另一摄制组也火速赶来，Matt O’Neill拍摄外围。 他们跟着行进了20多公里，拍摄了这样的画面：绵竹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蒋国华下跪阻挡游行队伍，家长们和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的对话，和德阳市副市长宋玉华的争吵，还拍摄到一位新华社女记者被当地官员驱赶。可能是摄制组的存在给游行家长们增加了安全感，家长们直叮嘱他们：请跟紧我们，请跟紧我们。游行家长引来的官员中，有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

2月18日，香港英文《南華早報》攝影記者王智強乘船抵澳，不料在海關被警員以《內安法》拒絕入境並遣返香港，加上之前有香港民主派人仕被澳門拒絕入境，連串發生的事件引發了香港及海外華文媒體的一片嘩然。 09年第九期的《亞洲周刊》發表了《遣返香港記者，澳門權力傲慢》一文，稱“當世界大潮都在強調採訪權、通訊權的時候，澳門政府卻逆潮而行，遣返香港記者。當權力過於傲慢的時候，它什麼都看不到，任意妄為。” 事態發展也引起了居住在美國芝加哥的原香港立法局議員任善寧的關注，3月3日他與多維分析事件背景時說：“文革開始，澳門與香港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23事件使澳門早在60年代就處於半回歸狀態。近幾年因為法輪功和23條，開始有港人被拒入境。” 123事件與澳門的半回歸 1966年，澳門氹仔坊眾因辦學擴充校舍，在等待海島市行政局工程許可期間搭棚施工。11月15日，海島市行政局代局長晏德地（Rui de Andrade）發現棚架，派警察阻止，雙方衝突造成24人受傷，1名《澳門日報》記者被拘捕。 十日後，澳門新任總督嘉樂庇（Nobre de Carvalho）承認用警失當，承諾調查事件。12月3日中午開始，總督府門前爆發衝突，警察用警棍、催淚彈和防暴水車驅散示威者，並開槍致2人死亡。 隨即澳門實施戒嚴，數人在街上遭亂槍射殺，有居民探頭窗外被流彈擊中。官方公布8人被打死，212人受傷。 12月10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向澳葡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和4項要求：無條件接受澳門居民的要求，向中國賠禮、道歉，嚴懲主要肇事者，不允許中國國民黨勢力在澳門活動。同一天，澳門親北京社團致信總督，提出類似要求，並要求總督認罪。 里斯本政府對事件實施新聞封鎖，葡萄牙本土和海外省媒體一律禁聲。中國在澳門周邊加強軍力，在澳葡人躲入加思欄兵營，澳門元貶値，銀行擠提，市面蕭條。 12月12日晚，澳葡政府通告全部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要求。四天後，陸軍司令兼市政廳長施維納、警察廳長傅基利被撤職，但總督不准備認罪。67年1月20日，華人成立“研究制裁澳葡小組”，制裁方案包括不繳稅項、不賣物品給澳門政府及官員，不為葡萄牙官兵提供服務。 賭博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 67年1月2日，澳葡政府發出公告，禁止在澳門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的活動，禁止懸掛被視為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國旗幟、徽章、標誌等。”台灣和 中國國民黨在澳機構和團體...

