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们：从中国远逝的教会大学
陈竺父亲陈家伦和母亲许曼音1950年毕业于天主教耶稣会的震旦大学医学院，两年之后，教会大学全部从中国大陆消失。由于震旦大学全部采用英法语教学，在锁国年代，陈家伦和许曼音如洒在日渐贫瘠土地上的种子，用所掌握的英法双语为儿子开启了世界之门。
在陈竺登上21世纪中国政坛的第二天，在美国纽约，另一所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美东校友会聚会于曼哈顿，老人们操着流利的英语，唱着《光与真理》的校歌，在旧时音乐的伴奏中，跳着恰恰和吉特巴舞。这群丧失了母校的毕业生们，像是从一幅被尘封的旧画面中走出，将消逝了55年的教会大学重新带入人们的视野。
"东方哈佛"的毕业生们
一百多年前，来自英国的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走了三天山路，才由福州到达闽北山区建瓯的一个村子。不久，村中一位年轻的女子信了教，日后这名女子的儿子上了教会学校，后来还学了西医做了医生。再往后，医生的儿子读教会小学和中学，1950年考大学时，小伙子瞄准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这年轻人名叫黄德涵，就读于福州圣公会"三一中学"。他要上圣约翰的原因很简单，位于上海的圣约翰是福州同学们都向往的"东方哈佛"：那里的毕业生们操着中国最好的英语，做医生的医术高明，做教授的满腹经纶，做买办的生意兴隆。
圣约翰的入学考试采用美国方式，一本厚厚的全英文试卷让来上海赶考的黄德涵感到吃惊。当时考生来自全国各地普遍使用英语教学的教会中学，除英语外，圣约翰昂贵的学费也令公立中学的学生却步。开学时，一辆辆送子读书的名车停在校外，更为圣约翰铺洒了一层非富即贵的色彩。
圣约翰大学建在上海西乡苏州河畔的梵王渡，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三面环水。以建校者施约瑟主教之名命名的"怀施堂"是预科生黄德涵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他上课在一楼，住宿就在二楼，当时预科生住的比较拥挤，八九个人一间房，但每五六名学生就拥有一名提供生活服务的校工。
那时，刚执政的共产党对学校冲击不大，只是在英语课程之外，加了一门汉语政治课。黄德涵在第一年预科之后，参加医学院学生统考，后转往另一所校风保守的教会大学齐鲁大学，这里的医学院比圣约翰更有名望。尽管只在圣约翰呆了一年多，但这所完全美国化的学校给了黄德涵一个开阔的眼界，他在那里打橄榄球，唱西洋歌剧，跳交谊舞，活的像个花花公子。
1952年，所有教会大学在中国大学院系大调整中消失，圣约翰被拆得七零八落，齐鲁大学医学院也被山东医学院合并。那时身在济南的黄德涵才19岁，对这一变化并没有太留意，因为同学依旧，校园依旧，教师教材依旧，甚至连宿舍也依旧。
山东医学院毕业后，黄德涵工作于中国医学科学院。1961年，在人民忍饥挨饿和万岁声中，黄德涵在海外叔父帮助下移民香港，行医七年之后又于1969年到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医学。77年哥大毕业，黄德涵加入U.S.Public Health Service，获得海军中校军衔，任职波士顿一家军队医院放射科主任，四年后以海军上校军衔退役。
早在黄德涵加入美国海军之前，另一位圣约翰学子加入了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林擎章，早年在英文水准极佳的教会中学名校－上海圣芳济中学读书，1944年考入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48年毕业。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后，操着纯正流利英语的他为志愿军的美军俘虏营工作，职务为中队教员。如今，他与老伴生活在纽约长岛，对这段战火纷飞又颇为敏感的历史不愿意多谈。
圣约翰农学院毕业的孙大中是原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的同班同学，1947年毕业，现居住在纽约。毕业60年后，当时的农学院学生会主席孙大中回忆圣约翰往事，称鲁平在学生时代就十分活跃，但还是无人知道他在1945年就加入了中共，后来孙大中更惊奇地发现，圣约翰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以农学院人数最多。
现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美东校友会会长的潘永颐从父辈开始就读圣约翰，他自己从初中高中到大学都在圣约翰，被人冠以"三约人才"的雅号。他从圣约翰青年会初中读到圣约翰高中，1944年免考直接进入圣约翰大学修读医学。1945年日本战败，他的家庭因父亲在汪精卫手下任职而受牵连，他无法继续漫长的医学院学习，转入政治系，1949年毕业。兵荒马乱贯串了潘永颐的求学年代，唱诗班和体育运动是他的安慰。他忆及百米短跑比赛，自己能跑出11秒多一点的成绩，屡屡战胜当时江泽民就读的上海交大。
因家庭出身不好，潘永颐毕业后自谋出路，先在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后在南京农学院图书馆工作。那时，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废英文兴俄文，潘永颐在学习俄文之后做了俄文教师。1958年他又被下放至苏北盐城师专教俄文和英文，后成为外语系主任，1990年探亲来美。2003年，美国独立制片人Bill Moyers在记录片《Becoming American: The Chinese Experience》第三部记录了潘永颐曲折的经历：在圣约翰时期就做美国梦的他，直到40多年后才梦圆。
