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感知的困惑

一只小花狗在街道上前后奔跑撒欢,它在店铺前,食肆旁,甚至垃圾筒里闻闻嗅嗅,阳光抚摸着它的皮毛,雪花附着在它的眼帘上巡视这个世界。小花狗跑出城市,去到田野,奔跑的快乐使它象一只真正的狗儿一样歌唱,后来它回到主人家,躺倒在自己温暖的窝里,两腿弯曲,脑袋侧放在地上,它双目微闭,嘴里发出几声呢喃。

我们的母语就象是温暖的狗窝,它在我们浪迹世界的行程中,给我们一个微闭双目,放松肢体和呢喃自语的空间。

象我们这样的流亡者,都曾在自己的土地上,经由母语的管道,听到过太多的谎言,争执和喧嚣,我们甚至经历过语言的杀戮。后来我们选择了自我放逐,把自己放逐到一个异族语言的空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象暴君一样将自己的母语放置于这样的一个绞杀的战场,在这里,我们的母语且战且退,直到有一天,我们的梦中的呢喃都带有新大陆语言的词汇。

在某些瞬间,这新大陆的语言竟然会混入我们的狗窝,渗进我们母语的腹地,使我们对母语有一种全新的,荒诞而又具体的感悟。

在这里,我要把你们装扮成我的亲人,告知你们两件令我困惑的事情。

我没去过莫斯科,但我认为蒙特利尔的隆冬绝不逊于前者。莫斯科酒鬼的报道和故事比比皆是,而魁北克关于酒鬼的报道却很少,在我们零星散落的华人中间,此类事情就更少见闻。由于没有听过警钟响,当自己猛然撞上酒的时候,对于它的危险,也就浑然不觉了。

一天,我因不甚酒力,昏倒在自己家中。其实在跌倒之前,我已经象步入天堂一样,丧失了凡世间的知觉。我大概倒在一个长条型的硬物上,我的后脑上立刻开了一个如嘴唇般大小的口子,我说过,我那时丧失了凡世间的感觉,昏睡在自己的血泊中,不知过了多久,我被电话铃声唤醒,方才缓慢意识到,我在蒙特利尔,犯了一个莫斯科酒鬼的错误。

感谢上帝,血很快自行止住。我用纸敷住伤口,带着隆冬的帽子,跌跌撞撞来到家门口的医院急诊室。我倚坐在急诊室,向保安挥了挥手,告知他我情况紧急不可久等,保安甚至没想到要验证我请求的合理性,便让我进了护士办公室,我昏沉沉地象摆放祭品一样将脑袋摆在她的办公桌上,我听到护士说:开了。

我随后被一位身体健壮,两臂纹满文身的青年男护工扶上应急床,在登记完资料后,他推着卧床的我,缓缓向手术室走去。这时,我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关于母语感知的困惑,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医院过道里的灯光忽明忽暗,护工推着我前行,他手臂上的文身是各式的花鸟,它们或在绽放或在歌唱,我觉得自己对这个与花鸟为伴的人很放心,他还有着比我的嗓音还浑厚的磁性男中音,这种声音在我们耳畔纷杂的听觉世界里,长驱直入。他说:我的朋友,我在这里。。。我的朋友,你好吗?我的朋友,你以后不要这样,喝酒要做足准备,最好。。。不能象你今天这样。。。我的朋友,你能听见我吗。。。我的朋友,你的感觉怎样。。。他把一个紧急铃的拉绳放在我的手中,接着说:我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有情况,就拉铃。。。

我从遥远的昏迷中醒来,看到他手臂上一只鸟儿正在歌唱,我告诉他:朋友,你说的是我的母语。大概是我的声音太弱,他微笑地看着我,我又告诉他:朋友,你不是在说法语,也不是在说汉语,你是在说我的母语。

我知道我当时很不合逻辑,为此,我也困惑。但面对一个不幸的酒鬼,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后来在手术室缝针的时候,我清醒多了,我看着两位漂亮年轻的法裔女性医生专心致志地在我的脑袋上忙碌着,我笑着说:我今天长了后眼。女医生说:可是比眼大多了。我说:那就是一张嘴吧,一张说母语的嘴。

说完这个我在病中对母语感知的故事,再说一件在国内时听闻的事情。

近六十岁的草原警察局长是我的老乡,那草原是一个汽车难以抵达的地方。我们骑马去到那里公干,认识了这位十六岁离开故乡的老警察。他已经不能用一句完整的家乡话和我对话,要知道我的家乡是在南方灵秀之地,无际的草原岁月已将这位老局长的母语掠盗一空。他告诉我前些年他母亲病危赶赴家乡的故事,那是在母亲昏迷之前,儿女们一一俯在老母的卧榻前聆听她最后的语言,后来老母要求老警察独自守在跟前,她断断续续跟他说了很多话,老警察将身子不停地向前凑,他知道母亲说的是他们的母语,可是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听懂。

一些年后,老警察在跟我喝酒的时候,还悲哀地问我:小老乡,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母亲说了些什么。你说我怎么会忘了自己的母语?

我也不知道,我也困惑。我只知道今天在北美的大陆人中,人们都狂热地购买电话卡,我想那是人们在北美的寒冬里,想把母语的肢体放进母语温暖的狗窝,那是人们在利用现代技术去守卫自己呢喃自语的母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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