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残酷的欲望
正为下半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反死刑大会造势预热的本市媒体将这万里之遥的东方画面信手拈来，并配以法文标题：中国枉为文明古国，这种游戏也要操练！
这张图片像病毒一样藏匿在我脑子里，又像夏天的风拂动树叶一样挑拨着我的神经。有一天我遇见了熟悉的心理学教授Serge，他忽然问我：你在中国当记者，有没有亲历死刑？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我没有继续理会他的好奇，便把他撇在大厦的过道里独自走开了。
实际上，有时我觉得那张照片就是我拍的，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行刑者，这个文雅的名字在我们的语言中叫着刽子手。我说这三个字的时候，一种残酷的欲望正从我身体某个遥远的部位苏醒，接着它就缓缓地向我的笔端游动过来。
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热衷于重案采访。那个时候我住在海边，阳光总是照耀在我居住的城市，从来不知道收敛。我有时就躺在悬挂于椰树间的吊床上，树影班驳地印在我的手臂上，海浪击打着峭岩，我微闭双眼，为一个人生命的结束设想种种结局。
看守所建在大海北边的第三和第四座大山之间，险要的山势成为它的天然屏障，它郁郁葱葱又杀机四伏的样子，使我在每次进入时，都思绪万千。
我记得第一次随法官在看守所宣布死刑的情景，那是一个投毒者，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将毒药放进了邻居的汤锅里。在我生活的南方，人们有长时间煲汤的习惯，特别是在农村，经常敞开大门煲汤，这个倒霉的邻居大大咧咧进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餐。
那死囚身材瘦小，几乎是浑身颤抖着被狱警拖进了审讯室。但他的哭声大得震天，在狱警传他时，他就开始捶胸顿足，嚎啕不已。法官几乎是狼狈地读完了死刑通知书，因为他自己都听不清自己读的句子。法医试图抽血样，努力了十多分钟，也无法使死囚安静。
第二天临刑前的公判会上，我看到投毒者面色通红，嘴唇吃力地张开，喉结被一条绳索紧勒着，身子瘫软无力，站在他身后的法警面色无情，我听到投毒者最后挣扎的丝丝吐气声。。。
那一次我没有去刑场，我不喜欢在死亡面前哭泣的人。
有一次，是一个盗车团伙。在盗车十二辆之后，总得拉出去枪毙一个。我见到的是一个棱角分明的小伙子，他在被狱警带来时竟还在向狱警要香烟：是不是要再见了，警官，应该说永别了吧。狱警把烟递给这没有表露恐惧的小伙子，要知道面对临刑的死囚，狱警绝不会吝惜一支香烟。
棱角小伙坐下后，主动向法官开腔：政府枪毙我，我没意见。但我唯一想不通的是，别人检举我立了功，但我也检举了人，怎么不立功。法官说：你的检举查无实据。棱角小伙此时又转移了话题：要枪毙就枪毙吧，干吗要提前通知我。我觉得这家伙十分有趣，便插话道：兄弟，一晚上很容易过的。棱角小伙看着我：你说容易，绑手绑脚四脚朝天，比死都难受，兄弟你不知道啊。
在验完血之后，棱角小伙走到平铺在地面的简易十字架前，静静地躺下，狱警把他的肌肉紧绷的手足呈十字型绑在木架上，一个瘦高的轻刑犯人小心翼翼地蹲在他身边，帮他调整身子。
第二天，他气宇轩昂地出现在公判会场，他像听报告一样听完了所有的讲辞，只是在法官宣布把犯人拉出去执行枪决时，他朝我身后小声说了句：永别了！我回头望去，会场黑压压一片，不知谁是他的亲人。
在行刑队到达刑场的时候，他还能自己走路，主刽子手在他的身后把枪举起来，副刽子手扶住他的左肩，监刑官告诉他：跪下，一会就完了。
他跪下，刽子手在离他五米开外扣动了扳机，他被击中了心脏，一枪毙命。
我最后跟的一次死刑是一桩军人案子，被执行的上尉军官我还略熟，原先是把守特区二线的检查站长，后来调去边防大队。
我在法院调看案子卷宗的时候，深感死亡是这么贴身地跟随着人群。
上尉在边防大队以搞集体福利之名带着一个副官和三名战士四次出海走私香烟，据称此举得到了上峰的赞同，上尉也分到了六万多圆的现金。南中国海浩瀚无比，走私行为和白头浪一样在这里司空见怪，如果不是事后出现的种种偶然，上尉绝不至于遭受厄运。
不久，一个走私团伙被破获，随即供出上尉参与的四次走私。情况从上面下达到了边防局，政治处找他的时候，上尉还恳请领导给他解甲归田的处分，并说自己的行为也是为了集体。
后来我知道，如果他一开始就将责任担下，不让上峰为难，事情不至于恶化。
接下来的转折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案子被捅到中央，随即被归于执法犯法的大案从重惩处，上尉被判处死刑，并由北京统一向全世界发出消息。
枪毙的前一天，上尉竟然差点逃出看守所，他是在岗楼旁的一个草堆里被一个警校实习生抓获的。
公判会场戒备森严，被挡在会场外的上尉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三个女人声泪俱下，敲打着自己的身子和大地，声嘶力竭地为他喊冤。
执行死刑的是一支友邻武警部队，在上尉的后心处画上记号后，刽子手射出了第一枪，上尉没有倒下，监刑官接着用手枪补射，三枪之后，上尉竟然回头喊了声冤枉。监刑官也害怕了，换刽子手继续执行，七枪之后，上尉方才毙命。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和一群边防军官聚餐时，一位军官跟我说：你知道那家伙为什么不死，原来是他的心脏长歪了。不过，打了七枪才死，可能真有冤。
二零零四年十月，世界反死刑大会在蒙特利尔召开之际，一场大型的反死刑国际大游行在市中心大街展开，来自法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电影明星，欧美政治活动家，各国学者和本地活动人士在金秋的阳光中，举着标语牌，呼喊着口号，抗议美国中国等国的死刑政策。
那时我正从大街上经过，高楼大厦投影下来，让人海显出一些明暗的层次。我跟着游行队伍行走了一段，我呼喊了口号，领了传单，甚至设想自己一直有着一张天使般的慈爱的面庞。蒙特利尔的大街上，法语和英语的口号像浮尘一样顺着阳光向上攀升，天空飘着几朵灰色的云彩，这时，我仿佛听到了东方刑场上清脆的枪声，看到了一张张早已成为亡灵的面孔，他们正从云彩中腾云而降，向游行的队伍俯冲下来。
我环顾四周，没有人发现这一异像，我觉得自己一如战后匿身美洲的纳粹战犯，有着灵异诡秘的感官，我匆匆离开游行队伍，隐入了一间街边咖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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