以上记录的是几位参加07年6月30日曼哈顿聚会的圣约翰校友。这所旧中国江南第一名校人才辈出，名人有中国现代外交家顾维钧、南开系列学校创办人张伯苓、作家林语堂、民国四大家族的宋家子弟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三兄弟、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民国实业巨头刘鸿生、新闻名人邹韬奋、蒋介石之后的民国总统严家淦、大建筑家贝聿铭、原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香港老派政治家钟士元等人，圣约翰校友多活跃于中国商界、政界、外交界、教育学术界和医务界。
3所天主教大学和13所基督教大学
20世纪初，办学狂人马相伯一手创办了两所天主教大学，占中国历史上三所天主教大学的大半。说他是狂人，是因为他在天主教震旦大学和辅仁大學之外，还创办了复旦大学和北京培根女校。这位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的江苏人，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成为清廷智囊还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共过事，襄助改革政事，受挫后于1901年退隐上海。两年后，法国教会帮助马相伯实现办学梦，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正式开学授课。04年，教会安排具有不同教学理念的法国神甫南从周负责校务，64岁的马相伯被迫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
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相伯帮助英贞淑办起了天主教培根女校，1912年他与英敛之一起上书梵蒂冈，呼吁成立辅仁大学。1939年，为躲日军战火，百岁老人马相伯在学生于右任的安排下，由桂林经越南赴昆明，途经谅山时病故。据其孙女马玉章回忆，他临终时说"伲是只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把中国叫醒！"
震旦大学在卫生部长陈竺的父母陈家伦和许曼音入学时，还是用法文和英文授课，就在他们毕业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政府和梵蒂冈关系破裂，1951年2月1日，传教士退出震旦，天主教会也停拨经费。52年10月大陆高校院系调整，震旦大学被撤销，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于震旦原址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其余学院分别并入复旦大学等校。
1920年，法国耶稣会在其传教活动的另一据点河北献县，又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天主教大学－天津工商学院，1948年改名为津沽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原校址建为天津师范学院，后建成河北大学。
1922年，法国教会在华教权被梵蒂冈否定，罗马教廷直接任命意大利人刚恒毅为驻华代表，并委派美国本笃会帮助英敛之和马相伯建校。25年10月1日，筹备多年的辅仁大学在北京开学，名家胡适、季羡林、郑振铎、范文澜等先后来校任教。
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更注重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孙邦华在其所著的《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一书中指出，把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法国教会过于保守，只向无知下层传教，办学也只办初等学校。据1914年的一份调查，天主教在中国已有8034所学校，其中只有一所大学，而基督教在华有4100所，其中大学有十多所。
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共在中国创办了13所大学。据维基百科《金陵大学》词条记载：192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对这些大学进行了评鉴，并划分为ABC三类。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A类一所，为金陵大学，B类一所，为燕京大学，其他如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等校，均属C类大学。B、C类大学毕业生只能进美国大学本科，进研究生院则要补修30个本科学分。而在河北教育出版社04年首版的《教会大学在中国》系列丛书中，各大学单本都有关于本校在美国获得同等学历认可的记述。