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有着电影没有的真实
“凡有朋友问我有什么中国电影可以推荐，我总是说，去看纪录片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告诉多维。“因为这些纪录片，尽管部分影像粗糙，但却有着主流影视所没有的真实。”
2008年10月25日，第四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获奖影片揭晓，《秉爱》、《我虽死去》和《亲爱的》三部纪录片从精选来纽约参赛的三十三部纪录片中脱颖而出，获得大奖。
为了让这些在中国无法公映的纪录片体面地回到中国，并获得国人更多的关注，双年展从06年起把颁奖仪式搬回了国内，第四届双年展的颁奖仪式将在11月5日于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举行。
被列入限制名单的胡杰
来自南京的胡杰，在本届双年展中以69分钟的历史纪录片《我虽死去》获得大奖。他当兵十五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系，当过新华社记者，后来辞职，靠帮人拍婚纱、搞摄影谋生，谋生状态和普通个体户无异。但与众不同的是，胡杰拍摄过一些题材敏感的纪录片，如《寻找林昭的灵魂》，故被官方列入黑名单。
胡杰和他的纪录片在中国处于何种状态？同来纽约的中国纪录片活动策划人朱日坤和胡杰合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在北京搞一个纪录片活动，期间要放映胡杰的纪录片，但因不能提前曝光，所以我让他悄悄地从南京来到北京住下，耐心等我的通知。”胡杰说：“一天都快半夜了，我接到朱日坤的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具体位置，他让我在街角等他的车，半个小时后，我上了他的车，车行一个多小时，把我拉到城外的一所房子，里面正在放我的纪录片。”
胡杰的《我虽死去》在国内被列入禁片，据说还连累了2007年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这一届的“云之南”遭腰斩，殃及46位参展者的39部影片。《我虽死去》记录了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中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卞仲耘的悲剧。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在妻子死后，冒着危险保存了她所有遗物，并拍摄了她的遗照，将染着临终前失禁大小便的血衣保存至今。
第四届双年展对该片的获奖评语是：“作品的高贵气质与拷问精神，像鞭子一样抽打沉睡的现实。影片的干净简洁的黑白色调，摄像与摄影的相互交叉剪辑，并将摄影元素作为一种目击标志，来证明和展示证据，所有的这些都给人留下非常强烈和深刻的印象，这种痛苦和困窘的抉择一直持续到影片的结尾。”
在影片展映之前，胡杰告诉多维记者：“我的纪录片在国内不能发行，没有分文进账，但看到它们在黑市上被翻版出售，我对中国的记录以这种方式传播，我也很高兴。”
越来越多的纪录人群和活动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拍摄纪录片，因为随着数码摄像技术的简化与普及，越来越多有志于表达的中国人加入到了记录中国的行列。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认为：“这个人数多了，进入我们视线就有好几百。”
在06年的第三届双年展中，帮助欧盟“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项目计划”实施的吴文光和简艺就曾为纽约客带来了由中国农民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在那次计划中，欧盟资助了从中国农村征集筛选出的十位农民，培训他们拍摄了草根纪录片。
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群的生存方式，北京广播学院崔卫平教授告诉多维：“很多人帮人拍片子做广告，从事广告业者最多。有人拍了五个月广告片，赚了十万元，就投到纪录片里去了。”
对于纪录片人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生存，而是自己的片子通不过审查，无法用正常的发行渠道走入市场，郝建教授告诉多维：“独立纪录片制作在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职业，没有正常的商业行为。同是独立制片人，剧情片因为可以靠参加电影节而获得商业价值，所以在纪录片人蜗居在一间简陋的租住房的同时，剧情片的独立制片人则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官方对独立纪录片的评价通常是脏乱差，也就不会让他们进入市场。”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支持全部来自民间，名人和民间机构资助设立了一些纪录片电影节，如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云之南纪录片展、宋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北京独立电影论坛和中国独立电影节纪录片单元。06年秋天，栗宪庭在宋庄成立了栗宪庭电影基金，首笔基金来自方力均捐出的十万元，用于收藏34部中国独立纪录片。崔卫平教授告诉多维：“中国官方不关心这些，只是偶尔调看片子，把一些不顺眼的人记上黑名单，胡杰就是这么上去的。”
在国际方面，中国独立纪录片参展的电影节越来越多，包括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法国真实纪录片电影节、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