“凡有朋友问我有什么中国电影可以推荐，我总是说，去看纪录片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告诉多维。“因为这些纪录片，尽管部分影像粗糙，但却有着主流影视所没有的真实。” 2008年10月25日，第四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获奖影片揭晓，《秉爱》、《我虽死去》和《亲爱的》三部纪录片从精选来纽约参赛的三十三部纪录片中脱颖而出，获得大奖。 为了让这些在中国无法公映的纪录片体面地回到中国，并获得国人更多的关注，双年展从06年起把颁奖仪式搬回了国内，第四届双年展的颁奖仪式将在11月5日于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举行。 被列入限制名单的胡杰 来自南京的胡杰，在本届双年展中以69分钟的历史纪录片《我虽死去》获得大奖。他当兵十五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系，当过新华社记者，后来辞职，靠帮人拍婚纱、搞摄影谋生，谋生状态和普通个体户无异。但与众不同的是，胡杰拍摄过一些题材敏感的纪录片，如《寻找林昭的灵魂》，故被官方列入黑名单。 胡杰和他的纪录片在中国处于何种状态？同来纽约的中国纪录片活动策划人朱日坤和胡杰合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在北京搞一个纪录片活动，期间要放映胡杰的纪录片，但因不能提前曝光，所以我让他悄悄地从南京来到北京住下，耐心等我的通知。”胡杰说：“一天都快半夜了，我接到朱日坤的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具体位置，他让我在街角等他的车，半个小时后，我上了他的车，车行一个多小时，把我拉到城外的一所房子，里面正在放我的纪录片。” 胡杰的《我虽死去》在国内被列入禁片，据说还连累了2007年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这一届的“云之南”遭腰斩，殃及46位参展者的39部影片。《我虽死去》记录了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中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卞仲耘的悲剧。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在妻子死后，冒着危险保存了她所有遗物，并拍摄了她的遗照，将染着临终前失禁大小便的血衣保存至今。 第四届双年展对该片的获奖评语是：“作品的高贵气质与拷问精神，像鞭子一样抽打沉睡的现实。影片的干净简洁的黑白色调，摄像与摄影的相互交叉剪辑，并将摄影元素作为一种目击标志，来证明和展示证据，所有的这些都给人留下非常强烈和深刻的印象，这种痛苦和困窘的抉择一直持续到影片的结尾。” 在影片展映之前，胡杰告诉多维记者：“我的纪录片在国内不能发行，没有分文进账，但看到它们在黑市上被翻版出售，我对中国的记录以这种方式传播，我也很高兴...

黑箭08年9月在非洲的开普敦葡萄园 2007年，黑箭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黑箭在叙利亚 黑箭在克里姆林宫。走了54个国家和地区，黑箭认为一个中国人完全可能靠自己的工资行走天下。 黑箭，广州电视台编导，属于普通的中国工薪阶层，不谙外文却独自行走了全球各大洲的51个国家和港澳台3个地区，成为国门打开后渴望行走世界的国人先驱，他在新浪以《行走四十国》为名的博客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吸引了800多万点击，09年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他的博客文字，《南方都市报》深圳版为他开设了《旅行小人书》专栏，更有甚者，由他的粉丝们自发组成的首个赴台旅行团今年5月跟他去了台湾，25日，爱好军事及摄影的旅行团成员马中飞在台北闹出了共谍疑云，成为国际瞩目的新闻。 现在，《行走四十国》在中国旅游发烧友中声名大噪，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么痴狂于行走，只是为了履行病中誓言。作为媒体打工族，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行走原则是“用最少的钱，走最多的地方”。而对于记者记者最关心的持中国因私护照的中国公民获得他国旅游签证的难度等问题，他与记者有了如下的对话。 记者：你被称为行走世界最为疯狂的中国人，你何时开始有行走的打算？ 黑箭：97年，因昼夜工作我在台湾病倒了，回到广州一检查身体，说是得了急性肾炎，医生说问题严重，必须换肾，如情况恶化我只能活三个月，这样我只得在97年底结束了我在台湾的拍片计划。那段时间我心事重重，如果自己只能活3个月，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呢？记得读书时，我特喜欢三毛，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浪迹天涯。在病中我立下誓言，如果老天爷让我活下来，我一定会珍惜生命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周游世界。98年我养了一年的病，99年好了之后我就开始攒钱，两年之后我就开始出游了。 记者：你何时第一次签证出国？ 黑箭：我第一次签证是在1995年，那时我持公务护照，随广东团省委去朝鲜交换夏令营，我和另外两名电视记者因为带了摄像器材被朝鲜拒绝入境。这次未遂的朝鲜之行使我耿耿于怀，后来在08年持因私护照去了朝鲜，了却了心愿。 1996年我持公务护照申请去台湾，拍摄国家民委的系列节目《中华民族风情录-高山族》，97年我在台湾呆了将近一年。2000年10月黄金周，我去了越南，那...

