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六四证明中国人不是植物人
六四期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唯一敢于表达自已意见的几个月，人们表露出的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证明中国人不是麻木的民族，更不是个植物人社会。在六四20周年前夕，旅居伦敦的流亡作家马建在接受多维采访时说。
4月21日，马建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被授予2009年言论自由奖（Freedom of Expression Award）的图书奖。当晚他在英国王宫发表演讲：在中国，审查制度不仅仅把人变得幼稚和僵化，更使人怕提问题，怕思想了，政府希望把公民都变成植物人。坦率的讲，中国共产党成功了。他们已经使人们进入了原始的奴隶阶层。也就是说，个人无法再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更无法做公开的思想交流，并且很习惯了。
言论自由奖由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言论自由监察机构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评审颁发，09年共有四人获奖。在图书奖入围的四部小说中，马建以六四血腥镇压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脱颖而出。
守护垂死病人的小鸟
1989年4月，北京爆发学潮，从香港赶到天安门广场的马建，亲眼目睹了为争取自由民主而绝食的学生们，以及北京市民围堵戒严部队的场面。5月底，马建匆匆离开北京去探望摔伤住院的哥哥，在病房里，他听到了六四大屠杀的消息。
当时马建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己灭。直到有一天看他仅靠手指移动，写出了初恋情人的名字时，我便渴望自己的灵魂也能穿过死亡在肉体里复活，再去触到那股人间的温情。马建告诉多维。
三年后，马建开始写作这部关于植物人的爱情小说，想用回忆释放埋在肉牢里的心灵，让它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为此，他和书中被枪击的戴维在死亡和希望的梦幻中生活了十年，追寻著他常梦见的崇高境界：一只小鸟守护著垂死病人。
马建告诉多维，《北京植物人》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故事主人翁戴伟于文革中，硬著头皮从母亲肚子里挤到了北京医院的走廊上，说他挤到人世间，是因为他父亲是被劳教的右派分子，他原本是个不准出生的人。戴伟在右派后代的恐惧中长大，文革后，他考上大学，并爱上了香港姑娘媚媚，不喜欢中国教育制度的媚媚丢下他转学去了加拿大。情场失意，戴伟立志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生物学家，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后不久，他参加了学生地下组织，和同学王飞、木森等投入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
1989年，胡耀邦去世，北京爆发学生运动。戴伟和女友天衣一起走进天安门广场，向政府绝食请愿，中国政府宣布戒严并增派二十万军队和上千辆坦克包围了北京。六月四日，戒严军队冲入北京城，戴伟的同学木森和女蛙被枪杀，王飞在撤退途中被坦克碾去了双腿，其女友白玲被碾成了肉酱。就在戴伟目睹媚媚迎著军人被打倒的瞬间，自己也被击中了。
戴伟苏醒过来成了每时每刻都面临著死亡的植物人，仅有记忆和曾经爱不释手的《山海经》在他的肉体里巡游著。母亲日夜守护著植物人儿子，警察也日夜监视著母亲。
戴伟的母亲是热爱共产党的军中文艺工作者，儿子被枪击使她如梦初醒。为使儿子苏醒，她四处求医，为了筹钱她还买掉了戴伟的左肾。为了拯救儿子的精神和肉体，母亲练起了法轮功，但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斩断了她最后的一丝寄托。最后，在住家被拆迁，被逼走投无路时，戴伟的母亲被摧垮了。
在新世纪的曙光照射到植物人身上的瞬间，一只光秃秃的麻雀飞到了戴伟胸前，他猛然醒过来，可亲朋好友们都早已变成了植物人，戴伟醒来后面对的只是死亡。
中国人不是麻木的民族
六四以后，马建多次回国，但马建这个名字始终不能出现在中国的出版物中。对于这一现象，马建对多维分析说：这说明共产党把我看成一位异议作家，不属于什么反动组织的。
马建告诉多维，每次回国，北京市公安局总是要叮嘱他不可讲演、不能发表著作，不能见敏感人物，遵守中国法律。这些条件我都同意，每次回去，我都老老实实呆在中国。马建说。
作品被禁是作家的莫大痛苦，马建多次尝试在中国出书，但只要出版社往新闻出版局送审，一审就会被卡住。马建告诉多维尽管屡试屡败，但他不会放弃努力，那怕是出版删节本也值得尝试。
每次回国，马建都能感觉到中国政府为铲除人们的六四记忆而做出的努力，他认为六四期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唯一敢于表达自已意见的几个月，那种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证明了中国人不是麻木的民族，更不是个植物人社会。我们只有从历史中找回希望，这也是作家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作家要关注自己的人民。马建说。
关于中国政府如何铲除六四记忆，马建认为共产党最怕的字眼是天安门大屠杀，媒体上出现六四学运的任何字眼都是重大的政治事故。每年六四，全国一级战备，军人警察取消假期待命，政府通过二十年的努力终于换来人们同意镇压换稳定的说法。
中国作家的植物状态
马建认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共产党暂时成功了，被精神压抑的个人虽从财富中获得了快乐，但没有自由的幸福毫无安全感。没有对六四的反思，中国就没有未来。或者说，中国天天都有六四事件，尽管中国政府叫它是突发事件。但搞政治已经成了人人避开的恶名词，这灾难也将发生在搞政治的共产党身上。谎言遍布的社会不可能和谐，更不会稳定。马建告诉多维。
马建认为从历史中找回希望是作家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但中国政府主要是通过政治审查也叫思想审查来控制作家，因为极权政府以控制人们的头脑为理想，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人终于一样了，中国不允许产生有思想的作家，除非作家在反叛中坚守个人写作自由或者流亡海外。
