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志明：基督信仰超越一切

神州传播协会的总编导远志明居住在美国西岸，1995年神学院毕业以来，他走遍北美和世界各地传道，期间也拍摄了三部电视片，目前正筹拍《彼岸》，这部大型纪录片将介绍近二十年来海外大陆移民大批归信基督的状况。

作为8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撰稿人之一，远志明发现自己在信仰基督后创作起来更加海阔天空。07年初，他向多维坦言了自己创作风格的变化：“我以前热血澎湃、很尖刻，刚信主时这风格还遗留在创作中，第一部电视片《神州》的解说词很冲，第二部《十字架－耶稣在中国》比较沉稳，第三部《福音》就更平和了。”

远志明的文字越来越远离救国救民的激情和批判精神，为人也随着基督教信仰的深入和阅历的增加而越发超脱平和：“我越来越明白，基督信仰是超越一切的，它超越文化、政治和一切现实的东西。”

人的尽头上帝的开头

六四之后，远志明于90年流亡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中文查经班接触基督徒，91年信了耶稣。92年他进入神学院，95年毕业，在洛杉矶的一本基督教杂志《海外校园》做编辑，后来成立了神州传播学会拍摄电视片，向华人讲述耶稣的故事、中国五千年历史和基督教信仰的关系、以及五十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

他经常在周末前往全美各地的布道会上讲道，但无论在哪里，每天读《圣经》和祷告都是他和妻女的必修课。在国内时，远志明夫妇是一对吵架夫妻，来美国信了耶稣之后，各人认各人的罪，就和睦了。远志明说：“每人认自己的罪，别老盯着别人的罪，事情就好办多了，国家对国家、党对党、人对人都是这样。”

远志明还跟多维说了一个事：魏京生来美国后，见了苏晓康问远志明怎么入教了。苏晓康回答一言难尽，但是有一点十分清楚，远志明一家是蒙了大福了。“旁观者清，苏晓康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和家庭都不一样了。原来就是搞点民运，现在有很多事情可做，对人的心灵说话，让罪人悔改，让破碎的家庭重新和睦，非常有意义。”

在《河殇》的五位主创人员中，苏晓康、远志明、谢选骏和张刚都在美国，王鲁湘在凤凰卫视。远志明与谢选骏、张刚和王鲁湘多年没见，不知近况，与苏晓康偶尔联系，他认为苏晓康“心里其实信了，只是还没有受洗进入一个教会。”远志明认为无论搞民运经商或做研究，都得有信仰这个根本，因为信仰是对个人和家庭的一种祝福，所以他经常向朋友们传播福音。

90年代以来，海外大陆人出现了信主热，中国大陆留美学者、家人及其他各类移民成为基督徒的人数快速增长。远志明经常接触在美国大学里的华人，他发现信仰者在某些大学能高达10％左右，有的则有3％至5％。

30多年前，台湾来美的留学生和移民也出现过这种热潮，他们在大学建立了查经班，后来又创办了教会。六四之后很多大陆人带着心灵的伤痛来到美国，老布什让他们获得了绿卡，在解决了世俗身份之后，受到心灵震荡的人们开始为灵魂寻找一块净土，这时，大批大陆学生涌入了由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华人开办的团契和教会。远志明告诉多维：“历史的传承看起来很偶然，其实有内在美意。在此之前，海外牧师都感叹难以邀请大陆学生来教会，六四之后，他们自己跑来了。”

很多来自大陆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信仰了基督，在矽谷的教会中，大陆背景的华人大多是工程技术人员，在美国有电脑高科技方面的学历。远志明对多维分析说：“随着科学发展，发现的奥秘越多，人的能力就越显得有限，如DNA密码和宇宙大爆炸等对科学界很大的震动，科学本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对真理的追求，人类越追求就越困惑和迷茫，今天甚至遭遇到死胡同，这便容易转向上帝。爱因斯坦和霍金等人虽不是基督徒，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头。人在理性不能穷尽的地方，容易皈依信仰。”

许多大陆学子成传道人

在大批大陆人开始信仰基督的同时，一些人走的更远，他们献身于基督教信仰的传播。90年代以来，在美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风景：数以百计的大陆学子成为了牧师和传道人。