加拿大國會在27日晚就承認魁北克是加拿大境內的一個族國（Nation）進行投票，包括執政的保守黨和主要反對黨自由黨、新民主黨和魁人政團大部分議員投了贊成票，結果以二百六十六票對十六票獲得通過。在魁北克，對族國認可的比率恐怕更高。因為即使是反對魁獨的人，也認為魁北克應該是一個族國，它畢竟有著和加拿大其他省份不一樣的地位，有著其他省沒有的獨立語言和傳統，甚至魁北克的法律都是大陸法系的。 對魁北克問題有研究的一位加拿大華裔副教授在接受多維採訪時指出：“承認一個魁北克族國（Nation）存在於加拿大，從字面上看沒有問題，但實際上它意味著一扇門已經被打開，有人可以用它做文章。但同時，聯邦政府在99年制定的清晰法案給魁獨運動很大的制約，魁北克的獨立前景仍有巨大的不確定性。” 族國介乎國家與民族之間 Nation在英文中是一個多義詞，哈珀提議承認“Quebecers form a nation within a united Canada”，這一議案主要因Nation生發歧義。這位副教授認為這在中文中沒有完全對應的詞匯。打開中文傳媒，人們可以看到有人把它翻譯成“國家”、“民族”甚至“邦國”，而“族國”可能更准確些，因為族國的含義比民族高，比帶主權性質的國家低，它雖沒有外交和軍事，但在具體的情況下可以有自己的立法機構和政府。 這位副教授認為，在中國歷史中，文明和國家政權的發展沿革有別於西方，在西方Nation一詞是一個現代詞匯，真正的Nation在17世紀以後的歐洲才出現，而在中國二千年前就出現了某些西方認為現代民族才具備的特征。因此西方關於現代民族的一些定義就不完全適合中國，在中文翻譯中，Nation、Country和State通常都被翻譯成國家，而忽視其區別。在Nation State、Nationalism、Multi-National State等英語詞匯中，Nation和民族挂鉤，主要是一個文化詞而非政治詞匯。這一次哈珀對此就十分謹慎，在議會中，他說自己所用的Nation具有文化和社會學的定義，而不是一個法律和政治詞匯。 他指出：“但是，在加拿大的政治語境中，Nation 的含義超出了一般我們理解的民族。比如，加拿大的原著民叫First Nation，不可將其翻譯成第一民族，它實際上有點第一國家的意味，表明他們是這塊土地上最早的主人。再比如，魁北克故意把自己的...

2000年6月，芝加哥一家信用卡公司一位新来的员工经常在家挑灯夜战，这位华人男子书写的不是统计数据或模型，而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回 忆：1989年学运期间，北京的戒严部队如何对待军中的反叛者。这位反叛者就是蔡铮，2000年他刚读完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社会学博士课程，在这家信 用卡公司找到一份统计分析的工作。 这部英文回忆录原名是《To Prove Being Alive》（证明活着），费时一年完成，由于没有美国主流出版社愿意出版，蔡铮索性把它压了箱底，这一压就是8年。直到辞去信用卡公司的工作，他才得 闲，于09年头三个月将这部书翻译成中文，并交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书名也改为《一个解放军的1989》。 蔡铮的回忆录通篇充满“苦难”二字，那是不同身份及个性的中国人的苦难：农民之苦，军人之苦，读书人之苦，正直人之苦。这些苦难压在蔡铮一个人身上，其苦状诚如他对多维所言“想起来就很难受，压力难以名状，有紧张发抖的感觉，写完后就轻松多了。” 六四期间，推着自行车的蔡铮见过很多类似的画面，他在天安门附近对戒严部队直言：“我也是个当兵的，看到我们的军队向百姓开枪我很难过”，这句真言为他带来灾难。 用英文道出痛苦经历 “可是天哪，我还没准备好如此唐突地死去！我没准备好！我的这个身体，我的灵魂，我这思考，写作，行动的能力还根本没有发挥过。我从他人那儿吸收的 生命还没有传输出去，我应有更多的时间把我的生命寄存在哪儿。我从空气，水，阳光，从所有天然物质中，从我吃的穿的从书本等所有人为创造物中获得生命，建 成了这个我。我渴望将我的生命存储下去，存储在我的创造物中。千百年后，一个有灵魂的人，会品味我的文字，陪我流泪，陪我...