4月21日，马建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被授予2009年言论自由奖（Freedom of Expression Award）的图书奖。当晚他在英国王宫发表演讲：在中国，审查制度不仅仅把人变得幼稚和僵化，更使人怕提问题，怕思想了，政府希望把公民都变成植物人。坦率的讲，中国共产党成功了。他们已经使人们进入了原始的奴隶阶层。也就是说，个人无法再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更无法做公开的思想交流，并且很习惯了。
言论自由奖由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言论自由监察机构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评审颁发，09年共有四人获奖。在图书奖入围的四部小说中，马建以六四血腥镇压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脱颖而出。
守护垂死病人的小鸟
1989年4月，北京爆发学潮，从香港赶到天安门广场的马建，亲眼目睹了为争取自由民主而绝食的学生们，以及北京市民围堵戒严部队的场面。5月底，马建匆匆离开北京去探望摔伤住院的哥哥，在病房里，他听到了六四大屠杀的消息。
当时马建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己灭。直到有一天看他仅靠手指移动，写出了初恋情人的名字时，我便渴望自己的灵魂也能穿过死亡在肉体里复活，再去触到那股人间的温情。马建告诉多维。
三年后，马建开始写作这部关于植物人的爱情小说，想用回忆释放埋在肉牢里的心灵，让它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为此，他和书中被枪击的戴维在死亡和希望的梦幻中生活了十年，追寻著他常梦见的崇高境界：一只小鸟守护著垂死病人。
马建告诉多维，《北京植物人》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故事主人翁戴伟于文革中，硬著头皮从母亲肚子里挤到了北京医院的走廊上，说他挤到人世间，是因为他父亲是被劳教的右派分子，他原本是个不准出生的人。戴伟在右派后代的恐惧中长大，文革后，他考上大学，并爱上了香港姑娘媚媚，不喜欢中国教育制度的媚媚丢下他转学去了加拿大。情场失意，戴伟立志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生物学家，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后不久，他参加了学生地下组织，和同学王飞、木森等投入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
1989年，胡耀邦去世，北京爆发学生运动。戴伟和女友天衣一起走进天安门广场，向政府绝食请愿，中国政府宣布戒严并增派二十万军队和上千辆坦克包围了北京。六月四日，戒严军队冲入北京城，戴伟的同学木森和女蛙被枪杀，王飞在撤退途中被坦克碾去了双腿，其女友白玲被碾成了肉酱。就在戴伟目睹媚媚迎著军人被打倒的瞬间，自己也被击中了。
戴伟苏醒过来成了每时每刻都面临著死亡的植物人，仅有记忆和曾经爱不释手的《山海经》在他的肉体里巡游著。母亲日夜守护著植物人儿子，警察也日夜监视著母亲。
戴伟的母亲是热爱共产党的军中文艺工作者，儿子被枪击使她如梦初醒。为使儿子苏醒，她四处求医，为了筹钱她还买掉了戴伟的左肾。为了拯救儿子的精神和肉体，母亲练起了法轮功，但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斩断了她最后的一丝寄托。最后，在住家被拆迁，被逼走投无路时，戴伟的母亲被摧垮了。
在新世纪的曙光照射到植物人身上的瞬间，一只光秃秃的麻雀飞到了戴伟胸前，他猛然醒过来，可亲朋好友们都早已变成了植物人，戴伟醒来后面对的只是死亡。
中国人不是麻木的民族
六四以后，马建多次回国，但马建这个名字始终不能出现在中国的出版物中。对于这一现象，马建对多维分析说：这说明共产党把我看成一位异议作家，不属于什么反动组织的。
马建告诉多维，每次回国，北京市公安局总是要叮嘱他不可讲演、不能发表著作，不能见敏感人物，遵守中国法律。这些条件我都同意，每次回去，我都老老实实呆在中国。马建说。
作品被禁是作家的莫大痛苦，马建多次尝试在中国出书，但只要出版社往新闻出版局送审，一审就会被卡住。马建告诉多维尽管屡试屡败，但他不会放弃努力，那怕是出版删节本也值得尝试。
每次回国，马建都能感觉到中国政府为铲除人们的六四记忆而做出的努力，他认为六四期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唯一敢于表达自已意见的几个月，那种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证明了中国人不是麻木的民族，更不是个植物人社会。我们只有从历史中找回希望，这也是作家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作家要关注自己的人民。马建说。
关于中国政府如何铲除六四记忆，马建认为共产党最怕的字眼是天安门大屠杀，媒体上出现六四学运的任何字眼都是重大的政治事故。每年六四，全国一级战备，军人警察取消假期待命，政府通过二十年的努力终于换来人们同意镇压换稳定的说法。
中国作家的植物状态
马建认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共产党暂时成功了，被精神压抑的个人虽从财富中获得了快乐，但没有自由的幸福毫无安全感。没有对六四的反思，中国就没有未来。或者说，中国天天都有六四事件，尽管中国政府叫它是突发事件。但搞政治已经成了人人避开的恶名词，这灾难也将发生在搞政治的共产党身上。谎言遍布的社会不可能和谐，更不会稳定。马建告诉多维。
马建认为从历史中找回希望是作家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但中国政府主要是通过政治审查也叫思想审查来控制作家，因为极权政府以控制人们的头脑为理想，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人终于一样了，中国不允许产生有思想的作家，除非作家在反叛中坚守个人写作自由或者流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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