流亡前，远志明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在美国生活了十六年后他发现，仅在自己身边，就有一百多位大陆人在完成了基督教神学院的课程之后成为了牧师。这些人中包括三位远志明的人大校友，还有被通缉的北大学生熊炎，作为美国陆军的随军牧师，他曾前往伊拉克战场；另一位被通缉的北大作家班学员，有着传奇逃亡经历的当代“鲁滨逊”张伯笠也成了牧师；成为职业神职人员的还有毕业于中央党校的范学德；北大生物系博士冯秉诚放弃高薪工作进入神学院学习，后来成为牧师，并以里程之名写作通俗易读的《游子吟》，被华人广为传阅。洪予健牧师，复旦大学毕业来美，在宾州大学拿到化学博士，就奉献一生给上帝了。还有其他一些大陆学生学者，除了成为专业神职人员之外，也有人在毕业后从事了其他的工作，如张敏在自由亚洲电台做记者，远志明认为他们是在职业中传播着信仰。

成为牧师，至今依然是一些大陆在美学子的首选，据远志明透露，仅在2006年，就有一百多名来自大陆的学生在美国各神学院注册。

有大陆背景的牧师工作在分散在全美各地，彼此之间没有沟通。远志明说：“华人牧师之间没有联系，基督教是一盘散沙，不似天主教，我们只是从文章、讲道等途径知道对方。”

这些大陆学子单枪匹马从伴随自己成长的无神论氛围中突破出来，进入基督教的信仰之中并成为传道者，这种转变引发了各种猜测，远志明认为：“任何功利的揣测都无法解释这种转变，这并不是为了适应美国生活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信仰基督有更深层的原因。”

基督予人心灵安息地

无神论教育带给人一个赤裸裸的物质世界，人被禁锢于狭隘的现实之中，但人们的精神渴求比外在的物质世界更宽广。远志明认为：“过去在大陆，我们完全忽略了这个世界，物欲横流的乌烟瘴气把内在世界淹没了。”

在同样追求财富和成功的美国，远志明在基督教氛围中发现了一种深沉的东西，它让人的心灵直接与至高无上的上帝沟通，使人超越人间的繁杂、苦难和孤独，超越现实，直达天庭深处。远志明认为这比物质世界更具吸引力。

在流亡初期，苦闷中的远志明曾感慨流亡者的自由如困于天际的飞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虽疲惫之极却无法安歇，他的一句名言 “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在流亡者中流传甚广。在普林斯顿大学中文查经班，他初步体验到耶稣所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基督以神的胸怀接纳一切人：罪人和义人、穷人和富人、文化人和目不识丁者。远志明发现基督只看人的心灵，接纳孤单和软弱的心灵。远志明说：“慈悲的耶稣包容和赦免人，给人一个温暖之地。中国文化遗产中缺乏这种心灵的支撑点，我相信这是漂泊中的人们信仰他的最深层的原因。”

远志明以其同龄人的经历来证明这种缺乏：“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过，被毛泽东吸引过，幻想破灭后，我们失去了信仰，心灵里没有了信仰支撑点，没有了生命的基点，处于一个无所信仰的可怜状态。”

在普林斯顿大学，他遇到了带来耶稣关爱的基督徒，他们邀请中国流亡者吃饭，为他们的痛苦和孤寂祷告，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远志明在一位张牧师为他做第一次祷告后，感动得满脸都是泪。牧师拉着远志明的手，一句句地为他、为他留在中国的太太和女儿祷告，为他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祷告。远志明告诉多维：“祷告结束时，发现自己满脸都是泪，后来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

在远志明信仰基督之后，他的一位师母把他的名言“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改成了“失去了大地，得到了天空。”她想告诉人们，远志明在失去了人间的某些存在之后，得到了天上更高的东西。

上帝给予人自由

在与多维记者的访谈中，远志明谈到近日在多维新闻网上看到有人撰文，提出假如人间有神，也决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文章认为基督教的上帝善恶分明，与真实的世界不符，并提出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就不是全善的，是全善的就不是全能的。远志明告诉多维：“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1927年在《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一书中就提出这一观点。上帝当然是全善和全能的，但他给了人自由，在伊甸园里，他给了亚当和夏娃吃与不吃智慧果的自由。人拥有自由意志，可行善也可行恶，可以信上帝也可不信上帝，这是上帝赐予人的自由。”

有人想不通的是“既然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赐给人犯罪的自由？”远志明认为答案很简单：如果人没有自由，就不成为人了。为此远志明援引胡平的一句话：如果人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所谓道德，就是在自由的状态下，在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时，自动地选择不做恶事，而做善事。如果没有自由，用枪逼着人去做善事，那不叫道德，道德的前提是完全的自由。没有自由，也没有尊严，没有责任，一句话，没有自由就没有活人。自由当然包括犯罪甚至否定神的自由。人不能一面犯罪一面责怪上帝给他犯罪的自由，就像仆人一面偷主人的东西一面责怪主人没一天到晚将他捆住。