3月7日下午，北美华文媒体采访团在地处下达兰萨拉的上密院内，拜访了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这位在十年前逃离西藏的宗教 领袖，近年来被认为是达赖喇嘛的潜在接班人。原定20分钟的见面，后来被延长为一个小时，噶玛巴与华人媒体记者谈到了自己当年出走的情况，个人的前途与藏 人的未来，回西藏的可能性以及对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 看法 。 2008年9月28日拍摄 噶玛巴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他认为：“如果要西藏独立，要我们来统治怎么一大片土地，说来容易，但做起来不容易。我们需要另一种力量来控制整个西藏，达赖喇嘛希望留在 中国 的框架内，找到一个全西藏人都接受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中间道路有它的可能性。” xun.com) 整个访问过程被印度安全人员严格控制，记者不被允许拍照或摄像，访谈只留下录音和文字记录。 西藏的邻国都是不好惹的国家 达赖喇嘛主张的中间路线，并未获得全体流亡藏人的同意，部分藏人要求独立，作为流亡藏人的一分子，噶玛巴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噶玛巴回答：“我不太懂得 政治 ，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有点难，因为我偏于佛法和修行方面。但按照佛法来说，我觉得中间道路还不错嘛。” 噶玛巴说：“如果要西藏独立，要我们来统治怎么一大片土地，说来容易，但做起来不容易。大家都知道，西藏的边境靠近诸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大国，都是不好惹的国家，藏人惹不起啊。” 噶玛巴强调：“我们需要另一种力量来控制整个西藏。达赖喇嘛希望留在中国的框架内，找到一个全西藏人都接受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中间道路有它的可能性。” 三个原因促使他决定逃离西藏 在回忆当年出走的情形时，噶玛巴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事件令他出走。“出走的原因不是一天生成，有蛮多的过程，慢慢就想要离开西藏。”噶玛巴透露了三个出走原因，其中甚至有自我维权的因素。 噶玛巴说：“第一个原因，作为噶玛巴，作为一个宗派领袖，他必须具有自己传承所需要的宗教法脉。但如果我呆在在西藏，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因为很难见到一些传承上师。我必须在去见他们和请他们来西藏之间做出选择，后者有点困难。” 噶玛巴透露的第二个原因是：“也许在我年满18岁之后，政府会要求我做什么，要求我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或者自己不想说的东西，叫我去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不好，尤其是要说一些对达赖喇嘛尊者不好的话，这个我不太愿意去说。 关于第3个...

