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疯子

两个疯子曾与我同城而居，他们沉默不语，无声地盘踞在我质地脆弱而又扩散无际的精神世界的一角。

三月，蒙特利尔的冬日正在过去。星期六天气晴朗，我打扫完家居，躺在窗前的躺椅上，阳光从我的头顶灌下。两个疯子在温暖中苏醒，他们轻轻地拍打着我的脑袋，开始和我说话。

郭路生—食指

我是郭路生。

我在一九七八年给自己取名叫食指，那一年距离北医三院诊断我为疯子已经六年了。七八年，我三十岁，人们对我戳戳点点，他们伸出的食指指向我的肉体，他们无法触及我的精神。

我是一个征战军人的儿子，我出生在征战的途中，在我咿呀学语的时候，新中国诞生了，在十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首诗歌：鸟儿飞上了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这愉快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您好。

你从这四行儿童诗中看出了些东西：我的精神如飞鸟先树梢，后云端，直至失去踪影；而我的身体以质朴谦和的方式留在人类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我为人善良，毫不设防，直到有一天，在疯人院里，一个比我年长的疯子拿一个木棍照着我的后脑勺给了我一棒子。

在文革初期的北京，我有许多文友，何其芳贺敬之；阅读方面，有马雅可夫斯基，叶甫图申科和波德莱尔。

一九六八年，是中国被西方列强打破宁静一百二十八周年，由此带来的民族大动荡到今天还没平息。这一年，我满二十岁，我没想到这会是我此生诗歌创作的巅峰。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命运》《相信未来》和《鱼儿三步曲》中，人们透过当时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口号声，看到我的精神之鸟在灼人烈日下残存的自由天际间遨游。

《命运》

好的名声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

我情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漂泊

。。。

哪怕荆棘刺破我的心

火一样的血浆火一样地燃烧着

挣扎着爬进那喧嚣的江河

人死了　精神永远不沉默

《相信未来》

。。。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

我知道你会写下：这些文字如自由之鸟的鸣叫，划破时空，在人们的记忆中走向永恒。据说，当时这些文字从北京到山西，河北内蒙黑龙江，在所有渴望自由呼吸的青年中传抄，他们在插队落户的煤油灯下，在农田劳作的间隙，在单人囚禁的牢房中，诵读这些文字。这些人有后来的作家阿城，诗人北岛杨炼芒克顾城。。。

而我，独自颠簸在我世俗的命运之途。在山西杏花村插队两年之后，我参军入伍，后被江青斥为灰色诗人，直到我的精神之鸟飞离人间，一九七三年，我被诊断为疯子。那个年代，我写下了《疯狗》，顾城说它是汉语诗歌中绝无仅有的作品：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后来我回到了北京，我没有去北海和颐和园故地重游，我被送到昌平的沙河镇，在疯人院里我擦了七年的地板洗了七年的碗。

但我知道我的精神远离我苦难的身躯，他散落在使用汉语的人们的精神枝杈上，成为现代汉语表达的一部分：

一九七六年，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的领袖陈凯歌朗诵着我的诗歌考入北影。

一九八零年代，我被誉为朦胧诗歌的先驱，中国新诗潮诗歌第一人，诗魂和感动中国的作家。

二零零一年，获第三届人民文学诗歌奖，人们出版了我的诗集《诗探索金库·食指卷》、《食指的诗》。

我对外部世界的干扰感到厌倦，我把自己定位为疯子。我戴着一顶疯子的帽子，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爱怎么想怎么想，因为我是疯子。

但是，喧嚣的世界不放过我。就连你，在二十一世纪初移民加拿大的时候，还把我装进你的行李箱，让我和你一起漂泊，在这里和另一个疯子相遇。

Émile Nelligan

我是Nelligan，我这爱尔兰的姓氏在今天的加拿大家喻户晓。可是在一百零五年前的蒙特利尔，我的父亲为我感到羞耻，是他把我从位于plateau的家中送到了Longue-Pointe的Saint-Benoît 疯人院，那个时候我十九岁零八个月。

我是一个说法语的母亲和说英语的父亲组成的混合家庭的长子，我出生在穿唐人街而过的lagauchetiere街上，父亲是邮政官，常常不在家。我跟着母亲亲近了法语，你知道在我那个年代，在加拿大法语不具备社会地位。

我在少年时疯狂地爱上了诗歌，我读拉马丁，缪塞，魏尔伦和波德莱尔，这些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是我生命中的星辰。十六岁的时候，我用笔名Émile kovar发表了第一首诗歌《RÊVE FANTASQUE》，你把它翻译成了《怪异之梦》：

