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步需要“扒粪”者
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出报道《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事态发展超出他的预料：三鹿集团董事长被拘捕，石家庄市长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脸色凝重地回答毒奶粉问题。
到9月27日，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宣布抵制中国奶制品，凝聚了几代中国人记忆的“国糖”小白兔也被停产。
简光洲的这次新闻“扒粪”，会如何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说：“美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问题重重，但要解决问题，独立媒体和制衡机制不可或缺。这次毒牛奶在中国也是被媒体捅出来，尽管晚了一些。”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唐军则表示：“大家关注这次事件将如何为处于转型期失范状态的中国，带来新的社会规范。”
“扒粪者”一夜无眠
到9月下旬，简光州在中国已成为英雄式人物，网民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良心，更有人说他应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9月20日，简光州在其个人博客上发文，披露报道的背后故事，并称在发出报道前“自己紧张的睡不着觉”。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
简光州说：“对于今天的记者来说，在市场化大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及自己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面前只不过是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小记。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多次报道，但是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奶粉企业时，都是说某企业。”
“因此，当做这篇可能会让企业面临灭顶之灾的报道时，我有过很多顾虑和挣扎。我怕如果因为自己一篇可能错误的小小的报道给这家优秀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造成巨大的损失。到时，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还会成为千古罪人，甚至会被人扣上个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所以在奶粉与患病婴儿之间的关系的论据求证上我格外严谨，在行文写作时自然更是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回应，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闻标题里，我再次强调了三鹿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奶粉导致婴儿患肾病’的结论。”
“虽然意识各种风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点出三鹿企业名字’的决定，否则我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不并不容易。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凶凶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说实话，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
中国的辛克莱在哪里
纽约州立大学柏切斯分校历史系教授于仁秋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人为了利润玩花招，引起人怨，当时有很多媒体‘扒粪’，将各种问题曝光。如美国屠宰场等食品加工业中的丑恶现象，也就是在那个时期，诞生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纽约州立大学柏切斯分校历史系教授于仁秋
于仁秋教授说：“食品掺假在中国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问题的解决在于是否有独立媒体来曝光，官员是否立即做出反应。我们留意到中国这些年也在加强这项工作，去年还处死了药监局长郑筱萸。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涉及到商业道德和建立监督机制。”
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说：“很多事件促成了美国的进步。如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在1906年出版了轰动全国的小说《Jungle》（屠场），小说讲述了芝加哥食品加工业的情况，在控诉资本主义的残酷的同时，也描述了移民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屠宰场食品加工厂的肮脏。”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
邓鹏教授说：“小说哄动美国朝野，报界借此炒作，民意使国会沸腾，在老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两个法案，《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和《肉类检查法案》，对美国食品加工业做了明确的规范。”
对于中国的问题，邓鹏教授深有感受，他每次回国都买伊利奶粉，这次问题曝光他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中国没有像辛克莱那样的作家，中国有法律有职能部门，但有法不依，社会力量微弱，官员不太受到社会制约，以至于问题严重爆发。”邓鹏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痛定思痛：“美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问题重重，但要解决问题，独立媒体和制衡机制不可或缺。这次毒牛奶在中国也是被媒体捅出来，但为时已晚。”
转型期失范状态的中国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唐军教授说：“三鹿事件对中国形象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但值得观察的是，它会如何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和汶川地震一起，对中国社会造成不同方向的影响。”
唐军教授说：“处于转型期失范状态的中国，必须重建社会规范。政府要加强监管和严格法律规范，目前做假者违法成本低廉，这使他们无所顾忌一犯再犯。政府应该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当你违法时，承担的后果巨大，会被罚得倾家荡产。”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唐军
唐军教授说：“目前国内讨论的比较多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在全球化阶段要提升竞争力，更要兼顾社会责任，这不但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关系到民族工业的走向。另一个问题是政府监管，监管得力本可以防止问题发生，07年美国在从中国进口的宠物食品中发现三聚氰胺导致宠物死亡，本来是个解决问题的机会，本可以避免今天这么大的危机。很不幸的是，中国错失良机。”