在当今华文世界所有的音乐形式中，最为暴力的当属盘古乐队。这支1990年诞生于中国江西南昌的庞克风格的摇滚乐队，2005年流亡瑞典后，继续以人权，自由与革命作为其基本主张，近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及社会焦点人物，都成为触动其创作的灵感之源。 翻看他们的曲目，不难发现，杨佳、唐福珍、杨元元、张林、高智晟、刘晓波和王炳章等新闻人物都进入了他们的摇滚，盘古乐队主唱敖博认为新闻报道中的事件或人物只是白开水，进入摇滚后才成为烈酒。敖博说：“我用摇滚让人们感同身受，用摇滚野史或者摇滚杂文的方式呈现中国当代历史。” 敖博视歌词是摇滚的灵魂，由他撰写的歌词充斥着“自焚、战争、革命、动乱、起义、屠杀和处决等”刺激感官的词汇，敖博说：“不幸的是，中国形势的发展，与我们的歌词越来越吻合，每过一天，就向我们歌词靠拢一天，我希望我们预测错误，但中国的现实老往我们身上贴。” 推出最新专辑《为人民报仇》 2010年元旦，盘古推出了最新专辑《为人民报仇》，封面图案是自焚前的唐福珍立于自家房顶。“专辑每一首歌都像是人民之矛，我们的摇滚像弓箭和子弹一样射出，我们的靶子则是政府审查，拆迁等具体内容。”敖博说。 敖博称出这张专辑为的是“为人民报仇、替人民解恨、帮人民出气、助人民造反！”他还引用某位无政府主义大师的话说：“没有比剥削劳动和压迫穷人的政权更为卑鄙的东西。” 《为人民报仇》专辑收入了盘古近年来的作品十一首，曲目分别是“这个狠毒的政府 这个残暴的政权”，“千千万万个杨佳”，“我一定把你杀光”，“你口腔的对面是枪口”，“被屠杀不要紧吗”，“我们反对和平理性”，“把北京割给俄罗斯”，“悔罪书”，“革命总动员”，“ 乔希尔没有死”，“鬼跟人的区别”和“Yang Jia”。 在中国摇滚之父崔健日益沉默的今天，出道之初受崔健影响甚大的敖博及盘古，则在海外发出了更多的声音，今天，盘古已经有了“盘古推特 http://twitter.com/hundunzhe”，“盘古暴民论坛 http://fangong.forums-free.com/”，“盘古暴民博客 http://fangong.xanga.com/”和“盘古暴民电邮 pangu6702001@hotmail.com”等传...

在我们生活的某个时期，有过这么几年，温柔的枪手特别流行。 在我住的公寓楼里，有一间热量很足的桑拿，在魁北克漫长的冬季，我们喜欢在里面泡着，当然，谈的也都是热门话题。 魁 蛇，是一位形体瘦高动作飘逸的本地中年男子，这一天，他在桑拿里问我，发生在遥远的小岛上的选举是怎么一回事。那里刚刚结束了酋长选举，处于劣势的候选人 圆圆在投票前夜，在家中卧榻上被人击中了肚皮，瞬间引发了人们的同情，在投票中以微弱优势当选，但随后对手及其支持者进行了马拉松式的抗议，纷争正成为国 际新闻。魁蛇 还特别对那神秘的一枪感兴趣，当时我正慵懒地躺在桑拿里的长木条凳上，他突然把手放上我的肚皮，接着在上面划了个长弧形，说：我也能让子弹拐弯。魁蛇是一家射击馆的教练，参加过在本市举行的奥运会，他说能让子弹跳舞我也相信。 在 小岛枪击案之后一个月，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又响起了温柔的一枪。一位在预选中略拜下风的候选人在与选民握手时被击中了手臂，那子弹从他手臂的表皮下穿 过，把他的羽绒衣打的毛花四溅，鲜红的血滴落在选民的手上。人们的同情心在两天后的选举中又一次发生了奇效，中枪者最终击败了对手，成为一国的元首。 魁蛇是一 个很有头脑的人，这两次枪击显然激发了他的想像，他要成立一间射击学校，训练温柔的枪手。 射 击学校很快在本市北部的一栋废弃的厂房里成立了，学员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各个族裔，男女老少皆有。魁蛇设计了一批与众不同的枪支，它们介于军用和民用之 间，子弹的威力几乎和爆炸无关，它们更多地喜欢与射击对象发生机械摩擦。至于子弹的弹道走向，那是属于魁蛇的绝活，他教学员如何用一个鼻孔出气和一只半眼 睛瞄准，最重要的是手臂如何象蛇身一般蜿蜒伸出。有一次，魁蛇带我去他的学校，我头昏目眩地看到三百名高矮胖瘦黑白黄红的枪手们蛇型伸展的手臂。 订 单很快从全球各地雪片似地飞来，魁蛇在自己的电脑中，将各类来件分档归类。客户真是五花八门：由于民主政治成为时尚，大小政客成为主要客户，大到总统总 理，小到乡长镇长，凡有苦肉计计划的，都来信洽商；军界有需要恐吓敌人的；企业界为吓跑竞争对手的；买了巨额保险后想制造伤口索赔的；甚至演艺界明星为了 使自己锦上添花，使星迷们更加关爱自己的。要求射击的地点无所不在，有竞选场地，军事演习现场，商业谈判室，大街上闹市中，比赛场馆甚至大型的演艺晚会会 场。要求击中的部位也是多样化，有肚皮，胸...