褐色的小橡树高傲地伸展于灰色的天空／它形色暗淡动作优美蜿蜒而去／美丽的紫杉无精打采，白杨树正在悲伤／遮盖了爱情的绿色巢穴．．．当我们的灵魂悲泣的时候，死亡是多么的甜蜜／当巨大的内疚和绝望，当伤感的思想压迫我们的时候，死亡是那么甜蜜。

这些悲伤的词汇是我命运的前奏，我父亲在家中抽屉里发现我用法语写的诗，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立志于用法语写这种无济于立世的东西，在家中，父亲吼叫母亲哭泣，我成了一个被英裔的父亲和法裔的母亲撕裂的孩子。

为了使我不再读歪书写歪诗，父亲在夜里断我的电，我只能从教堂里偷蜡烛和小油灯。我对一切产生了恐惧：我惧怕生活和死亡，惧怕爱与热情，甚至惧怕我心爱的诗歌。我陷入了孤独，我常一个人漫步在老港，在市区，在plateau montroyal，在这个时候，我写下了《SOIR D'HIVER》，六十多年之后，魁北克的歌手把这《冬夜》用优美的旋律传唱：

呵，大雪纷纷扬扬地飘下／我的窗玻璃已凝结成雾凇的园子／呵，大雪纷纷扬扬地飘下／我所拥有的痛苦／使我的生命痉挛．．．

我十八岁的时候，加入了蒙特利尔文学社，也在这一年我辍了学，父亲暴怒不已，而我的抑郁症越来越明显。为了躲避家庭的压迫，我逃到同学家小住。

从十六岁到十九岁零八个月，我写了一百八十三首诗歌。我最后的诗歌是《VAISSEAU D'OR》，这艘《黄金大船》是我在世俗生活中最后的幻想：

这是一艘用十足的黄金铸就的大船／在陌生的海域上它用桅杆触摸蓝天／爱情的美人鱼披头散发裸露肌肤／在骄阳下伸展身躯于船首　　在一个夜晚，它触了礁／在那个海域美人鱼在歌唱／狂暴的海难倾覆了它的船体／把它沉入深渊，它永恒的墓穴．．．

一八九九年八月九日，我这条用法语吟诗的美人鱼被我说英语的父亲解送到了疯人院，医生Brennan和Chagnon给我的诊断是：多症状疯狂并发。在Saint-Benoît疯人院，我一住就是二十六年，在少年时代三年多的诗歌写作中，我试着挣脱人的命运，遨游精神之宇。在疯人院里，我不再反抗，对世俗的命运我逆来顺受，这种幽禁的生活给我提供了衣食住行的最基本的保障，我受难的肉躯倚赖它。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因父亲和妹妹相继死亡，无人为我交付每月二十圆的看护费用，我被Saint-Benoît疯人院送回家中，三天后，我自行去到另一家疯人院Saint-Jean-de Dieu，在那里我靠社会救济金交付我的看护费，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六十二岁时死于疯人院。我被葬于皇家山侧的Côte des Neiges公墓，墓碑编号五百八十八号。

我死后获得巨大的哀荣，我被认为是加拿大法语诗人第一人，我的诗歌被列为魁北克文学的经典，我成为魁北克的文化象征，我的声名远及法国比利时。

一九七九年，以我的名字为名的基金会成立，每年向当年度出版诗集的三十五岁以下的加拿大诗人颁发Émile Nelligan诗歌奖。二零零四年五月十日，在位于拉丁区的省立图书馆，人们为零三年度的获奖诗人---二十八岁的诗人Jean-Simon Desrochers颁奖，他的诗集叫《自言自语》。那是下午，太阳从天井照下，我看见你这个亚洲人在衣冠楚楚的白人中间显得很孤独，人们在颁奖时吟唱诗篇，全场一片寂静，就在那个瞬间，我发现你还带来了一个亚洲疯子，他没有世俗的装束，却有着和我一样的暗淡的眼神。

我认定他是我的兄弟，我再一次见到他是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九日晚上。那晚你来到位于Place des arts的Wilfrid-pelletier剧场，观看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的歌剧《Nelligan》。我从全场两千多观众中发现了他，他站在你的肩上，神情专注于另一个诗歌疯子的命运。

尾声

周六的阳光和周六的快乐一样短暂，太阳下山之后，两个诗歌疯子慌忙隐匿于我乱发覆盖的头颅之中，我一再触摸而一无所获。

我只能来到电脑边，把他们的言语追记下来，交给各位睿智的读者们。

我知道这两个疯子在于你们，同宗同族一如莎士比亚在悲剧《王子复仇记》中所言：你们看不出来他们疯，因为你们和他们一样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