远志明认为《圣经》开篇就讲人的自由，人有自由就可能堕落。上帝也告知人们如何才能升华和重生，回到他的怀抱。但无论人如何行为，上帝不会剥夺人的自由。远志明认为一些作者不了解基督教，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海外学子信基督，他鼓励人接触基督教：“有人认为信教者很傻，智力很低，其实不然。毛泽东都说过，你如果要知道梨子的滋味，要亲口尝一尝。我在接触基督信仰之后，其魅力使我无法远离。有人一口都没尝过梨子，却认定吃过梨的人是受了骗上了当。”

远志明清楚地回忆起自己尝梨子之前的情况。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有一位马来西亚女华侨每周末请远志明、苏晓康、刘宾雁等人去家里吃饭，并在席间讲耶稣的故事，宾主展开争辩，每每她都被辩得哑口无言。但令远志明等人吃惊的是，这位不太识字的家庭妇女照样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照样热情好客，请他们下星期再来，并叫他们把难处告知她，她会代为向上帝祷告。远志明等人回到住地，总是议论这个老太太怎么回事，她一点道理都没有了还笑盈盈的。

后来远志明明白，信仰靠的不是争辩，就像梨子的滋味不是靠辩论出来的，她吃过梨子，知道那味道特别好吃，没吃过的人和她辩来辩去，她在心里可怜你：你连吃都没有吃过，就会说。

远志明认为，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是神学中的一大问题，进入基督教之中，才能体会到上帝把对人的爱表现为他给人自由，在自由状态下，人类充满了罪恶，于是耶稣来到世上，最后被人的罪恶所害，钉死在十字架上。远志明说：“上帝和我们一起受苦和受难，为的是承担我们人类所有的罪，他用爱来呼唤我们认罪悔改，并拯救那些愿意悔改的人。”

华人通往基督的障碍

在美国做了十多年传道人的远志明发现，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成为基督徒，但仍然有很多人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对于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大陆华人，在通往基督信仰之途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障碍。

远志明认为科学主义是中国人信仰基督的首要障碍。五四以来中国崇拜科学，但科学只是对真理的追求，在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日新月异，它本身不是真理。但如果把现有的科学知识当成永恒的真理，并据此来拒绝神的启示，科学主义就成为迷信，对科学的迷信。不少在海外学自然科学的大陆学者突破了这种迷信，就是因为他们和康德一样发现了人的理性和科学的局限，谦卑下来。爱因斯坦曾说：任何一位严肃的科学家，看到宇宙如此的深奥与和谐，他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爱因斯坦还说过：人类穷尽其最高智慧，都不能破解宇宙的法则，那么，在这个法则背后，一定有一个更高的智慧。牛顿说：我一生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在海边捡了几个小贝壳，真正的大海我还没有看见。远志明认为：“这些大科学家后面都通神，我相信海外学子最后都能突破科学主义迷信。”

华人信仰基督的第二大障碍是享乐主义。因为人信上帝，首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在耶稣面前，首先要认罪，因为你应该行的善，你并没有行出来，这就是罪。

远志明告诉多维：“中国文化缺少忏悔精神，没有罪这个概念，也没有认罪精神。中国人不乏反省意识，反省一件事做的不对，做的不够策略，导致失败。但忏悔不同，忏悔自己是个罪人，本质上是个败坏的人，而不是说自己是好人做了错事。”

远志明说：“我们习惯把一切的罪错推给别人，不承认自己不好，只承认自己不对。基督教告诉信徒你本质上就有很多罪孽，尽管你此时没有行出来，但罪的根深藏在你里面。这一点让很多中国人受不了。”

写作《河殇》时，远志明认为“我们不需要基督，我们就是拯救者基督”。在与基督教接触初期，他也曾排斥忏悔和认罪：“我不承认我是罪人，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个救人的人，要救国救民，很高尚，怎么会是罪人。”

远志明承认，六四后的逃亡把他原来的假相打得粉碎，同时被打碎的还有他的骄傲。那时他从大陆逃到香港，在巴黎呆了半年，在难民营里住了好长时间，之后辗转美国。远志明告诉多维：“在流亡中，我们无能无德无力的本相暴露出来了，像个瞎子瘸子，连自己都不能自救。”在虚妄的假相被粉碎之后，远志明遇上了耶稣，很快就被吸引了过去。

远志明认为知识上的骄傲和品格上的骄傲使人们在走向上帝的道路上受阻，在世俗生活中，正常人有两个骄傲，一是自己的知识，懂科学和文化知识等等；二是自我感觉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是罪人，无需认罪。