另类江湖，横陈在我们世俗生活之外。它与我们为邻，但我们忙于生计，对它毫无知觉。我们忙于世俗生活的细节之中：聚敛钱财和寻找情欲的发泄，社会和家庭将我们困于喜怒无常和哀乐交替的洼地。 这个洼地温暖而潮湿，它丰润肥厚的巨唇咀嚼着我们的肢体，我们沉溺于这湿漉漉的爱抚之中，直到有一天，它使我们棱角消融，成为在世间摆放的相互逗乐的公仔娃娃，丧失了向周边挪步的能力。 对人类来讲，有一种比常规移民更难以达成的生活转移。我们可以便利地通过移民事务所或仅凭自己的力量将生活的舞台变换东洋或西洋的布景。但如果我们要将自己从世俗生活里游离出去，需要的是另一种神力。 上个星期的一个夜里，我在沉沉的梦境中，遇见了在另类江湖中行走的他。他好像没有离开我所居住的城市，他把我从床上拉起，去到我们以前常去的一间酒吧。在喧嚣拥挤的吧台上，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向我讲述了他几年来的经历。 2001年5月18日，他带着一只行李箱离开广州，从香港经由温哥华前往蒙特利尔。移民之前，他在广州学完了Alliance francaise的中级法语课程，从力宝健身中心第六期格斗班结业，前一年，参加了在海口举行的全国铁人三项比赛，名列第16位。他是广州一家大型旅行社的英语导游，26岁，已经辞职。 2001年6月1日，他离开暂住的小旅馆，租住蒙市东部法语区的一间老房子。办完各种证件之后，他报读了魁大法语证书班。 2001年6月7日，他在东区一家健身馆找到周末兼职，维护游泳池和健身设备，这是一家由原加拿大健美冠军开办的大型健身馆，他在其中犹如鸟儿投林。蒙市的夏天节日纷呈，他在阳光明媚的街头度过了数月，甚至还学了几首法语歌曲。 2002年1月，他从法国驻蒙市总领馆获得旅游签证，20日，结束房屋租期，中断法语课程，这个时候，他已经能用法语熟练背诵《法国外籍兵团成员荣誉信条》，他最喜欢的是第七条：Au combat，tu agis sans passion et sans haine，tu respectes les ennemis vaincus，tu n'abandonnes jamais，ni tes morts，ni tes blesses，ni tes armes. 2002年1月21日，飞往巴黎。从机场直奔城东的Fort de Nogent，这是法国外籍兵团在巴黎的招募中心。下午4点20分，他跨进大门，成为当天...