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教会大学，创建于1879年，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1905年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时称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入读者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学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是最晚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共设文、理、工、医四个学院十二个系和三家教学医院。共培养学生1万多人。除英语水准外，圣约翰还创下多个第一，组织了中国第一个校友会，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馆，第一个校园高尔夫球场。1890年5月20日圣约翰召开校园运动会，开中国学校运动会的先河。曾任圣约翰体育部主任的沉嗣良还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过1932年和1936年的两届奥运会。1952年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被拆散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第二医学院，原址现为华东政法大学。
1910年正式建校的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学位文凭。学校为何在纽约州立案，该校有如下文本解释："本校创始之际，中国尚未有大学授予学位的规定，私立大学之立案无明文可遵，故校董会议决暂在美国纽约省立案，并由该省授予学位，本校毕业生今日所得之外国学位，实系过渡办法，一侯中国教育当局规定授予学位办法时，当即遵照办理。"
1928年，金陵大学在中国教育部立案，成为首个在中国注册的基督教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合并为新南京大学，电影与广播专修科北迁组建北京电影学院。金陵大学共有毕业生4475人，著名校友有人类遗传学开拓者、曾任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会长的李景均，烟草专家、美国农业部烟草研究室主任左天觉，教育家陶行知，中国电视之父孙明经，第一位华裔法兰西文学院院士程抱一，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禅学大师南怀瑾，中华民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蒋彦士等；1950年代后在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台湾农业界，大部分骨干都是金陵大学毕业生。
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也由基督教会在1015年创办，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到1951年并入金陵大学时，该校毕业人数為999人，人称999朵玫瑰。
以"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为校训的燕京大学建立于1919年，两年后，校长司徒雷登获得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及美铝公司创办人Charles Martin Hall的捐款，在北京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聘请设计了金陵女子大学的亨利－墨菲规划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校园。1926年，正式迁址。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文科、理科等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新北大校园。
1950年12月，大陆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在1952年9月院系调整中还是全军覆没。遭此厄运的除以上4所大学外，还有在中国首发硕士学位的东吴大学、陈香梅梁羽生的母校岭南大学、义和团运动后成立的齐鲁大学、集武汉长沙教会学校于一体的华中大学、徐志摩夏志清的母校沪江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和以牙科著称的华西协合大学。
纵观历史，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教育跳跃式地进入现代。对此，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王忠欣曾撰文分析："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到廿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基督教大学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毕业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
各大学的复校努力
