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闹剧的终结》

七月份因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新馆落成和投资建设游客服务中心的争议，引爆了长期以来加拿大人对历史人物白求恩褒贬毁誉的口水战。7月21日，加拿大保守派报纸《多伦多太阳报》刊登了该报创办人彼得·沃辛顿（Peter Worthington）撰写的专栏文章，认为白求恩在加拿大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引发的闹剧，现在可以终场了。

这篇题为《白求恩闹剧的终结》的文章首先剖析了加拿大现任国库委员会主席克莱门特（Tony Clement）的话：“中国的孩子们在学校学习什么是帮助人时，学的是白求恩的故事。”

白求恩出生在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丘陵小镇，朝圣的中国人打破了这里的寂静，加拿大政府把他出生的房子定为文化遗产，前总督伍冰枝为他揭幕了一尊雕像，当地的旅游广告词更定为：“英雄之家！”然而白求恩毕生与各种争议相伴。他脾气暴躁令人生厌，长期酗酒，作为医生又超脱于时代，走的是社会化医疗的路子。1935年，白求恩加入共产党，36年参加西班牙内战，他发明的流动献血车减少了因失血而造成的死亡。

白求恩真正成名在中国，作为共产党军队的救护医生，他因外科手术割伤手指并感染上败血症，临终前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巴克留下遗嘱。后来，在加拿大名不见经传的他被毛泽东放大成国家英雄。到1960年代中期，加拿大政府突然意识到白求恩的名字可以用来促进对华小麦出口，那个时期签下了两国间第一单数十亿美元的合同。

沃辛顿认为“白求恩的故事教育中国人人们应该如何互助”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行事利己的中国人为世界所作的贡献实在微不足道。他说“利己是中国现政权的行为动机，如出售被处决者、甚至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器官，向外国人出售被遗弃的女婴，从邻国绑架和囚禁境外的政治活动人士”等。这些行为何谈助人？他认为“白求恩在中国不是帮助人类，而是帮助毛泽东的共产党，帮助的不是患病的人民，而是共产党战士”。

到了1970年，中国人发现神化白求恩可以帮他们在与加拿大人打交道时赢得商业和心理上的优势。于是每个访华的加拿大政界或商界代表团，都会受到白求恩式的礼遇，就连普通的加拿大游客也不例外。几十年来，加拿大人和中国人一样在利用这种白求恩崇拜带给他们在交往上的便利。

已故驻华大使米歇尔高文（Michel Gauvin）1982年在北京告诉彼得·沃辛顿他首次出席中国官方宴会的故事，当时中国外长建议为白求恩干杯，宴会结束时，个性爽直的高文叫住中国外长，请他“在我任职北京期间，不要再以白求恩的名义干杯，因为我不认为白求恩是加拿大的爱国者，恰恰相反，他违背了加拿大人的价值观。”中国外长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后，用大笑表示理解。此后中国官员在他面前再也没有提及白求恩的名字。

这表明中国人十分清楚利用白求恩的动机，这与现在加拿大打白求恩牌一样，都是为了做生意。不同的是，白求恩这一次是被资本主义利用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白求恩活着，他会为自己一再被人利用而暴怒：共产党人利用他来与资本主义打交道，资本家又利用他来获得共产党人的亲睐。

沃辛顿的文章发表后，加拿大左右翼读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左派指责“右派报纸让人感觉到冷战从未结束，它变成了一种歇斯底里和对黄祸恐惧的综合症，因为反对中国从来都很时髦”；“中国也为加拿大燕麦之父布罗斯(Vernon Douglas Burrows)树立了雕像，试问作者何时把他也灭了？”右派读者强调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因为“很少有不是大屠杀者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不允许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为什么加拿大要把共产党员白求恩视为英雄。”