二零零四年五月《蒙特利尔日报》上有一张图片新闻，画面上一组组的中国人由近而远地排开，他们四人一组，三个站立的人身着威武的武警制服，另一个平民装束的人跪在前面的水泥地上，左右双臂像鸟翼一样被武警向后扯开着，持枪的武警迈开双腿，将手枪摆成瞄准状。图片的背景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面写着xx省公安汇报表演，我想象主席台上的人们正饶有兴致地为这一幕鼓掌。 正为下半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反死刑大会造势预热的本市媒体将这万里之遥的东方画面信手拈来，并配以法文标题：中国枉为文明古国，这种游戏也要操练！ 这张图片像病毒一样藏匿在我脑子里，又像夏天的风拂动树叶一样挑拨着我的神经。有一天我遇见了熟悉的心理学教授Serge，他忽然问我：你在中国当记者，有没有亲历死刑？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我没有继续理会他的好奇，便把他撇在大厦的过道里独自走开了。 实际上，有时我觉得那张照片就是我拍的，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行刑者，这个文雅的名字在我们的语言中叫着刽子手。我说这三个字的时候，一种残酷的欲望正从我身体某个遥远的部位苏醒，接着它就缓缓地向我的笔端游动过来。 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热衷于重案采访。那个时候我住在海边，阳光总是照耀在我居住的城市，从来不知道收敛。我有时就躺在悬挂于椰树间的吊床上，树影班驳地印在我的手臂上，海浪击打着峭岩，我微闭双眼，为一个人生命的结束设想种种结局。 看守所建在大海北边的第三和第四座大山之间，险要的山势成为它的天然屏障，它郁郁葱葱又杀机四伏的样子，使我在每次进入时，都思绪万千。 我记得第一次随法官在看守所宣布死刑的情景，那是一个投毒者，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将毒药放进了邻居的汤锅里。在我生活的南方，人们有长时间煲汤的习惯，特别是在农村，经常敞开大门煲汤，这个倒霉的邻居大大咧咧进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餐。 那死囚身材瘦小，几乎是浑身颤抖着被狱警拖进了审讯室。但他的哭声大得震天，在狱警传他时，他就开始捶胸顿足，嚎啕不已。法官几乎是狼狈地读完了死刑通知书，因为他自己都听不清自己读的句子。法医试图抽血样，努力了十多分钟，也无法使死囚安静。 第二天临刑前的公判会上，我看到投毒者面色通红，嘴唇吃力地张开，喉结被一条绳索紧勒着，身子瘫软无力，站在他身后的法警面色无情，我听到投毒者最后挣扎的丝丝吐气声。。。 那一次我没有去刑场，我不喜欢在死亡面前哭泣的人。 有一次，是一个...

电影院距离唐人街不远。 排队 的 人龙 静止 在影院外的欧式回廊之中， 人们 或静默或 小声 交谈， 左侧是 本市主要 南北向大街 圣劳伦大街 ，此时正 车水马龙。 加拿大人脾气温和，具有人口拥挤的国家里人们少有的耐性， 而排队就是这个人群展示 精神品质 的方式之一。此时 是六月， 下 午 的太阳从头顶灌下，让 人 头皮发麻。 电影将在半小时之后开始，候票的人龙在拐了一个弯之后前行了一段，进入影院在大厅里面延伸。 这些人大概和我一样，留意到了报纸上映期即将结束的预告，赶来看这场演出。朝人龙挪动的方向望过去，是一个下坡，坡下的建筑群里，躺着百年的唐人街。 这是一场和中国有关的电影，但留意一下人龙，除了我自己，没有见到亚裔。 这部 由 魁北克人耗时八年 制作 而成 的记录片 叫《 ce qu'il reste de nous 》， 象征画面是一 位 西藏 妇女苍老的面部，她正低垂着头，老泪纵横地祷告 ，这张头像被印在本城的 大小 报刊杂志上，广为传发 。