至于如何在精神层面上重建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唐军教授说：“中国的现状是在很大范围内失去了底线，人们为了牟利，无视伦理准则，比如奶农不喝自己卖出去的牛奶，因为他知道有问题，他们喝原汁原味的新鲜奶，而让别人去受害。”
到9月27日，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宣布抵制中国奶制品，凝聚了几代中国人记忆的“国糖”小白兔也被停产。
简光洲的这次新闻“扒粪”，会如何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说：“美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问题重重，但要解决问题，独立媒体和制衡机制不可或缺。这次毒牛奶在中国也是被媒体捅出来，尽管晚了一些。”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唐军则表示：“大家关注这次事件将如何为处于转型期失范状态的中国，带来新的社会规范。”
“扒粪者”一夜无眠
到9月下旬，简光州在中国已成为英雄式人物，网民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良心，更有人说他应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9月20日，简光州在其个人博客上发文，披露报道的背后故事，并称在发出报道前“自己紧张的睡不着觉”。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
简光州说：“对于今天的记者来说，在市场化大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及自己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面前只不过是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小记。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多次报道，但是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奶粉企业时，都是说某企业。”
“因此，当做这篇可能会让企业面临灭顶之灾的报道时，我有过很多顾虑和挣扎。我怕如果因为自己一篇可能错误的小小的报道给这家优秀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造成巨大的损失。到时，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还会成为千古罪人，甚至会被人扣上个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所以在奶粉与患病婴儿之间的关系的论据求证上我格外严谨，在行文写作时自然更是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回应，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闻标题里，我再次强调了三鹿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奶粉导致婴儿患肾病’的结论。”
“虽然意识各种风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点出三鹿企业名字’的决定，否则我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不并不容易。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凶凶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说实话，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
中国的辛克莱在哪里
纽约州立大学柏切斯分校历史系教授于仁秋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人为了利润玩花招，引起人怨，当时有很多媒体‘扒粪’，将各种问题曝光。如美国屠宰场等食品加工业中的丑恶现象，也就是在那个时期，诞生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纽约州立大学柏切斯分校历史系教授于仁秋
于仁秋教授说：“食品掺假在中国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问题的解决在于是否有独立媒体来曝光，官员是否立即做出反应。我们留意到中国这些年也在加强这项工作，去年还处死了药监局长郑筱萸。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涉及到商业道德和建立监督机制。”
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说：“很多事件促成了美国的进步。如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在1906年出版了轰动全国的小说《Jungle》（屠场），小说讲述了芝加哥食品加工业的情况，在控诉资本主义的残酷的同时，也描述了移民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屠宰场食品加工厂的肮脏。”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
邓鹏教授说：“小说哄动美国朝野，报界借此炒作，民意使国会沸腾，在老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两个法案，《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和《肉类检查法案》，对美国食品加工业做了明确的规范。”
对于中国的问题，邓鹏教授深有感受，他每次回国都买伊利奶粉，这次问题曝光他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中国没有像辛克莱那样的作家，中国有法律有职能部门，但有法不依，社会力量微弱，官员不太受到社会制约，以至于问题严重爆发。”邓鹏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痛定思痛：“美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问题重重，但要解决问题，独立媒体和制衡机制不可或缺。这次毒牛奶在中国也是被媒体捅出来，但为时已晚。”
转型期失范状态的中国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唐军教授说：“三鹿事件对中国形象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但值得观察的是，它会如何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和汶川地震一起，对中国社会造成不同方向的影响。”
唐军教授说：“处于转型期失范状态的中国，必须重建社会规范。政府要加强监管和严格法律规范，目前做假者违法成本低廉，这使他们无所顾忌一犯再犯。政府应该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当你违法时，承担的后果巨大，会被罚得倾家荡产。”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唐军
唐军教授说：“目前国内讨论的比较多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在全球化阶段要提升竞争力，更要兼顾社会责任，这不但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关系到民族工业的走向。另一个问题是政府监管，监管得力本可以防止问题发生，07年美国在从中国进口的宠物食品中发现三聚氰胺导致宠物死亡，本来是个解决问题的机会，本可以避免今天这么大的危机。很不幸的是，中国错失良机。”
至于如何在精神层面上重建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唐军教授说：“中国的现状是在很大范围内失去了底线，人们为了牟利，无视伦理准则，比如奶农不喝自己卖出去的牛奶，因为他知道有问题，他们喝原汁原味的新鲜奶，而让别人去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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