1952年9月，13所基督教大学和3所天主教大学在中国被摘去名牌，传教士纷纷回撤，师生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到香港台湾，还有的远赴欧美，热闹了70多年的教会办学在中国似乎已经完成其使命。但在随后的寂静岁月中，众多教会大学几十年耕耘撒下的种子，总是透出生的希望。
16所教会大学中首先复苏的是基督教卫理公会创办于苏州的东吴大学。1951年东吴大学旅台同学会推动在台复校，因当时法令限制，同学会先在台北市汉口街设立东吴补习学校。1954年7月民国政府批准复校，东吴大学首先恢复法学院并于58年3月迁入台北双溪新校址。1969年恢复完全私立大学建制，逐步增设学院科系，包括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外语学院等5学院22学系。
接着复校的是天主教辅仁大学。1959年，中国主教团、圣言会及耶稣会共同参与了辅仁的复校计划。1960年民国教育部核准辅仁在台复校。1961年哲学研究所招生，1963年设立三学院十系组，大学部正式招生。复校后，辅仁大学直属梵蒂冈教廷教育部，是亚洲仅有的宗座大学。辅仁大学管理学院列世界级商管学院，其经济学科研成果列台湾第二。1967年宋美龄担任辅仁大学董事长，直至1992年。
在广州被并入中山大学的岭南大学也在香港复校。1967年，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筹办岭南书院，开办初期，只提供一些预科及非学位课程。1972年升格为岭南学院。1999年，岭南学院升格为岭南大学。
1980年代，曾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唯一女性、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原金陵女子学院校长吴贻芳推动金陵女子学院复校；1987年3月，在原址南京师范大学内正式成立金陵女子学院。1984年10月，原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友会在福州筹建了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在教会学校纷纷复校的浪潮中，最具洋气和富贵气的圣约翰的命运引人关注。1988年在香港召开的首届圣约翰大学全球校友联谊会，开展为复校筹资活动并与在原址的华东政法学院联系，商议买回校园。圣约翰大学美东校友会会长潘永颐告诉多维："当时主政上海的江泽民知道后表态说：'圣约翰还要复校？！那不是20多个教会学校都要翻身了吗！'一口把圣约翰复校的可能堵死了。"潘永颐认为导致江泽民这一表态的实际原因，乃圣约翰是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对头。
上海回不去，圣约翰校友们只能为筹得的款项另寻用途。当时大批港人移民温哥华，经校友会协商，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设立圣约翰学院，设备师资全部由UBC提供，圣约翰学院于2000年建成使用。参加了落成仪式的潘永颐感慨道，虽然那里用了圣约翰的名字和校训，但毕竟只是一栋宿舍楼而已，并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
圣约翰大学在上海有众多校友，他们复校不能，只得用圣约翰或谐音申江之名办了一些英语补习学校。90年代末，中国各大学兴扩大之风，华东政法大学也风闻要搬离原址另建大学城。有圣约翰同学想趁机买下原址，但因都已年老体衰，没有下文。
潘永颐感慨圣约翰回大陆之门被堵死，正好让台湾钻了空子。早在1967年，在圣约翰校友、时任民国副总统的严家淦努力下，美国圣公会、台湾圣约翰大学校友会和圣玛利亚校友会在台湾合资成立了新埔工业专科学校。03年，学校更名为圣约翰技术学院，并将《光与真理》定为三首校歌之首。05年，学校再更名为圣约翰科技大学，下辖工学院、电资学院和商管学院。在07年，学校举办了40周年校庆，并以主人身份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圣约翰校友赠送了圣约翰校旗。
近五年内四次去台湾参加圣约翰校庆活动的潘永颐，也多次回上海。他告诉多维每次回到圣约翰大学原校址，都满腹心酸：原来的教堂被拆掉了，原来可供上百人坐在树荫下饮茶开会的大樟树也倒掉了，石碑和房舍都破烂不堪。大陆校友梦想圣约翰能够复校，没想到这个梦有可能在台湾实现。07年在台湾时，他就被明明白白地告知，两年后圣约翰科技大学的名字就将去掉科技二字，圣约翰大学将正式在台湾复校。
"不管台湾将来走向如何，圣约翰大学总算可以在一个说汉语的地方复校了，这对我们校友来说是一个安慰。" 潘永颐最后对多维说。
原美国海军上校黄德涵对此不认同，他不认为离开大陆本土的行为是复校，又十分不看好日后在大陆恢复教会大学的前景，因为没有来自教会方面的动力。与百年前的救世行为不同，现在的教会只派人去世上最落后的地方，去中国办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黄德涵坚信：最后的圣约翰只活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无论他走到哪里，圣约翰都在心中。在他的中学和两所大学母校都已成为历史遗迹之后半个世纪，他在纽约还时常诵读少时熟读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从中国远逝的教会大学，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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