让我震撼的是她面部沧桑的线条，其 凝重的 质感犹如八十年代 中国 青年 画家 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 电影票在距离我还有二十多人的时候宣告售罄， 我只能打道回府。 回到家，我给本地诗人 H ubert 通了个电话，约他明天 一起看电影 ，本地每年一册的精美诗歌年鉴已连续两年收录他的诗歌，但除此之外， H ubert 默默无闻 。他很爽快地同意和我前往，并提议完事之后，去唐人街吃中餐。 我幻想这是一部灵魂和物质世界 对话 的哲理片，我们还剩下什么 ？ -- --- 在巨大的物 欲 窒息灵魂的 人类 发展 潮流中， 这种问题由 离 苍天 最近 的 高原 人群来发问恰如其分。我 望着铺展在我电脑台上 的 雪白的哈达， 上 面用 藏文书写的祝福 字样 在阳光中跃动。我索性 闭上双眼，把外部世界屏弃在我的视觉之外，我想起了我的藏族阿妈，想起了寺庙里经纶的转动，想起了五体投地的行进，想起了 曾 举着火把 去朝拜一座圣山的洞穴，阿妈告诉我，探过幽暗的 神 洞，便能洞穿世界，进而达到喇嘛的境界。无奈我尘缘未尽， 硬是 离开了阿妈，回到沿海的定居地，今天又 飘零 在万里之遥的西方世界。 第二天，我和 H ubert 提前两小时去电影院排队， 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位自巴西来度假的教授和一位本地的画家。进放映厅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这一生，哪里都没有去，我们始终被囚禁在词语的巨掌之中。 我 们诞生在一个词语充斥的氛围内，我们一生都被词语包裹着。我们试图用词语为自己开蒙，用词语释解或施加压力，用词语发掘快乐或痛苦，用词语麻醉别人或纠缠 自己，我们还或谨慎或卤莽地用词语来触碰这个模糊不清的世界。我们致力于漂泊，毕生游历世界所获取的景致，只不过是一堆堆词语的具象而魔幻的展示而已。 诗人和戏剧家是人与词语这场唐吉柯德式的战斗中的先锋。我们遥看中国古时的画卷，可见无数文人墨客游荡山水，采风民间，出入宫廷的场景，他们在像寻仇一样找寻惊世词语。 一 九九五年金秋时节，对身处北京的词语敏感者来说，有一出戏不可不看，那就是中央实验话剧院在小剧场出演的讽刺喜剧《伐子都》。那天傍晚，我离开北广宿舍， 沿京通公路进京，专为观摩正小心翼翼试演的话剧《伐子都》。这出在多种地方戏中广泛流传的传统戏，经过实验剧院的改编，具备了新的生命。实验剧院为这出戏 装扮了一个现代外型：不锈钢的舞台道具泛着金属的光泽，大幅的素色调布艺装饰颠倒时空，而华洋交错的音乐则具听觉上的喜剧效果。于是，当李媛媛身着古装出 场时，人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惊世词语的出现。果然，令人铭心刻骨的词语出现在这样的场景中：当开国老臣考叔从新寡的皇妃如意床底爬出，向她示爱时，李媛媛劝 告这位开国重臣要把守晚节，老臣用颤颤巍巍的腔调说道：国家都堕落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堕落？！顿时全场掌声四起，经久不息，我看见人们酣畅淋漓地倒卧在词 语的巨掌之中。 二零零四年五月上旬，法国演员 Denis Lavant 在蒙特利尔 C 站剧场为正在进行的国际文学节上演了旷世名剧《森林边的黑夜》，这是一出极具风格的独白话剧。在幕启前的黑暗中，人类各种语言混录而成的词语群像滚雷一样从空中袭向观众，接着人们看到的画面是衣衫褴褛的 Denis Lavant 站在舞台正中的条形高台上，经受暴雨的洗礼，雨停后，开始了他长达 100 分钟不停歇的激烈独白。在这横贯理性与世俗，宣泄欢乐与痛苦的狂热独白中，词语充分施展了它对人的魔幻控制。在聚光灯下， Denis Lavant 在一百分钟里只有不到十米的移位，但词语驱使他手足舞蹈，捶胸顿足，形体扭曲，声音夸张，最后，他卸下了身上所有的世俗羁绊，赤身裸体地面向观众宣布： Je t’aime,camarade.Je cherche toujours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