纽约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已经成为海外最大的当代中国纪录片展示中心，优秀的中国纪录片导演都试图与之建立联系，把自己的纪录片推向国际。双年展评委崔卫平教授此次推荐了获得大奖的纪录片《秉爱》，这位被誉为在浮夸伪饰的中国影评界中保持特立独行的思想和文字的学者告知多维，她的荐片标准是必须有好的影像质量：“《秉爱》的距离把握得比较好，没有粗暴的感觉。”
崔卫平曾在北京发起了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研讨，她认为，随着中国独立纪录片人自觉意识的增强，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纪录片问世。
纪录片的语言冲击力
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认为，有专家认为部分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粗糙，但这恰恰是他们力量所在，这使他们和张艺谋式的主流电影区别开来。张旭东说：“目前电影在中国完全失去了活力，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被国际标准所笼罩，无论他们想拍什么，都会有一种假象的目光逼视他们，而纪录片导演们能摆脱商业、政治和体制的束缚。”
在谈及独立纪录片的激进性和颠覆性时，张旭东教授说：“可以多方面地考虑这些片子的颠覆性，如果只把他们视为反政府或者颠覆主流意识，未免太片面。他们即可颠覆中国国家体制内的东西，也可颠覆西方。我希望在探讨纪录片的激进性时，可以把它们放到更大的语境中。”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说：“在中国，张艺谋为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拍摄的宣传片，也被说成是纪录片。官方机构保存的纪录片，具有张艺谋的风格。我曾是其中一些片子的艺术指导或者监制，但肯定不是我主导了这些片子的风格。”
郝建在思考中国独立纪录片时，用三个主题词贯穿，那就是reality（现实）ethics（伦理）和 language（语言）。他特别关注纪录片的语言，发现独立纪录片和CCTV美学有巨大差距。“由于我在大陆的语境背景，我在看独立纪录片时，总在想，CCTV的审查官员，会不会让它通过？”郝建说：“正是与CCTV美学形成比较，独立纪录片不仅有面对现实的冲力和勇气，在语言上也简洁有力。”
郝建告诉多维：“独立纪录片呈现了现实，它新颖简洁的语言甚至更具冲击力，沈少民的《我是中国人》在语言上具有当代艺术的风格。”郝建认为在中国，一个新的纪录片伦理正在建立：“那就是，没关系，你可以加工，但必须告诉观众。”
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对记录语言的探索，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组织者曹恺在其《向语言边界突进的中国独立纪录片》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当人们还沉浸于获得独立制片话语权的狂喜之际，中国独立纪录片向语言实验的边界潜进，就已经悄然开始了。”
2008年10月25日，第四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获奖影片揭晓，《秉爱》、《我虽死去》和《亲爱的》三部纪录片从精选来纽约参赛的三十三部纪录片中脱颖而出，获得大奖。
为了让这些在中国无法公映的纪录片体面地回到中国，并获得国人更多的关注，双年展从06年起把颁奖仪式搬回了国内，第四届双年展的颁奖仪式将在11月5日于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举行。
被列入限制名单的胡杰
来自南京的胡杰，在本届双年展中以69分钟的历史纪录片《我虽死去》获得大奖。他当兵十五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系，当过新华社记者，后来辞职，靠帮人拍婚纱、搞摄影谋生，谋生状态和普通个体户无异。但与众不同的是，胡杰拍摄过一些题材敏感的纪录片，如《寻找林昭的灵魂》，故被官方列入黑名单。
胡杰和他的纪录片在中国处于何种状态？同来纽约的中国纪录片活动策划人朱日坤和胡杰合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在北京搞一个纪录片活动，期间要放映胡杰的纪录片，但因不能提前曝光，所以我让他悄悄地从南京来到北京住下，耐心等我的通知。”胡杰说：“一天都快半夜了，我接到朱日坤的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具体位置，他让我在街角等他的车，半个小时后，我上了他的车，车行一个多小时，把我拉到城外的一所房子，里面正在放我的纪录片。”
胡杰的《我虽死去》在国内被列入禁片，据说还连累了2007年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这一届的“云之南”遭腰斩，殃及46位参展者的39部影片。《我虽死去》记录了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中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卞仲耘的悲剧。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在妻子死后，冒着危险保存了她所有遗物，并拍摄了她的遗照，将染着临终前失禁大小便的血衣保存至今。
第四届双年展对该片的获奖评语是：“作品的高贵气质与拷问精神，像鞭子一样抽打沉睡的现实。影片的干净简洁的黑白色调，摄像与摄影的相互交叉剪辑，并将摄影元素作为一种目击标志，来证明和展示证据，所有的这些都给人留下非常强烈和深刻的印象，这种痛苦和困窘的抉择一直持续到影片的结尾。”
在影片展映之前，胡杰告诉多维记者：“我的纪录片在国内不能发行，没有分文进账，但看到它们在黑市上被翻版出售，我对中国的记录以这种方式传播，我也很高兴。”