在远志明的分析中，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基督信仰的障碍，比如孔孟都主张自救，认为人的内心有足够的品格和知识，挖掘自己就够了，可以做到“为人由己”，想仁就仁，想爱就爱，想善则善。基督教的说法正好相反，《圣经》说，你立志行善，这由得你，但能否行出来，由不得你。意思说你里面虽然有善，但是行不出来了，只能借助于神的帮助，借助于基督的拯救。远志明说：“传统上，中国人讲自救自律自省，强调自己，基督教说他救，是他的拯救、他的恩典、他的能力。这个他，就是宇宙背后的创造者、那个能力和智慧的源头。上帝借着耶稣，道成肉身，借着他来给我们拯救。”

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基督教文化要在华人社会扎根和传扬，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文化碰撞。两相比较，远志明认为儒家所言在两千年的历史论证中，被证明是软弱无力的。而基督教宣扬人都是罪人，靠自己是行不通的，只能靠神的拯救，在社会管理上的表现就是互相监督，孟德斯鸠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远志明告诉多维：“孟德斯鸠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他的《论法的精神》核心来自于《圣经》。”

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

三年前，远志明回中国拍摄电视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介绍五十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有报导说，远志明回国，由曾庆红特批，并派专人全程护驾。

对此，远志明告诉多维：“我回国拍《十字架》，拿的是美国护照，用的是美国名字，拍完之后，被他们发现了，他们发现后把我送上飞机，从此再也不让我回去了。”

远志明在05年和06年连续两年向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被拒。尽管如此，远志明认为他所拍摄的《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帮助中国政府了解了国内基督教的发展情况，因为根据香港报纸报导，统战部长刘延东看了《十字架》后大为吃惊，一是没想到中国地下教会之多，二是没有想到信徒都这么好。远志明说：“因为政府只了解三自教会，不了解家庭教会，等于我们免费为中国政府写了个调查报告。”

远志明不认为中国政府会反对他的电视片，03年底温家宝访问美国时，一位担任华盛顿市长助理的华人基督徒写信给温家宝，代表海外华人基督徒向中国政府建议：这么多家庭教会和基督徒处于地下状态，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对基督徒和政府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希望让他们公开。远志明分析说：“我相信温家宝看过《十字架》这部片子，因为两年后，中国政府出台了家庭教会登记制度，据我所知，有些城市里的家庭教会确实去申请登记，但没有成功。”

原因是中国政府要求来登记的家庭教会加入政府的三自爱国会，远志明认为把家庭教会归入官方教会，当然很多人不乐意。远志明说：“应该和美国一样，对所有的教会一视同仁，一概登记就完了。与中国相比，美国对非盈利机构的管理非常严格，每个教会的地点、财产、帐目、人员和法人都必须公开。”

在中国拍摄了《十字架》之后，远志明发现国内基督教的发展快于海外华人社区，他认为这种速度在无神论的环境中，很是奇妙。但他不敢赞同大卫－埃克曼近日做出的推断，埃克曼在其《耶稣在北京》一书中说，二十年内，中国有可能成为基督教国家，那时20％至30％的中国人会成为基督徒。远志明认为如果能有10％的中国人信耶稣就不错了，关键还在于质量要提高，如果这10％都在农村就不行。

好像在中国凡事都从农村开始，毛泽东发迹于农村，赵紫阳改革也在农村，国内基督教的发展也始于农村，农村信仰者众，远志明分析这既与中国本是农业国有关，也因为基督信仰本身始于苦难的草根阶层，最后达到罗马帝国的皇宫中。远志明希望如果有一半的中国信教者属于文化界法律界和政界等阶层，那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就大了。他认为尽管目前，这些阶层信仰者人数还不多，但发展势头喜人。

三年前远志明在拍摄《十字架》时，基督教在中国还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近三年来，基督教从农村包围城市并进入城市。远志明注意到三年来，中国农村的基督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萎缩，但在城市长足发展，各大学都有查经班，文化艺术界、企业界、商人团契，小型教会到处都是，比如余杰王怡北村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始信耶稣，信仰者的质量在提高。

远志明认为两大因素将促进基督教在国内的发展：“一是天意不可人违，我常说，春天一到，大自然不会只开一朵花，因为这花不是人种的，也不是人浇水施肥的，是天意。另一方面，中国要长治久安，要和谐发展，必须要有信仰。如果没有信仰维系十三亿中国人的心灵，各党各派各行各业上层下层，只有使人相争的利益而无超越于利益之上的信仰，是不行的。”

有人将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远志明则希望基督教信仰能支撑中国的未来：“两千年来，儒家要行的话，早行了，那是文化，不是信仰。基督信仰要人委身舍己，那才是力量。”远志明认为出于理性，中国政府会更宽容基督教，因为它发展了，对中国也没有坏处，基督信仰丝毫不危害世俗政权。因为耶稣有话：恺撒的东西归给恺撒，上帝的东西归给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