越来越多的纪录人群和活动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拍摄纪录片，因为随着数码摄像技术的简化与普及，越来越多有志于表达的中国人加入到了记录中国的行列。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认为：“这个人数多了，进入我们视线就有好几百。”
在06年的第三届双年展中，帮助欧盟“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项目计划”实施的吴文光和简艺就曾为纽约客带来了由中国农民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在那次计划中，欧盟资助了从中国农村征集筛选出的十位农民，培训他们拍摄了草根纪录片。
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群的生存方式，北京广播学院崔卫平教授告诉多维：“很多人帮人拍片子做广告，从事广告业者最多。有人拍了五个月广告片，赚了十万元，就投到纪录片里去了。”
对于纪录片人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生存，而是自己的片子通不过审查，无法用正常的发行渠道走入市场，郝建教授告诉多维：“独立纪录片制作在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职业，没有正常的商业行为。同是独立制片人，剧情片因为可以靠参加电影节而获得商业价值，所以在纪录片人蜗居在一间简陋的租住房的同时，剧情片的独立制片人则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官方对独立纪录片的评价通常是脏乱差，也就不会让他们进入市场。”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支持全部来自民间，名人和民间机构资助设立了一些纪录片电影节，如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云之南纪录片展、宋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北京独立电影论坛和中国独立电影节纪录片单元。06年秋天，栗宪庭在宋庄成立了栗宪庭电影基金，首笔基金来自方力均捐出的十万元，用于收藏34部中国独立纪录片。崔卫平教授告诉多维：“中国官方不关心这些，只是偶尔调看片子，把一些不顺眼的人记上黑名单，胡杰就是这么上去的。”
在国际方面，中国独立纪录片参展的电影节越来越多，包括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法国真实纪录片电影节、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
纽约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已经成为海外最大的当代中国纪录片展示中心，优秀的中国纪录片导演都试图与之建立联系，把自己的纪录片推向国际。双年展评委崔卫平教授此次推荐了获得大奖的纪录片《秉爱》，这位被誉为在浮夸伪饰的中国影评界中保持特立独行的思想和文字的学者告知多维，她的荐片标准是必须有好的影像质量：“《秉爱》的距离把握得比较好，没有粗暴的感觉。”
崔卫平曾在北京发起了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研讨，她认为，随着中国独立纪录片人自觉意识的增强，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纪录片问世。
纪录片的语言冲击力
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认为，有专家认为部分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粗糙，但这恰恰是他们力量所在，这使他们和张艺谋式的主流电影区别开来。张旭东说：“目前电影在中国完全失去了活力，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被国际标准所笼罩，无论他们想拍什么，都会有一种假象的目光逼视他们，而纪录片导演们能摆脱商业、政治和体制的束缚。”
在谈及独立纪录片的激进性和颠覆性时，张旭东教授说：“可以多方面地考虑这些片子的颠覆性，如果只把他们视为反政府或者颠覆主流意识，未免太片面。他们即可颠覆中国国家体制内的东西，也可颠覆西方。我希望在探讨纪录片的激进性时，可以把它们放到更大的语境中。”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说：“在中国，张艺谋为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拍摄的宣传片，也被说成是纪录片。官方机构保存的纪录片，具有张艺谋的风格。我曾是其中一些片子的艺术指导或者监制，但肯定不是我主导了这些片子的风格。”
郝建在思考中国独立纪录片时，用三个主题词贯穿，那就是reality（现实）ethics（伦理）和 language（语言）。他特别关注纪录片的语言，发现独立纪录片和CCTV美学有巨大差距。“由于我在大陆的语境背景，我在看独立纪录片时，总在想，CCTV的审查官员，会不会让它通过？”郝建说：“正是与CCTV美学形成比较，独立纪录片不仅有面对现实的冲力和勇气，在语言上也简洁有力。”
郝建告诉多维：“独立纪录片呈现了现实，它新颖简洁的语言甚至更具冲击力，沈少民的《我是中国人》在语言上具有当代艺术的风格。”郝建认为在中国，一个新的纪录片伦理正在建立：“那就是，没关系，你可以加工，但必须告诉观众。”
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对记录语言的探索，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组织者曹恺在其《向语言边界突进的中国独立纪录片》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当人们还沉浸于获得独立制片话语权的狂喜之际，中国独立纪录片向语言实验的边界潜进，就已经悄然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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